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00年左右的北魏年间。北魏孝文帝的女儿，兰陵长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驸马刘辉的不忠，结果在怀孕期间，长公主遭到刘辉的家庭暴力，流产而亡。悲剧发生后，刘辉畏罪潜逃，而和刘辉曾经有染的两个民女，张容妃、陈慧猛以及她们二人的兄长则被捕入狱。
如果套用现在的法律来看，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但在当时，由于被害人长公主具有皇室背景，因此就演变成了一场“世纪审判”。怎么处置驸马刘辉，以及与他通奸的民女等人，代表皇权势力的“门下省”和代表汉族官僚集团的“尚书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这起案件上升为一场“皇权至上”与“儒家父系家族伦理”之间的斗争与冲突。
兰陵长公主
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驸马刘辉是一个出身南朝的皇族，因此，长公主和刘辉的结合应该算是“门当户对”。无奈两人感情不和，经常争吵，刘辉还总在外边拈花惹草。据说，刘辉曾和一名婢女私通，还让她怀了孕，长公主得知此事后，派人用残忍的方法把这个婢女和她的胎儿杀死，长公主还命令刘辉观看整个杀害的过程。这件事结束后，他们俩的夫妻感情也就完全破裂了，这也算是为后来的暴力事件埋下了伏笔。后来，在长公主怀孕期间，刘辉又和两位民女张容妃、陈慧猛通奸，被长公主发现，两个人随即大吵了一架。刘辉一怒之下将长公主推倒在地，还用脚在她的肚子上猛踹几脚。最终，刘辉导致长公主流产而亡，他也随即畏罪逃跑。
刘辉的罪行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这起刑事案件发生在了皇室内部，判决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北魏时期，法律案件的最高处理机构原本应该是尚书省，类似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对此案的判决却是由门下省作出的。这门下省是做什么的呢？门下省是专门为皇权服务的一个机构，类似于秘书处。
秘书处来裁决案子，听上去有点“干涉司法”的意思，这主要是因为受害人长公主是皇室成员。当时在位的北魏皇帝年纪还小，朝廷上的大事小事都是由皇帝的母亲灵太后所主导。于是，灵太后就让自己麾下的心腹力量来操办此事，门下省做出的判决也反映了灵太后的意见。
门下省主张说，刘辉杀死了长公主的孩子，是谋杀了皇室成员，这是犯了“谋反大逆罪”，也就是叛国罪，刘辉应该被判处死刑。和刘辉通奸的两个民女，则要剪掉头发，送到宫中做奴婢，两位民女的哥哥也应该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去服兵役。
门下省的判决完全是从皇室的利益出发的，打击的范围似乎有点过大。两位民女的哥哥何罪之有呢？这里就不得不说到“连坐”制度。
连坐制从周朝时期开始。秦国商鞅变法时，为巩固君主统治，颁布了《连坐法》。连坐的目的起初是为了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准他们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后来，因为统治效果良好，“连坐”被推广到了法律监督层面。根据连坐制度，一人犯法，他的家属、亲族、邻居等都要连带受罚。
在本案中，门下省采用“连坐”的方式来断案，其实有点类似于现在《刑法》中所讲的“加重”或“从重”处罚。
然而，身为北魏法律审判的“正牌”权威机构，尚书省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刘辉不应当被认定是“谋反大逆罪”，被处以死刑。尚书省认为，长公主既然嫁到了刘家，那就是刘家的儿媳妇，公主所怀的孩子就是刘家的骨肉。所以，刘辉踢打长公主导致流产，只能算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能被认定是叛国行为。
根据北魏的《斗律》，父母杀死自己子女的行为应认定为“堕杀亲子罪”，就算是故意的，也只是被处以惩罚性劳动为主的徒刑，罪不至死。
第二，关于民女张容妃、陈慧猛和她们的兄长的处罚。尚书省认为，两位民女的量刑也有点过重了，而且她们已经出嫁，和娘家的兄长就脱离了关系。这样的话，她们犯罪的连坐责任就应该迁移到丈夫家，要承担责任也应该去找她们的老公。况且，自西汉以来，法律容许“亲亲相隐”，二人的兄长对于她们的罪行，也是有隐瞒义务的。
什么是“亲亲相隐”呢？亲亲相隐是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主张。这里的“隐”可以理解为“隐瞒”，也就是说，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即便明知有罪，也不应去告发，更没有法定义务去作证，否则将被视为犯罪行为。在本案中，即便兄长知道他们妹妹的犯罪行为，他们也有隐瞒的义务。
尚书省提出的第三个主张是，门下省属于内朝，是皇帝秘书性质。门下省负责传递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文书，并没有参与判决的权力。其实，这部分主张的潜台词是：皇权的手是不是伸得有点过长了？
尚书省敢于向皇权抗争，勇气可嘉。但是，灵太后并没有理睬他们的观点，仍然选择维持门下省的原判。此外，据作者在书中介绍，灵太后随后还下诏剥夺了尚书省的核心人物崔纂的职权，支持崔纂的两个大臣也被暂停薪水。
如此说来，在这场世纪审判中，尚书省可谓是全面落败了。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本案触犯的是皇权的尊严。在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而容不得侵犯的。尽管北魏王朝实行汉化政策，推行儒家父权伦理，但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而不是削弱皇权。
我们都知道，封建统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包括“三纲”，也就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换句话说，子女要服从父母、妻子要服从丈夫，臣子要服从君王。而在这“三纲”中，“君为臣纲”是最核心的一条。如果这三条之间相互冲突的话，就必须服从“君为臣纲”这一条。
此外，关于本案的最终判决，还必须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鲜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还残留着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女性在鲜卑族的地位较高，这一点和当时的汉族正好相反。所以说，这桩“殴妻伤胎案”所贯穿的，更多的是一种女性的视角，或者说是来自于灵太后个人层面的深深报复。
首先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是把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里面。不仅用儒家的思想来立法，还在司法实践中，用儒家思想作为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那么，法律儒家化是怎么一步一步实行的呢？学者们通常把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开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时候趋于成熟。
两汉时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意思是说，用孔子的思想来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就听听孔子是怎么说的。如果法律条文和儒家经义相违背，那么，儒家经义的效力还要更高一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本案发生的时候，正值北魏孝明帝当政，法律儒家化的修订已经完成，因此，尚书省主张用法律儒家化的方式来处理本案，也是有依据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中。《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书让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在一个家族里，父祖是统治阶级，家族里的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内。而且，这里的父权，不仅包括经济权利、婚嫁权利，甚至还包括人身权利。父权的增强，也就意味着女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正所谓“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在本案中，门下省认为公主是皇室成员，胎儿也是皇室成员，而尚书省则认为，公主的身份是驸马刘辉的“妻子”，胎儿则是刘辉的“儿子”。这两种身份认定本身都没有问题，但应该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公主既然已下嫁刘辉，那么她最优先的家族认同应该是刘家，而不再是皇室。她腹中胎儿的优先身份是刘辉的孩子，而不是皇室的成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公主所怀的胎儿本来就是她的骨肉，但是从父系家族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孩，和其他女人所怀胎生产的小孩一样，最优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亲的儿女。
“父权至上”思想之后，第二个就是“家族本位”的思想。我在前面已经简单地介绍过“连坐”和“亲亲相隐”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亲情”，这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立法中“家族本位”要素。除了作为家族核心的父权之外，家族的其他范围应该怎么界定呢？在这里就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五服”。
后来，五服中的这种亲属尊卑关系被运用到了法律量刑之中。
曹魏时期的《新律》提出了“准五服制罪”这种制度，也就是按照双方在血缘关系中的尊卑、长幼和亲疏来确立罪名和量刑。
比如说，同样是故意伤人的行为，父母打儿女可以免罪，而儿女打父母则要被“弃市”，也就是要被丢到闹市，执行死刑。
就这样，五服成为了中国法律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量刑因素，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包括“连坐”“亲亲相隐”等制度的产生。
这些制度的核心是将家族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要素。在相同的法律问题面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对待，这也是法律儒家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
所以说在本案中，两位民女的兄长包庇自己妹妹的通奸行为，属于“亲亲相隐”，不应受到惩罚。但与此同时，两位民女已经嫁人，他们的丈夫却要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对她们的罪行负责。
法律儒家化既然这么有理有据，那在本案中，为什么最后尚书省的意见还是没有被朝廷采纳呢？
想回答这个问题，得从秦朝开始说起。秦国商鞅变法时曾留下一句名言，那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听上去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感觉。但事实上，宗室皇亲作为贵族集团的轴心骨干，是立国的基础。因此，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大多时候会赋予他们法律特权，皇亲们也难免会对常规的法治建设进行干预。
首先要讲的是皇权对法律适用的干预。
根据北魏制定的法律《议亲律》，皇室成员在审判程序、议罪范围和量刑标准等方面都享有优待。
长公主曾以极端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和刘辉有染的侍婢，那也是一尸两命啊，如此惨绝人寰的行为，长公主甚至不需要用《议亲律》来减免罪行。因为在法律层面上，她的行为根本不必追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皇室成员的利益遭受侵害时，北魏更是会采取偏袒原则，对嫌犯加以重罚，量刑标准远高于普通的同类案件。
中国现行《刑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
换句话说，你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律利益与你最后要被施加的刑罚要相匹配。虽然不能用当代的《刑法》去过分评判1000多年前的案件，但在本案中，因为皇权的干预，刘辉最终遭受的刑罚是高一个级别的死刑。难怪尚书省会抗辩认为量刑过重，有悖司法公正。
其次是皇权对法律程序的干预。这一点在本案中主要体现为门下省与尚书省的权责之争上。其实，皇权对司法的干预问题由来已久，这是中国法律发展历史上不得不去正视的问题。纵观中国法律的发展历程，自从秦汉时代奠定了“三公九卿制”，历代皇帝与常规官僚机构便陷入到了一种“相爱相杀”的境地。尽管皇帝的统治需要仰仗这些机构的努力，但在利益和决策上，双方很难保持一致。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实现，皇权会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介入。从东汉末年的尚书，到后来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朝初期的内阁制度和清朝的军机处，皇权从未放弃过对于法律程序的干预。
在封建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妇女往往被认为拥有较低的法律地位，很多基本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比如说，财产继承权被剥夺，离婚的自由权被剥夺，甚至说在男女犯同一种罪的情形下，女方遭受的惩罚可能要比男方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在本案中的长公主和两位民女身上都有集中的体现。
然而，在本案中，有一位女性似乎特别强势、霸道，那就是灵太后。灵太后堪称本次“世纪审判”的幕后老大，她公然无视尚书省的审判权，一手主导了最后的审判结果，甚至还毫无顾忌地惩罚与她作对的大臣。
同样是女性，灵太后的权力为什么这么大呢？
这一切还得从鲜卑族自身的特性说起。本案发生之时，鲜卑族刚刚开始实行汉化，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还残留着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比如说，女性在鲜卑族的地位很高，无论在家事还是在国事中，女性往往都有很大的话语权。因此，相较儒家社会中妇女地位相对低下的状况，北魏时期鲜卑族妇女的境况要好得多。
那么在北魏时期，妇女的法律地位还有那些特点呢？
从经济地位上来看，北魏统治者在法律上给予了鲜卑族妇女在财产上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在北魏时期一个妇女可以获得少量的田地，虽说远远少于男子可以获取的数量，但这也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认可和保护。
从政治地位上看，北魏的鲜卑族妇女是可以做官的。在魏孝文帝统治时期，正式确立了“女官”制度，而且女子能与男子担任几乎同等的官职，这无疑也是妇女法律地位的一种提升。
从管仲铸鼎铭文法律，到清末沈家本主持修订《大清律》，中国有着相当漫长的成文法历史。
总体而言，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还是依照成文法律实行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皇帝及其官僚机构具有系统地“合法”法外徇私枉法的权力，以意志喜好代替法律制度，是人治家天下一个显著特征。
本案中，灵太后看似快意恩仇判决了刘辉和通奸民妇死刑，实则是借由皇帝的特权实现了家族复仇，这在个案上可能会体现某种实质正义，但这种不受法律监督约束权力必然会导致系统性的邪恶的滥用。
“刘辉殴主伤胎”案虽然没有京剧《醉打金枝》那么具有戏剧性，但前者法律与权力的冲突更为深刻。
历史，是过去的我们。
历史，也是现在的某种投射。
历史的牵连往往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公主之死”只是个案，但这样的个案会在每个时代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