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经过百般阻挠甚至死亡威胁后，一反精英阶级的舆论，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说明美国人民有了需要“再解放”的觉悟，美国思想界在更大的共识中显示了人民力量，同时也说明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也是纸老虎。
1965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说：“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帝国主义势力。
——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
[美键词]美国、政治结构、外交、半殖民地
[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191）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国际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2013年第3期
目录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三、从远东到中东：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肾虚”
四、“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五、中国应对的战略与策略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着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后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做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国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各式国际会议上“分田分地真忙”，终于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6]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7]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8]，以及在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毛泽东看透了这一点，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9]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2]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13]，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14]，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将黑格尔对古代罗马扩张所带来的国家异化所作的结论用于今天的美国是适当的，他说：“这样一来，罗马威震四海的主权便成了一个人的私产。这种重要的变迁不能看作是偶然机会；这是必然的——为环境所造成的。民主宪法在罗马实际上已经不能够再维持，只是虚有其表罢了。”[15]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16]。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1.7%，2009年猛跌至–18.7%。[17]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8]。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19]。
既然是浮财（而不是本国实体经济的利润回流），那它就不会持久。19世纪的欧洲的“维多利亚”繁荣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末期出现的西方繁荣，自苏联东欧垮台至“9·11”事件，其间则有十几年的光景。
但是，与当年的英国不同，来自南方国家的巨量浮财并没有刺激美国的实体经济——这是民族国家的基础，而是使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20]。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21]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将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22]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23]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赚钱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要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要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当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国国民的负担，同时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了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并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
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000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真实商业投资的年增长率只有0.8%；正式就业岗位数量的年增长率也只有微不足道的0.1%。家庭真实收入中位数增长下降了8%，中产阶级全职工作岗位数量下降了6%。收入“最低”的90%人口的真实净值下降了四分之一。领取食品补助券和残疾救助的人数翻了一番还多，达到5900万，约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29]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尽管美国经济规模比2007年的衰退前峰值高出近5%，比2009年的谷底高出逾10%，但收入中值仍在下降，原因是最高收入人群得到了大部分好处。这体现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上——目前失业人口占劳动力比重是7.3%。还有很多人未充分就业或干脆退出就业市场。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12年家庭收入中值从51100美元下降至51017美元，比2007年的衰退前峰值低了8.3%。目前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按实际价格计算低于1989年的水平，家庭收入连续第5年下降。这些年度数据表明，美国中产阶级正渐渐成为“失落的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机构——罗素?塞奇基金会的主席谢尔顿?丹齐格表示：“比起2000年，今天贫困更严重，家庭收入更低。”[30]
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恩格斯在分析古罗马衰落的原因时说：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还是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31]
现在，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在美国都“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那么，如果没有其他象苏联垮台那样的国际“浮财”挽救，美国除了革命，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没有。稍有区别的只是，目前白宫政府急需“浮财”，而美国人民则急需革命。现在美国白宫正在与人民“赛跑”。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32]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国家。目前象美国这样半独立的国家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一般说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在外交上不会成为头脑清楚的民族。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33]而美利坚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自由的民族。
二战前的美利坚民族是被欧洲压迫的民族，这一时期尤其是华盛顿、林肯及两位罗斯福总统[34]时的美国外交，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看真是精采纷呈，可圈可点；二战后美国则转化为压迫民族，其外交的亮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则日益惨淡，若从国际资本标榜的“全球化”视角看则大可让一些人“仰望星空”。有比较意义的是，与英国的称霸经验不同，英国大不列颠民族是以压迫民族的身份称霸世界的，而美利坚民族则是作为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来称霸世界的；也就是说，当美利坚民族在二战后转化为压迫民族的同时它自身又受到华尔街国际金融财团压迫。这真是既辩证又讽刺：这时横行世界的美国已失去了它民族独立的性质，其外交成了在“美国”幌子下为华尔街财团牟利的工具——这就可以解释二战前美国外交充满战略智慧而在战后则挫折连连却又屡败屡战的原因。
二战期间罗斯福很明智地与斯大林联手在打败希特勒目标之下也附加了取代英帝国、解除欧洲世界霸权的目标。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坚持的意大利。大兵所至即势力范围边界所至。如果从意大利登陆，东欧会被西欧控制。西欧离不开东欧，东欧在历史上一直是喂养西欧的头排“奶牛”。如果失去东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就失去了最近的外围市场。罗斯福和斯大林坚持从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的目的就是让东欧就由苏联军队来解放。东欧解放后，东欧这头“奶牛”就让给斯大林牵走了。失去东欧，欧洲也就从内核圈内被击垮并由此去势。接着美苏再次联手将目标瞄向喂养欧洲的后排“奶牛”即非洲殖民地。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美苏利用联合国讲台把英、法从埃及赶走。英法退出后，非洲这头“奶牛”又被美国牵走。失去东欧、再失去非洲，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寿终正寝。
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推向世界霸权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任期内对美利坚民族所做的贡献令美国人引以为豪。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能够如此挥洒自如并大获成功的原因，还在于这时的美利坚民族还处在被欧洲压迫的地位，它还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以及被欧洲驱赶到美国的华尔街国际财团对欧洲旧恨未消，因而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在反欧问题上尚能结成暂时的同盟。希特勒在打倒英帝国的同时也在欧洲扫荡了以犹太人为经营主体的国际财团，由此引出的辩证结果就是希特勒为国际反法斯的阵营尤其是其中的美国送去了迫切需要的国际资本。美利坚民族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来自欧洲的“破落户”，这批在欧洲接近破产的人也用他们的财富和才智帮助美国及其盟国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势力，由此带来的辩证结果便是在美国取代欧洲后他们也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且反客为主，并很快成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
在此，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白宫或华尔街谁可以统治美国，而是谁可以代表美利坚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些扎根于美国的国际财团对于美国并没有因在美国“子食汉禄三世”[35]而有回报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36]并了解其中三个人物即中国人王启明、美国人大卫和华尔街国际销售商安东尼之间关系，以及安东尼在王启明和大卫激烈竞争中牟利的生存方式，就不难认识华尔街反对各国民族主义却不在意民族冲突和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也不难认识到今天的华尔街国际资本为什么如此超负荷地奴役美利坚民族，在美国已精疲力竭时还逼着美国挑起战争的原因。对华尔街来说，民族国家将来反正都要消失或被消灭的。
有人会问：这不是与马克思“国家消亡”理论一样吗？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工具，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37]。至于国家消亡，他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38]恩格斯特别强调：“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39]马克思在国家消亡后最终要实现的是全世界自由劳动者组织即“自由人联合体”，而国际资本最终要实现的却是资本和资本家精英们统治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40]；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1]。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42]，列宁更是告诉世界工人阶级，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为此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43]。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和第二国际（1889～1914年），列宁成立了“共产国际”。
19世纪初，为了消除政教二元冲突，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44]在二百多年过去的今天，“神”还在地上行进，但它——至少在美国——已不是国家而是国际资本及其华尔街金融组织。华尔街国际资本是靠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吸吮“血液”即金融而生存的，它并不在意国家“躯体”的民族特性——更不在意其所依附的组织是否叫“共济会”或其他名称，因而将来它也不会珍惜反而会在美利坚民族被榨干后抛弃美国继而抛弃美元并转身寄生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肌体之中。
就在美国步入霸权大国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和华尔街的利益开始分道扬镳，美国自身开始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华尔街转而将支持的目光投向“欧洲的复兴”。狡兔三窟，长期游荡在国家之间的资本开始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寄生体做准备——当然，欧洲的衰变也让华尔街看到了机会。
早在美国崛起之初，欧洲就有了“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的考虑并得到共济会的支持。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Rhodes）[49]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社”，会社确立的“崇高”目标是：
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5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更是深刻地反思了内部长期分裂导致其失去世界霸权的原因。对此感受最深的是丘吉尔。此前，他不理解张伯伦对希特勒德国绥靖政策的深意[51]，欧洲在“兄弟阋于墙”的两次大战中倒掉后，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52]。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53]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象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的带动下为恢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54]
麦卡锡就不说了，为什么说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是“忽悠”美国呢？这是因为他为美国设计的战略任务超过了美国的国力。当时李普曼等人对凯南的战略提出尖锐批评。但华尔街不允许这些理性声音进入主流。华尔街“军工复合体”财团在战后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这一目标与丘吉尔的用离间美苏的方式报复美国的战略客观上部分地一致起来。结果，在凯南设计的目标下，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相当的力气。与此前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比如威尔逊、艾森豪威尔等上台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卖命下台却忏悔的美国领导人一样，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后悔不迭，他说：“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58]
1953年正在经历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发现了问题，他们推选出与罗斯福一样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艾森豪威尔（1953～1961年）上台。艾氏认识到美国已有“大权旁落”于“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果断地终止朝鲜战争并缓和与苏联的冷战。他恢复了罗斯福路线：再次联手苏联，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法赶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就失去了非洲，自此，欧洲霸权彻底从世界范围退出。
与艾森豪威尔一样，尼克松在任（1969～1974年）内也看出欧洲利用美苏冲突削弱美国的意图。为了恢复美利坚民族的元气——这与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冲突，尼克松与中国握手并果断地从越南撤军。但就为了这一小小的要求，尼克松给华尔街以天大的补偿。尼克松之前，支撑华尔街金融力量主要是军火集团。尼克松上任后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让美元与石油挂钩。这样美元就增加了另一支柱，这就是世界石油。尼克松在书中对此解释说：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如果苏联有力量关掉中东的石油龙头，它就会有力量使工业化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它屈膝。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人没有必要像他们接管阿富汗那么实际接管波斯湾国家。他们通过外部压力或内部动乱，使西方得不到这些国家的资源，也可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59]
尼克松看到了石油中潜藏着巨大的交换价值。他说：
现在回想起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美政策确实打到美国的“七寸”即石油控制权上，也正因此造成了美国对苏联有史以来最直接也是最强烈的反弹，以至美国为击垮苏联而放弃与苏联建立的战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美国转而扶持和联手欧洲对付苏联。事情的切入口就是“波兰事件”。与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美国不介入的政策不同，1980年的波兰事件中美国真正插手波兰，利用天主教的力量，整体性地拉动了东欧国家的反苏情绪，最终促成了苏联的逐渐“改革”和最终解体[65]。勃氏反美不知轻重，硬将美国打出由美苏共同支撑的欧洲雅尔塔体系，至使苏联继而美国因独木难支而坍塌。鉴于这样的经验，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66]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意在提醒中国外交不要重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不给对手退缩留有余地的失误。
苏联解体后，欧洲和美国的日子特别好过。它不仅控制着中东石油，同时苏联解体也向美国和欧洲流失出相当的战略资源和大量浮财。东欧再次成为欧洲的“奶牛”，为欧洲的复兴提供“原始积累”，苏联让出的战略资产和财富也养肥了美国。老布什开启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前后相随，这两件事为美国军工、能源及建立其上的金融集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从老布什（1989～1993年）至克林顿（1993～2001年）的十年黄金时期，此间美国似乎成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到了21世纪初，苏联解体给西方带来的红利因普京上台和欧元出现而大幅缩水，美国危机随之加速扩大。小布什开启的阿富汗战争与欧元的出台也前后相随，这时的美国已感到了美元的危机。因为中东出现了以欧元结算石油交易的苗头，2000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改用欧元结算[67]，这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再次触动了美国的“七寸”，由此引发小布什利用“九一一”事件，挥师阿富汗继而发动伊拉克战争。
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置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68]，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返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至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美利坚民族有自己的货币即美元，却没有独立支撑美元的民族产业，也没有独立的国家银行。其造成的恶果是：美利坚民族因反复透支导致“肾虚”，它只能按华尔街的旨意超负荷干重活以从华尔街国际资本那里乞讨点财政补贴——这样的民族着实让人可怜。
现在经常有人批评美国，其实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已认识到目下的美国已不是美利坚民族的而是华尔街国际资本的牟利工具。白宫已不能代表而最多只能兼顾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它在主权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其核心部门比如金融、财政、外交等却被代表国际资本的华尔街势力所操纵。从外部说，美利坚民族已经变为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从内部说，与美国初期不同，这时美利坚民族已与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利益尖锐对立且不可调和了，目前美国人民的抗议声浪日益向华尔街国际资本集中。
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个目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致力于更先进的技术方法，很少考虑大众的想法。[74]
国家主权对目前的国际资本而言，只是它通向统治全球目标道路上必须利用同时又必须不断离弃的台阶。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华尔街不会在意美国，在将美利坚民族榨干之前，它会准备好新的国家附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财团借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携带巨资大批重返欧洲——也可能还有一部分来中国“探路”。
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点。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总之，极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75]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让人也会觉得很贴切。
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领”运动后，美国出现了更具破坏性且愈演愈烈的“枪击案件”[76]和正在一些州涌动着的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情绪[77]：前者如果枪口一转就意味着社会革命，革命的对象不会是白宫而一定是华尔街；后者则意味着美国的分裂，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而是代表其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78]
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79]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垄断资本不好，不能说人民不好。”[80]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的今天，美国人民已通过“占领华尔街”行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制度”的不满，“再解放”的任务对美国人民来说显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由此而论，今天我们需要与之斗争的“美国”，并不是美国人民的美国，也不是美利坚民族的美国，而是华尔街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白宫执行更多的是华尔街国际金融资本家利益而非美利坚民族遑论美国人民的利益，目前的“需要再解放”的美国人民与美利坚民族已成为华尔街利益的对立存在，他们需要“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而他们是与中国人民的同盟力量，二者斗争的对象都是以华尔为首的国际金融帝国主义及其政策。
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宣布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81]。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为美国“战略东移”的启动提供了契机。
但是，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国外交转向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的战略收缩，恰恰相反，它是一项单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牟利的外交选择。这时的美国已不同于尼克松时期，它已更深地陷在“半殖民地”泥泞中不能自拔，因而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只要戴上“华尔街”视镜，那些不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却还要大力推行的外交政策——比如希拉里作出的“战略东移”选择——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19世纪中叶，英国打败中国和印度致使中印巨额财富流向并拯救陷入危机的欧洲并由此造成所谓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向美国和欧洲再次释放浮财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狂欢盛宴。21世纪初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危机，美国的目标再次瞄向已很有“小康”气象的中国。
《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87]。那么，美国的求福天命何在呢？在节制。与身体保养同理，国力来自节制而非透支。目前摆在美国“战略再平衡”前面的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民族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服务的“官僚买办”的道路。按前一条路，美国战略应当继续东移，退回到关岛以东，再用发展民族工业的方式“强身健体”，这样美国国力就可以休养生息、得到恢复并会再次以新的姿态步入世界。目前看这对美国而言是最不可能的选择。剩下的就只能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服务的“官僚买办”道路，这条路的指向十分明确，那是就重返中东。没有石油，美元大厦就会坍塌，这对目前的华尔街，甚至美国相当一部分买办阶级以至美国人的感情，都是不能接受的。
由此是否说明中国的压力减轻或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呢？决不能这样认为。这只能说明国际资本（而非美利坚民族）对中国的攻击有了难度而并不意味它放弃中国目标。它还在等待中国国内出现苏联末期那种乱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4月20日报道，一个白宫顾问团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警告奥巴马总统，美国情报部门把太多精力投入到了军事行动和无人机攻击方面，报道建议美国应把情报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中国这样的传统威胁上。[88]
那么，中国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那要看条件。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中国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党的领导在中国集中表现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有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残酷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因而绝不能淡忘的血写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坚持这条经验，我们就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并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21世纪。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就有了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如果我们再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新世纪国际斗争的主动权。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2]参见孔华润（WarrenI.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89页。
[4][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88页。
[5]“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6][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7]华尔街（WallStreet）原为1792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的一堵土墙，从东河一直筑到哈德逊河，沿墙形成一条街而得名。后拆除了围墙，但“华尔街”的名字却保留下来并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通常把华尔街作为垄断资本的代名词。鉴于二战后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华尔街越来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因而它已异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名词。本文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使用这一词语的。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0]“实际上，美国军工企业在华盛顿极有影响。根据OpenSecrets.org近期报告，在2006年，国会151名议员在军工企业中的投资，总计达到1．955亿美元。主要的军工企业都参与到2008年大选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赠了261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其中49%捐赠给民主党，51%捐赠给共和党；波音捐赠222．6万美元竞选经费，58%捐给了民主党；通用动力向两党捐赠了600万美元。在2008年，诺思—格鲁曼公司和美国雷神公司，分别花了2000万美元和600万美元的公关费用，以影响国会决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神副主席林恩——另一位保守主义者，还被奥巴马提名为国防部副部长。2009年2月11日，美国参院以93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奥巴马对林恩的任命。”引自易强著：《美国沉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11]1963年10月11日，即在肯尼迪遇刺前一个多月，他曾签署了《第26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决定在1963年底将1000名美国军事顾问从越南撤出。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参阅[美]罗伯特·达克莱著，曹建海译：《肯尼迪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459页。
[1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769页。
[14][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88页。
[15][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16]盛垒、洪娜：《美国“再工业化”进展及对中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第80页。
[17]2007～2011年美国制造业增长情况
年份
总产出（万亿美元）
增长率（%）
出口增长率（%）
2007
20.9
—
2008
21.3
1.7
5.1
2009
17.3
–18.7
–18,5
2010
19.4
11.8
17.5
2011
21.6
11.6
11.3
[18]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经济年鉴2010/2011》总第26卷，第191页。
[19]2008年至2012年美国部分经济指标（单位：%）
指标
2012
GDP增速
–0.3
–3.1
2.4
1.8
2.2
失业率
5.8
9.3
9.6
8.9
8.1
制造业利润占总利润比重
14.8
9.1
13.1
13.6
16.9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1.4
11.0
11.7
12.2
12.5
金融和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20.4
20.7
19.9
19.5
[20][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21][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23]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24]梁亚滨著：《霸权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26]“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75年2月，并全文报送国务卿基辛格。对于不了解英美在波斯湾利益发展史的人来说，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一系列协议真正感到震惊的是，欧佩克石油国家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这是一项排他性政策；只是美元，不是德国马克，也不是日元、法国法郎或是瑞士法郎，尽管它们都有明确的价值。”[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校：《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27]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28]戴维·A．斯托克曼（DavidA.Stockman）是密歇根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曾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总统的预算办公室主任，最近著有新书《大变形：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TheGreatDeformation:TheCorruptionofCapitalisminAmerica)。
[31]［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147页。
[32]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页。
[34]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总统任期：1901-1909）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总统任期：1933-1945）。
[35]“子食汉禄三世，而一旦弃之为敝屣。”[明]赵弼：《三贤传》。
[36]《北京人在纽约》是由郑晓龙、冯小刚执导，姜文和王姬主演，反映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生存故事。该片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第十四届“飞天奖”，第十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
[3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3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3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43]列宁说“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１亿或15000万人口。”《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44][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45]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46]“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4页。
[48]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49]塞西尔?罗兹（CecilRhodes），1853年出生，世界最大的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的创始人，罗得西亚（Rhodesia，今津巴布韦）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50]转引自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51]参阅张文木：《张伯伦全球战略的深层设计及其失败》，载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71页。
[52]岳飞：《满江红》
[53]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法国文学家。1849年8月21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和平大会上，雨果发表演说表示“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两个巨型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合众国，会越过大西洋握起手来”。转引自惠一鸣著《欧洲联盟发展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54][苏联]B．T．特鲁汉诺夫斯基著，张德广等译：《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
[55]参见[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页。
[56][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4页。
[57]约瑟夫·麦卡锡（JosephRaymondMcCarthy）是美国共和党人，狂热极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进的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其间，他推动在全美清理共产党运动，指挥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民主党成员以及政敌、对他有意见的新闻人物，不少人被撤职、逮捕甚至被处死。后来他在军队中搞忠诚调查，引致艾森豪威尔的不满。1954年，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1957年死于肝炎。
[58]参阅[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59][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页。
[60][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61][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62]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63]参见孔华润（WarrenI.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64]参见孔华润（WarrenI.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
[66]《盖茨声称美不会遏制中国发展警告中国“别学苏联”》
[70]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1861～1865年）、麦金莱(WilliamMcKinley，1897～1901年)、肯尼迪（JohnKennedy，1961～1963年），三位总统分别于1865年、1901年和1963年遇刺身亡。
[71]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年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72][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73]《默克尔：欧元区各国若想解决欧债危机应为让渡部分主权做好准备》
[74][美]H.保罗·杰弗斯著，刘宁译：《操纵世界的黑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阴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78]《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87]《诗经·大雅·文王》，载袁愈荣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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