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意义]分析在社会转型期间我国网络舆情空间呈现的传播新趋势，指出当下可能危及社会安全的重大舆情风险。并针对我国网络舆情空间治理难点，提出一组提高我国舆情治理能力的建议。
[结果/结论]社会转型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凸显，重大舆情案件高发。同时处于媒体格局剧烈变革期，互联网环境下自媒体、直播平台、知识论坛成为重大舆论出现的新发酵源头。在此背景下提升舆情治理能力，须从治理思路、治理机制、技术方法、专项应对、媒体管理等层面进行思考，建立完善的舆情治理系统，以确保社会转型期我国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
2017年上半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过7.51亿，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互联网的匿名自由属性成为舆情发展的极好土壤。网络舆情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新阵地，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互联网使非常规突发事件上升为全局网络舆情热点，社交媒体巨大的动员功能和传播功能使个体的利益表达可上升到群体的行动选择，舆情倒逼拷问政府现象已然频现。新环境、新通道既是直击民意、解决问题的新渠道，也是引起矛盾、破坏和谐的放大器。2016年2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人民网发出“互联网是最大的变量”的警告。
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期、传播数字化构成了当前我国舆情安全的现实语境，境内外异见分子煽动舆情、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共识凝聚、非法分子利用互联网牟取利益，网络舆情安全面临诸多威胁。网络舆情安全所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聚焦在发展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文化差异、民族差异、宗教差异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焦虑、社会张力和社会失望等负面心理投影，在全球化、社会转型的社会中，极易对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
1网络舆情治理的内涵
舆情治理在于舆情学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从本意上讲是政府以约束方式进行的一种管理、监督，以维护和确保舆情秩序的形成和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社会结构和功能面临来自经济全球化、网络社会化的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极大地提升了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速度，另一方面也在更大程度上改写了信息识别不对称、知识获取不公正、社会机会不平等的社会对话结构，使得治理社会和规范行为的动力和手段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当下时期，舆情治理的重点战场已转移至网络，互联网的匿名性成为舆情发展的极好条件。在此背景下，网络舆情治理是指政府与公民共同合作，运用科学理论、信息技术、法律法规等方式，促进网络空间的互动协调发展，以确保网络空间的健康、安全、畅通与和谐发展。最终目的为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确保社会、国家及政治安全。网络舆情治理参与方主要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网民三方，行为主体是政府。在此定义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不仅包含“舆情信息汇集—舆情信息研判—舆情信息报送—舆情信息反馈—舆情危机处理—舆情工作保障”闭环链中各个环节的治理方式与方法，也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权限等方面的设定。
2我国网络舆情空间现状分析
2017年上半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过7.51亿，逾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群体。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社交媒体巨大的传播扩散能力使网络成为舆情发展的极好土壤。加之我国进入社会转型的攻坚期，网络舆情空间正发生剧烈变化。
2.1传统媒体官僚式独白疏远民众，逐渐失去公众信任
2.2媒体生态格局改变，自媒体成为公民申诉的假想通道
2.3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部分领域舆情呈现负面特征
当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高发，“雷洋案”“河北超级污水渗坑”等接连不断。舆情危机频发，是“矛盾凸显期”复杂现实问题的必然反映。医疗、法律、政治等领域群体事件的高发，反映群众对资源分配和公平正义等权利的强烈诉求。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影响下，除具体利益诉求外，公民诉求进一步向抽象权利扩展——以前发生的公共事件，多起因于百姓实际利益受损，例如征地拆迁补偿不到位、问题奶粉损害儿童健康等。现在重大群体性事件则起因于抽象权利受损，或未来利益可能会被侵害的预期：例如湖北和江苏高考名额减招事件导致的家长抗议事件，反映群众对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的强烈诉求；“雷洋案”则反映了中产阶层对人身安全的高度关切和担忧。伴随改革进入攻坚期，未来多年我国将面临在上述领域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多发。
2.4互联网空间参与主体复杂，谣言、水军、恶意推手干扰秩序
在重大突发性公众事件爆发时，海量信息充斥网络空间，一些观点极端、极具噱头、吸引眼球但未经证实的谣言在众多新闻中尤为引人瞩目。社交媒体的自由公开发声属性又为谣言传播提供了传播空间。网络谣言主要分为几种：一是假冒权威机关或新闻媒体，散布不实信息，蒙蔽公众视线；二是利用虚假案例骗取眼球、迅速吸粉、变现金钱。网民难辨真假，网络空间秩序混乱。“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抹黑中国农村的消息，虽靠网民的穷追不舍皆证实为谣言，但此前广为传播，已造成严重影响。“天津港爆炸案”当中出现数个以亲人为牺牲消防队员的骗局骗取网友捐赠钱财。网络谣言若只依靠自净和网友证实，辟谣效率极低，而且公众无法辨别辟谣信息和谣言信息何为真实信息，负面影响难以挽回。几经反复的民众情绪越来越敏感和复杂。在重大舆情事件背后，意见领袖通过就热点事件发表较偏激观点“吸粉变现”，这已成为“大V”获利重要手段，部分舆情事件背后有掺杂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不良推手。网络空间参与主体愈发复杂，管理难度持续加大。
3我国网络舆情风险分析
网络舆情空间正面临剧烈变革，突发性公众事件舆论传播出现新环境、呈现新规律。在此背景下，我国网络舆情面临舆情倒逼、话题操控、国际舆情战、法律监管真空、线下政治动员等几大风险。
3.1舆情倒逼拷问政府现象已然频现
新媒体格局下，民间舆论暴力化，民间舆论场开始从碎片、分散、妥协向全面、集群、积极过渡，诉求更加明确，规模效应更加明显；加之线上线下联动化，“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及意见领袖举报政府部门领导形成叠加效应，反复在公众心里加深“政府的决策有问题，最为快速彻底的纠正办法是暴力示威”的印象，影响社会稳定。众多新媒体能娴熟提炼并使用标签刺激大众兴奋点，从而形成于己有利、为己所用的舆论力量。如雷洋身上的“人大硕士”“环境专家”“初为人父”，弯弯事件中“旁观人群冷漠”“警方不作为”“单身女性”等标签，引导作用极为明显。在“辱母案件”中，集群、一致的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政府及司法部门在处理案件当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舆情倒逼现象已不容忽视。
3.2敏感话题易被操控，异见分子已能熟练煽动
社会转型期凸显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敏感问题成为舆情演化的重要话题。涉疆、涉藏、涉台，宗教、政治形态等问题是中西方意识形态和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资助我国海外的政治异见领袖，组织海外异见分子成立反华联盟，一旦国内出现舆情“负面素材”，特别是涉及国家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境内外在某些方面意见有分歧的事件，这些组织和个人会迅速在海外通过电台、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发声，并通过网络渗透到国内，煽动舆情发酵。借助西方多年来利用文学、电影等渗透的西方自由民主观念，配合宣扬西方宪政思潮，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将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别有用心歪曲话题，意图煽动民情，异化人民意识形态。
3.3西方战略传播意图明显，已开展针对我国的舆情传播战
2016年12月，美国总统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议案》（Portman-MurphyCounterPropagandaBill），旨在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反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政府的政治宣传，美国多年来秘而不宣的宣传战正式打响。在国际舆情引导层面，我国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如“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我国重大战略的国际舆情几乎受西方通讯社主导；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布局层面，我国起步晚而任务重，对比美国大选在我国微博引发的讨论热潮，我国战略传播和国际舆情引导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在国际舆情制造和国家战略传播对战中，须看到新媒体巨大的舆情制造功能和政治传播功能，适应变革，在国际舆情引导和传播对战中采取主动姿态。
3.4法律细则条文漏失，舆情事件已危及国家安全
3.5社交媒体圈政治群化活跃，社会维稳成本大幅上升
3.6未来将面临突发性事件重大舆情的喷发期
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凸显，未来多年依然是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社会矛盾等领域。部分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压力和困难，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新媒体和自媒体提供了极其便利的表达渠道。新媒体领域理性温和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无人问津；而耸人听闻、偏激极端的观点却占据主流频道，备受追捧，极易引爆舆情危机。根据人民网历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数据统计，从图1中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和社会矛盾类事件为舆情高发领域，并且处于发生频次攀升的态势。
图1历年舆情热点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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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网络舆情空间治理难点
4.1部分地方政府适应新媒体环境的舆情管理能力和管理机制还不到位
目前，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对舆情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一，管理水平差异很大，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尚缺位。经历过突发事件或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地区，领导对突发事件舆情的重视程度和引导水平更高；未经历过突发事件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领导重视程度和应对水平相对较差。危机管理的预警远胜于危机的应对和处理，但目前大多地级市以及下属的职能部门，都并未建立舆情监测预警机制。
4.2部分政府部门陷入治理误区，舆情危机面临“塔西佗陷阱”
4.3新媒体环境对舆情管理技术体系带来挑战
4.4治理知识落后，缺乏专业治理知识库
5提升国家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5.1创新五大机制，完善管理体系
5.2更新监管技术，多元共同治理
5.3谨慎重点应对，构建事件知识库
5.4加强政媒互动，及时权威发声
5.5坚持治理原则，柔和姿态应对
舆情治理是与公众建立情感认同，采取柔和姿态，解决“入耳、入脑、如心”的问题。当发生重大舆情事件时，政府治理首要应采取主动姿态，重视舆情治理工作，积极主动地进行信息发布、有效沟通、情感疏解等治理工作。作为执政主体，舆情治理仍应坚持三大原则：第一，舆情沟通首先应解决立场一致、感情共知和关系认同三大问题，重视舆论背后的人心公道，争取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和亲近；第二，掌握对外发布信息的主动权，管理部门需明确，“与其被动说不如主动说，迟说不如早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一般人说不如领导说”；第三，公众利益至上，充分考虑并尊重公众生命权、财产权、选举权和知情权。主动的应对姿态有利于政府巧妙设置议程，掌控事态发展。从而把握发布时机，争取话语主动。敢于面对冲突，善于回应质疑是社会转型期间舆情治理工作的必然要求。
6结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凸显，未来多年依然是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频发期。舆情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我国改革攻坚的坚实基础和必然要求。
当下，面临媒体生态格局的剧烈变化，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发声更为便利、对抽象权利诉求增强，民间舆论场开始从碎片、分散、妥协向全面、集群、积极过渡,诉求更加明确，规模效应更加明显。传统治理手段下，政府面临显著的公信力挑战。应该转换治理思路，调整应对姿态，丰富技术手段，建立应对机制，构建专业知识库是社会转型期舆情治理工作的新要求，全面提升我国舆情治理能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