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最残酷的恐怖暴政始于哪里？
在1792年的8月10日，那一天，法国的道德开始凌驾于法国的法律：
革命领袖雅克·丹东以“爱国道德”的名义，不顾基本的宪政法律框架（此前国民公会不断在天主教问题上以公民道德的名义，挑战曾经与保守派达成的共识），向巴黎暴民们发出进攻王宫的呼吁，“法国的公民们，居住在那个宫殿里的人，没有一颗和我们一样的爱国之心，所以他必须受到人民的惩罚。”从此，法国的法律威信一败涂地，国家进入了动荡不安、以道德审判他人的恐怖政治阶段。
在法国大革命中，恐怖政治的最高潮在哪里？
在1794年3月30日，那一天，法国的道德完全取代了法国的法律，公民道德的最高标榜者罗伯斯庇尔在抓捕并处决战友雅克·丹东的时候，给出这样的理由：“美德一词曾让丹东发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自由的捍卫者？（丹东曾与圣鞠斯特辩论，嘲笑了后者公民美德的论断）”而雅克·丹东也沦为了他自己所开创之道德审判的牺牲品。
很多时候，道德的偏执往往意味着道德的乱政，尤其是道德淹没了法律的情况下。
道德审判之所以乱象重重，并非她的本性不善，而在于她的评判标准是如此的多样化，以致于极易沦为被有心者操控的工具。
评价一个人道德好坏的视角往往是多方面的：家庭的道德、公共的道德、职业的道德、国家的道德，皆有不同的标准和内涵。
某个偷窃的女人很可能是一位为了喂养自己孩子的慈母；某个贪污的官员很可能是一位为了回报父母的孝子；某个突然抢劫的土匪很可能只是一位为了孩子学费而苦恼的好父亲。在实际生活中，上述案例数不胜数，我相信每一个阅读新闻的人，都能看到这样的故事，也在内心之中泛起过同情的涟漪甚至宽恕的冲动。
如果媒体在报道上面提到的偷窃案例时，仅仅谈到了偷窃，那么民众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个人有罪；如果媒体在报道偷窃时，强调这个女人偷盗是为了孩子，那么民众就会对这个小偷产生同情；如果媒体在报道偷窃时，还陈述了孩子的无助，那么民众很可能会给这个小偷捐款；如果媒体在报道偷窃时，还提到了被窃超市的冷漠无情和为富不仁，那么民众甚至就会认为这个小偷是无辜的（因以前工作的关系，此案件中的舆论转变，本人就亲历过）。其他案件同样类似。
事实上，由于缺乏在灰色边缘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民众往往对完美的道德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向往，其情感既敏感又脆弱，他们常常因震撼人心的感动瞬间而痛哭流涕，或者为了那些令人愤慨的只言片语而义愤填膺，却极度缺乏对法律规则的基本坚守。
这种单纯又愚昧的政治特性，往往使得那些舆论优势者能够轻易支配他们的情感。就像上述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舆论上取得优势地位者只需要在讲述案件过程的时候，刻意放大或者缩小某些细节（考虑到现实人物和故事的复杂性，并不缺乏这样的素材），就能轻易煽动起民众的道德情怀，并主导案件的审判：事实上，大多数现代专制或者暴民政权的构建，就是从以道德凌驾法律开始的。
2004年9月26日，陕西籍男子姜云春怀揣炸药进入兰州市东岗东路省文联家属院676号西单元503室向房主暴力讨债，由于担心姜引爆炸弹伤害周边居民，当地警方在姜出来以后，将之击毙。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在报道中普遍强调了姜的农民工身份，不断渲染故事的悲情，最终激起了舆论的巨大愤怒——却完全忽视了当时周边居民的安危，这恰恰是现场警方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现代文明的先贤，为何要以法律而非道德来判断是非罪无？就是因为经过无数前人经验的积淀，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完善了可能被扭曲的细节，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努力维持最大程度的公正。只要法官对法律的尊敬，能够严格防止个人（亲情友情）或者公众道德（平等、博爱、多元文化）的侵蚀，就可以确保不出现最糟糕的结果，并保证国民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因为，真正的法治是最不容易被扭曲的制度。
实际上，那些最糟糕的行政措施、最严重的社会灾难、最恶毒的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超越法治屡屡出现，所依托的恰恰是舆论操纵下的道德力量。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违背基本的法律常识，将大量非法移民堂而皇之的合法化，将是通过媒体不断鼓吹“平等博爱”，以道德的名义最终迫使最高法背叛了自己本应维护的法律，这反过来激发了美国国内的白人民族主义，造成了国家的不稳定；
在2015年，西方政府之所以能够违背基本的难民法律，大开国门，不顾后果地吸纳了数百万难民，靠的就是媒体对一张难民儿童照片的不断渲染，掀起了道德的海浪，淹没了西方社会的法治堤坝，最终导致了极右翼政治的崛起，并使得整个欧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窘境；
难民危机始于道德压制了法律
同样，国内东北、山西等地，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屡屡以“为富不仁”、“瓜分国有资产”等道德借口，制造群体事端或者撕毁契约，最终使得投资者将这些地区视为雷区，再也不敢轻易涉足，这些地区的经济也一路破落（俄罗斯、拉丁美洲类似，充满道德狂热的地区，往往不尊重法律和契约，也很难发展起来）
道德破坏法治最糟糕的恶果集中体现在暴民和专制政治上。罗伯斯庇尔恐怖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就在于1792年雅克·丹东以“爱国道德”号召巴黎的暴民，摧毁了法国的立宪法律体制，为后续血腥至极的道德暴政铺平了道路；列宁在俄罗斯的红色恐怖之所以得以构建，就在于他以平等道德为旗帜，摧毁了该国的宪法会议（1918年1月）；而纳粹政权摧毁德国《魏玛宪法》的时候，恰恰是以“拯救德国”道德旗号，在国会通过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令（1933年3月）。
“让立宪会议见鬼去吧！没有平等就没有一切！……苏维埃将拿出国家拥有的一切给贫农和战壕里的士兵。资产者有两顶帽子，那就要拿出一顶给战壕里挨冻的士兵。你有暖和的靴子？那就在家呆着吧，工人兄弟需要你的靴子……”
——1917年10月，在涅瓦河右岸人民宫，托洛茨基要求彼得格勒士兵发动革命（随后彼得格勒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以致于列宁不得不封锁讯息和人口流通稳固体制）
“就我个人看来，法国、俄罗斯、南美洲相比于英美，之所以在现代化中动荡不安，就在于他们的国民和知识分子，崇尚道德而不是法律，缺乏对宪法的尊重，没有维系共识秩序的宪法权威，这种国民享受动荡和专制乃是其天生特性决定的。”——王陶陶《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论法治》
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痴迷于公共道德名声，缺乏对法律威严的尊重，她的出现恰恰反映出美国法律在左派道德面前的不断溃败，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美国法度败坏的肇因之一。
我从不认为法律能够带来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完美和绝对的满意，毕竟现实世界就是不完美的，但是我相信真正的依法行事可以带来最均衡、最稳定、最持久的相对公平。中国缺乏法治观念，不仅仅在于手握权力的政府，也在于民众自身的认知，更在于那些标榜法治和文明的知识分子。
就像1792年的布里索、雅克丹东（律师出身）、1917年的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1946年的黄炎培、马寅初、储安平一样，知识分子们往往口头标榜追求法治，内心却充盈着不可遏制的道德冲动，无时无刻不以理想国的标准苛求现实，将民粹鼻祖布里索、丹东式的道德腔调置诸于法律的威严之上，却不知，这只是鼓动暴民政治的蠢举。
据传记作家描述，“他（雅克丹东）的身形高大，他的性格活跃，他的五官鲜明，粗旷，和令人不快，他的声音可震撼大厅的穹顶，他曾是人民心中公认的道德代言人”——前律师丹东最终死于不道德的罪名之下。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真正热爱这片土地，那么不如从尊重法律的权威做起，少谈点道德，多讲点法治，一步步改善当前的现实，使之成为一个尊重契约、权限分明、不做蠢事的国家。这或许不是一个让人完全满意的选择，但却绝不会是一个让人悔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