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征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纯洁、执著的感情。当时，在我们班级中，相当一部分同学都已经有了家室，有的已经有了小孩。我们当时的班长刘和海和他的山东老乡冯殿美，都已经育有了3个儿子。而象我们这批年龄段的同学，则大部分都还没有结婚，仍处在恋爱或者单身阶段。但是，不管是有家室的同学，还是正在谈恋爱或者单身的同学，一个学期给家里，或女(男)朋友写信，也就几封而已。而丘征元，给他的女朋友则是定期地、每周一封情书。这常常使我们大家既羡慕又感动。因为这在当时，坚持此事并且能够公开坦然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同学，应当是非常前沿的事情。
每当收到女朋友的来信，丘征元就会一脸幸福地津津有味地仔细读起来，然后就摊开信纸开始回信。那种专注、那种神往，就象在从事一项世界上最为神圣的事情。可以想像得到，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有时，我们也会开玩笑地请求丘征元，能否让我们看看他女朋友的来信。碰到这种场合，他总是会脸胀得绯红，一面连连摆手拒绝，一面就急急地逃离大家的视线。一副憨厚腼腆的可爱的神态尽现众人面前。
苦行僧姜明安
左起姜明安、何勤华、武树臣
姜明安，比我年长几岁。所以我从一入学相识就叫他“老姜”。大概是复员军人出身的缘故吧，从入学第一天开始，老姜就一直穿着一身旧军服。与我们班级其他一些复员军人到了大三、大四不再穿军服不同，老姜几乎到毕业，始终没有脱下那一身旧军服，而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脚上的那双洗得有点泛白的军用胶鞋。
姜明安是个老实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朴实无华；老姜也是一个勤奋苦学之人，四年大学，他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兴趣，也没有什么大的谈情说爱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其生活非常规律：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食堂，再从食堂回到宿舍，背着一个军用书包，这么三点一线地重复走着。
由于姜明安的上述两个特点，在我的印象中，就自然而然地将他视为我们班的“苦行僧”。
大概从大二时起吧，我们就发现老姜对宪法和行政法抱有浓厚的兴趣，开始系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他也是当时给我们上比较宪法课的龚祥瑞教授的得意门徒之一，龚教授很喜欢他，这些在2007年《南方周末》刊登的《黄浦一期那班人———北大法律系七七级》的长篇记叙文中已经作了很多报道。由于这些原因，1982年初我们毕业时，老姜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北大法律系，任宪法行政法教研室的老师。过后不久，他选编、主编和撰写的行政法方面的作品就开始源源不断地面世，为新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行政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老姜的勤奋苦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在俄语的基础上又成功地学会了英语。这对他的学习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由于掌握了英语，他经常被邀请赴英国和美国去参加学术会议和从事学术研究。当我第一次听到老姜去英国访问学习时，我真的从心里为他感到高兴。更加令我吃惊的是，从英国回来后，老姜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理了一个大背头的发型，穿上了笔挺的西装，系上了鲜艳的领带，脚下的皮鞋也是擦得铮亮的，整个人都换了一个，一下子从“苦行僧”变成了一名“海归学者”，显得特别精神，特别有学问。
老姜和我不在一个组，在大学读书期间我们交往不是太密切。他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种刻苦学习的动力。毕业后，由于我们都在法学教育战线上工作，我们之间的交往开始增多，除了到北京出差，我会回北大看看，有时也和老姜见一面说说话之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多。虽然，随着老姜学术地位的上升、知名度的迅速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老姜的外形和生活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如理了一个漂亮的发型，穿起了质量很好的西服，开起了高档的小汽车，脚上也看不到泛白的军用胶鞋了，但老姜的“苦行僧”的精神：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执著追求的学术理念，独立自主的法律人品格仍然没有变。
一边走路一边背英语的李克强
李克强是从安徽考上来的，与我同年。比我高半个头，一米七六的样子，身材非常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给人感觉是英气逼人。话不多，但讲起来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
克强当时分在一组，和王志勇、王建平、丛培国等在一起。因此，我们之间平时接触不是很多，说话也不是很多。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学习异常用功。没有课的时候，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好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在我与克强同学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至今依然非常清晰。一件是我们两人认识的过程。那是入学之后的事，在一次全班大会上，听取系里领导的讲话。我一边听，一边翻看手里的同学花名册。我当时的学号是36号，跟在我后面的37号同学叫李克强。在这次大会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是从安徽考上来的，1955年出生，去农村插队落户，是个知识青年，入学之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还获得了全省学习《毛选》的先进个人的称号。我想这个同学的经历与我非常相似，我应该认识他，交流交流。此时，我看到坐在身边的一位同学也在翻看同学名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哪个小组？他说是一组的。我又问他：哪个是李克强？他说我就是。同时，他马上反问：你是何勤华吧？我说是啊(大概是我们的学号连在一起，故他对我也比较注意)。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之后，有过几次我们坐在一起听学术报告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听一个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讲到一个名词：canonlaw，讲座中多次出现。我没有听出来，就问克强：什么是canonlaw？他就告诉我：canonlaw就是教会法呀，我才反应过来。同时也对他的专业外语水平感到钦佩。
回忆上述小事，并将其写出来，主要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很容易的。就拿写东西而言，我虽然也写了并且公开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开始时完成的成果，许多都是很幼稚、很粗糙、很肤浅的，后来之所以一点点有进步，主要是因为自己比较执著，从不放弃，不断琢磨，并且得到了像李志敏、由嵘、徐轶民、陈鹏生、余先予等老师以及武树臣、李克强、陈兴良等同学的指点、帮助乃至批评。因此，任何人都不必埋怨自己的处境，只要你能够多听他人的意见，善于吸取身边每一个人的长处，来弥补和充实自己，就一定可以有所进步，慢慢前进。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之十二）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丛培国
郎才女貌的丛培国夫妇
丛培国来自东北农场，与我同年，也是1955年出生的，比我小几个月，故我叫他“小丛”。我和小丛，虽然不在一个小组，但我们接触比较多。当时的接触，除了一起听课、进行体育活动、参加一些学术讲座之外，更多的是在他的宿舍里，我，刘凤鸣，陶景洲，李启家，张永明，王志勇，有时还有陈兴良等，听小丛聊天，或叫侃大山。小丛聊天的水平非常高，极富吸引力，常常将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逗得大家笑不过气来，所以他的宿舍里经常是一片笑声。
在听小丛讲述的他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听得我当时就目瞪口呆，至今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且一直没有搞明白他讲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在当时的东北黑龙江农场里，由于物质的匮乏，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尤其是小孩，因为没有什么糖果啊、饼干啊等零食吃，所以一等农场里收割上来红薯、大豆、花生等，就拼命地吃，而且也不等烧熟、炒熟，就拼命吃。有一次，他吃生的花生吃得实在太多，肚子不舒服，就上厕所大便。结果非常有趣，他蹲在那里老半天，拉出来的不是大便，而是一滴一滴的油！拉出来了许许多多的油！我当时就问他：那你人不就成了一架榨油机了吗？他笑着说是啊是啊。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30年，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禁不住要乐，暗地里笑出声来。同时，至今也没有闹明白：人怎么可能成为一架榨油机！
小丛毕业时也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后来就留在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当了教师。没过几年，他又离开北大，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可以想像得到，凭小丛的北大法律专业的良好基础，以及他的雄辩口才，他的律师业务做得非常红火，现在已经是京城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也是我们班级每次同学聚会、开展活动时作出贡献最大的人之一。
谢思敏与《塔里的女人》
意气风发的谢思敏
谢思敏，和我并不是一个组，但由于年龄相仿(他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两岁)，因此经常在一起看书闲聊，有时也会一起去听一些其它系如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的讲座。小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特别的聪明。因为他在考入北大之前是公安民警，进大学之后还是在职的，一边拿单位的工资，一边读书，所以前一两年基本上天天穿着公安民警的制服，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谢思敏大学毕业时考上了出国研究生，去了日本。读了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从事律师工作，现在是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京城著名律师之一。
在和谢思敏交往的四年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我们传阅小说《塔里的女人》。该书印刷质量不好，字很小，总量也不过十来万字吧，在当时，还被列为“黄色小说”的范围，因此我们只能在私下里偷偷地看。其实，该书没有一点诲淫诲盗的内容，而是讲述了一个悲惨凄凉爱情故事，其包含的人生哲理，即使在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异常深刻，弥足珍贵的。
应该说，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但当时的我们都被这部小说所深深吸引，在谴责主人公太懦弱的同时，从中体会到的一个最深刻的生活哲理，就是“爱情是不可以转让的”。
我记得，当时这本小说小谢也借给我们宿舍的刘凤鸣、陶景洲看过，但这次入学30周年搞纪念活动时，我问小刘和小陶，他们对这本书都说没有任何的印象了。真格是“往事如烟”啊！鉴于此，我特地写下如上这些文字，以留住我们当时的大学生活，也留住我们当时的情感。
江南才子陈兴良
2008年5月和兴良（左）在北大会议中心
1984年夏天和兴良（左）在人民大学门口
兴良是浙江人，祖籍义乌，上北大之前在建德县公安局工作。因为兴良年龄与我相仿，我1955年出生，他1957年，所以从一入学就开始接触，交流也比较多。但因为我们不在一个组，他是二组，我是四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在图书馆出来的路上、课堂之间以及在宿舍里的聊天和讨论问题的时候。兴良人比较瘦弱，又戴着眼镜，故给人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的气质。我虽然也和他一样瘦小，但我没有戴眼镜，且手脚比较大，背有点驼，加上手上还有老茧，故不太像知识分子。
大学毕业时，兴良考上了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的硕士生，与赵秉志、张智辉同一届，一起师从高铭暄老师，我则考回了上海，跟随徐轶民老师读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虽然地区南北，但我们联系还是比较多的。1984年夏天，我为写硕士论文而外出调研，第一站就到了北京，兴良将他的宿舍床铺让出来给我住，他自己则在别处找了一个地方住下，还给了我一些人民大学食堂的饭票。我那几天都是在食堂里吃的饭，人民大学的食堂办得不错，比北大的要好，我吃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由于睡兴良的床铺，故与和兴良同一宿舍的王利明也认识了。我记得当时的利明已经开始在埋头写论著了，手稿以及复印的资料从地上一直堆到有一人左右的高度。那是我第一次领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生的生活，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就是当时的佼佼者，现在的法学大师。所以，兴良让床位给我，不仅解决了我的住宿、吃饭等生活问题，也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看到了前进的目标(顺便说一句，当时研究生外出调研，一般都是借住同学的床铺，或者是同学的同学的床铺。如我离开北京到西南政法大学调研时，就睡在了夏勇的床铺上，而夏勇并不是我的同学，是通过北大法律系79级同学何力联系上他并认识成为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