《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考录》付琼著商务印书馆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同文堂刻本。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一，乾隆十七年（1752年）陆锦小郁林刻本。
王应鲸《唐宋八大家公暇录》内封，乾隆三十年（1765年）嵩秀堂刻本。
【著书者说】
对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调查和叙录
要说清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还得从明人茅坤谈起。现存第一个唐宋八大家选本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万历七年（1579年）由其侄茅一桂初刊于杭州，世称“虎林本”。此后明人孙慎行、吴正鹍、陈贞慧、郑邠等复有赓续之作，多以“八大家”名其集；清人卢元昌、江承诗、朱璘、唐琯、璩绍杰、华希闵、吴炜、陈兆仑、李元春等踵事增华，唐宋八大家散文之专选，乃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清人所编的这批选本为今人所熟知者不多，钟志伟《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2008年）论及8种，其余散见于公私藏书，尘封蠹蚀，鲜有问津者。近10年来，笔者一身独行，遍游海内，坚持“蹲点调查、手摩目验、复制原书”的原则，续有所得，撰成此书，考辨和综录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48种，内容涵盖编者生平、刊刻缘起、版本异同、评点特色等八个方面。《引论》部分对八大家选本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在漫长历史时空中的衍生机制作了宏观考察，并对编者群构成、选文宗旨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作了综合论述，与考录部分构成点面结合、相济为用的两个基本框架。尤其留心于同一种选本的不同版本之间的版本关系及其优劣异同，以及每种选本对以往选本的传承和突破。考论所及，大都探赜索隐，自出裁断，不为成见所囿。
关于“唐宋八大家”名称的论争
“唐宋八大家”之名，在清代选坛上是有争议的。
一种观点认为唐宋“大家”不止八家，茅坤所选八家取径过狭，而且比例失调，“不可以为定称”。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批评茅坤“选大家而限以八”是“坐井之窥”“适足以掩遏前人之光”，并说“大家有定数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于是增唐人李翱、孙樵为十大家。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又说茅坤“取千百世之人而强合之为一队”，其所立“唐宋八大家”之名“不可以为定称”。不仅认为唐人入选过少，三苏皆选过滥，而且将八大家界定为没有共性的乌合之众。何焯《唐宋八大家文抄序》则说，“八家文各自成家，其不悖乎六经之旨、不离乎史迁之法则一，故可合八而一之……似此八家者，增一不可，损一不可”，认为八大家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不可增减，与储欣、袁枚的观点针锋相对。
清代选坛对唐宋八大家的评价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以来，选坛上有一种攻讦八家以自高的风气。乾隆时期，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说，“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最常见的是说八家“醇驳相参”，即儒学根脚浅，没有完全达到“文道合一”的境界，有时还掺杂着佛道思想或纵横家习气。其中最突出的是三苏。茅坤说“苏氏父子兄弟于经术甚疏，故论六经处大都渺茫不根”，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说三苏的纵横家习气“坏人心术”，“学者若喜此等议论，其渐有流于顽钝无耻而不自知者”。张谦宜《絸斋诗话》说：“八家之于经，只是模仿字句，用文作料，就中道理，都未细心研究。所以韩不言格物，欧不信《系词》，王斥《春秋》，苏氏论《诗》《易》《中庸》，极为背戾，皆不得曰知道。”在他眼里，不仅三苏，就是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也“不知道”。此类观点虽然尖刻，但大抵承南宋朱熹而来，并非清人独创。
清代选坛释放的新声音来自对这一派的反拨。康熙初年，蔡方炳《八大家集选》说，八大家与原始儒家“异轨而合辙”，那些今人看来“不合道”“不尽合乎道”的所谓“驳”处，是灵活“用道”、救弊补偏的结果，无可厚非。而且在“孔孟已往而后、濂洛未兴以前”的“圣道湮晦”之际，如果没有八大家的“羽翼昌明之力”，圣道就会“绝而不续”。这就将八大家放在古往今来的道统链条上加以观照，肯定了其存亡续绝之功，呼应并加强了茅坤赋予八大家的道统光环，从一个宏大的视角消解了“醇驳相参”说。乾隆初年，沈德潜说，文道合一、有醇无驳的“醇乎醇”境界，只有“宋五子”能够接近，“余如贾、董、匡、刘、马、班，犹且醇驳相参，奈何于唐宋八家，遽求其备乎！”还说“宋五子书，秋实也；唐宋八家之文，春华也。天下无骛春华而弃秋实者，亦即无舍春华而求秋实者”，站在文学的立场、以一种宽容的姿态为八大家的“醇驳相参”作了开脱。
（作者：付琼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本文图片均选自《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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