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纪，北魏兰陵长公主在婚姻中遭遇驸马刘辉出轨，后被其践踏流产致死。作为宣武帝的姊妹、宣武帝继任者孝明帝的姑姑，兰陵的皇亲国戚身份显然异常特殊。正因如此，当极力维护皇族权威、誓为长公主“伸冤雪耻”的灵太后遭到来自朝臣坚持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断狱判刑依据的“异议”时，激烈辩论于是不可避免。
此案由驸马刘辉与两名民女苟合所引发，不仅涉及对刘辉和两位民女的定罪，还包括两位民女的亲哥哥。表面上看，这起“殴主伤胎案”争论的焦点是对刘辉等人罪行的裁定，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对兰陵“法律身份”的厘清，即到底是将其看成皇族长公主的兰陵还是作为刘辉妻子的兰陵。两种差距巨大的身份，对最后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如果兰陵仅仅是一位普通民女，这起案件想必早就湮没于历史那厚厚的尘埃之中。
历史表明，“自从汉代以来，凡是杀害皇室成员的人，便有可能被视为谋反大逆而处以极刑”，另一方面，皇族成员如果仅涉一般民事案件，要么判决不了了之，要么定罪较常人轻三分。显而易见，确定“皇室成员”身份是这一判决逻辑的前提条件，皇室以外者显然不适用此逻辑。
兰陵长公主出自皇族不存疑问，但“嫁出去的姑娘如同泼出去的水”，身为刘辉妻子的兰陵到底还算不算皇室成员，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的汉化官僚集团所持观点显然与灵太后和孝明帝截然不同，他们引经据典的既有历朝法律传统，更不乏儒家的伦理规范。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在夺取汉人政权后，延续对前朝汉人法律与传统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元朝和清朝。事实上，“在拓跋鲜卑统治北方的历史上，其实从一开始就保存了部分汉人文明的遗产”。而北魏建国后，“几次修订律令和改革制度的行动，都十分仰赖汉代的政治传统，也经常参考魏晋和南朝的统治体制”。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祖制，许多也明显带有前朝的痕迹。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倡导的“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等理念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后又逐渐上升为民事判决的重要伦理依据。这些理念的形成，实际上是对父系家庭伦理的法律式固化。崔纂等人看似是在“将传统父系家族伦理应用到法律判决上”，实际是将鲜卑人治下的社会秩序纳入到传统儒家轨道上来。
这同时意味，像崔纂等人这样持汉人法律习俗意见的在国家权力中枢中并非个别，而民间秉持此观念者想必更甚。至孝明帝即位时，北魏建国已逾130年，由此或可断定，灵太后和孝明帝对于朝臣们所陈述的社会现状包括儒家伦理并非一无所知，只不过案件伤及亲人，触及皇族根本权威。对于一个手握强权却缺乏制约力量的人而言，自然更倾向于动用权力施加影响而达成目的，这也是此案虽然汉化官僚集团言之有据但又无可奈何的根本原因所在。
崔纂等人坚持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透过礼制表现“尊父”的精神。“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逻辑下，丈夫就是女人的“天”。“一个男人不会因为婚姻而改变他和原生家庭的亲属关系，但女人结婚之后，她的家庭认同应该由娘家转到夫家，并且她在夫家的地位应该低于丈夫。这就是父亲家庭伦理要求女性的‘夫家认同’和‘夫尊妻卑’”。事实上，魏晋南北朝的法律正朝着儒家化的方向迈进，即愈加“强调已婚妇女的夫家认同”伦理。不知这些是否构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历史雏形。
不难看出，崔纂等人力推的法理逻辑当是，在与刘辉结婚后，兰陵实际已经褪掉了皇族身份，转而以丈夫刘辉为“天”。兰陵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儒家强调的“容隐”力量可以得到进一步彰显。如此，无论是始作俑者刘辉，还是两位民女及其亲哥，断不可能遭至过严惩处。然而，这又是灵太后和孝明帝无法容忍的，所以不惜动用手中权力直接左右判决结果。
当然，如果我们抛开父系家族伦理，转而从女性权力平等角度看，灵太后与后来的武则天有着某些异曲同工，即相较于历史更突出女性地位。这实际表明，“女性要想改变命运，似乎总是得站上权力运作的枢纽位置”。
虽然最后孝明帝动用了一手遮天的权力坚持了原先的判决，即严惩两位民女及其亲哥哥，但此案在崔纂等人的“据理力争”下，也折射出当时法律的“儒家化”倾向已展露无遗。本案最终虽未能走出强权干涉的阴霾，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皇族乃至皇帝还会与朝臣公开辩论，这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年代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