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教育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特征。
一、人民性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教育的鲜明特征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教育的鲜明特征。
（一）人民性概念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很早就使用了“人民性”的概念。1839年，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写道：“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18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时，认为报刊应该“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马克思指出：“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来说都是不合心意的。”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848年《共产党宣言》就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对人民性的理解和阐述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
1950年7月31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指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中国共产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再次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地位，展现了其价值取向的人民性特征。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指出：“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讲话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
（二）教育的人民性特征如何保障
教育人民性的有力保障，一方面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于教育的全面领导，一方面在于始终坚持对于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1.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要保持教育的人民性特征，就必须牢牢掌握党对于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建设和改革实践就证明，只有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教育才能有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办好。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改造旧教育和建设新教育，使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逐步地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全国从各方面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政治领导，在县以上各级教育行政机构都成立了党组。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包括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党组则在本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的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2.建立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制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思想教育。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了一段文字，对正确思想的重要性作了深刻论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指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建党，反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思想。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时期。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讲话强调，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各级党委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和改进思政课建设摆在突出位置”。2020年12月2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通知》发布。该指导委员会是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深化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决策协调议事机构，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行领导、指导、咨询、示范、培训、研判等。
二、人民性表明了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教育为了人民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发展教育，不断寻求教育同人民的需要相契合。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大众的教育
（二）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了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必须为国家的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除了原有的学校，还要创办新型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大办工农业余补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开展识字运动。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向工农敞开大门，尽量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指出了加强工农教育的政治意义，对工农教育的对象、内容、实施步骤、领导管理、教育教学原则、师资和经费等作出了明确规定。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中工农成分比例明显增加，1952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80%，1953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中工农子女入学比例已到64%。
（三）普及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高等教育很不发达，当年高等学校只有205所，在校生有11.1万人。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指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无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经过1952年和1953年的院系调整，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总体规模有所扩大。1952年各类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78865人，1953年招收新生81544人。1952年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有191147人，1953年在校生有212181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顺应了国家建设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1986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但限于当时高校办学条件不能进行规模性扩招，所以采取了加强成人自考的办法，使社会上有志青年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完成大学课程的学习，对解决改革开放之初各行各业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短缺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9年6月16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高等学校扩大招生的紧急通知。6月24日，国家计委、教育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年初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计划，计划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由此，我国高等教育改变了适度发展的态势，转入了大发展的轨道。以此为开端，国家连续三年进行大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59.68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1.32万人，增幅达47.4%。1999—2001年的三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人数和在校生数三年翻了一番。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10.5%，2002年为15.3%，2007年为23%，2012年为30%，2015年为40%，2019年达到51.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已经于2002年历史性地跨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
（五）学生资助制度的发展
1955年8月22日，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执行全国高等学校（不包括高等师范学校）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实施办法的指示》，将本专科学生发放对象由“全体发给”改为“部分发给”。根据学生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确定是否发放以及发放数额。1977年12月17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学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办法》。1979年8月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发实行职工助学金的规定。1982年起，国家职工被录取为研究生的，不再享受原单位发放的工资待遇，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1983年7月11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校人民助学金暂行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人民奖学金试行办法》，在继续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同时，增设人民奖学金。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师范生和一些毕业后工作环境特别艰苦的专业的学生，国家供给膳宿并免收学杂费。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对确有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必要的补助。”
1986年9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意见》指出，国家在初级中等学校和部分小学（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其他贫困地区和需要寄宿就读的地区）实行助学金制度。11月11日，劳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技工学校工作条例》规定，技工学校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学生，实行助学金和奖学金相结合的办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学生资助体系不断完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三、人民性蕴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教育依靠人民
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依靠人民群众办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始终走群众路线，为了群众办教育，依靠群众办教育，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办教育。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完成的。”
从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开展群众教育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苏区，“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都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教育成为解放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劳苦群众对兴办教育事业有极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以后，各解放区根据“民办公助”的原则办学更是群众路线在发展教育事业上的具体运用，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办学积极性，解决了办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中的各种困难，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一投资体制的建立，使教育投资有很大比例来自教育费附加、群众捐资集资和学生杂费，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广大农民对实现“普九”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的成长，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发展教育，实行“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方针，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实现“办好教育为人民”的目的。
作者徐卫红，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