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法治是公认的人类文明重要成果，但人类文明形态各异，法治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统一模式。长期以来，美国把自己描述成人类文明的“灯塔”，精心塑造美国司法独立、公正乃至正义化身的“人设”，致力于编织一套以美国法治为评判标准的话语体系。现实中，美国司法不仅陷入派系政治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而且变成内部争斗与对外“霸凌”的武器，更是在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跌落神坛。全面辩证地认识西方法治内在矛盾的实质，对于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法治的历史进步性掩盖不了历史倒退性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模式，与资本主义兴起、发展、变迁过程紧密相连。一部现代西方法治史，也是一部西方资本主义蜕变史。近现代以来，西方法治既是资产阶级对抗专制王权、推翻封建统治的重要武器，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推动技术变革的制度保障，对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其进步性的一面。
然而西方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对内剥削劳苦大众，通过圈地法案等手段强占农民土地，动用严酷法令和暴力机器镇压工人反抗，建立起维护垄断利益的一整套法律体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强迫弱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用所谓的国际法规则美化侵略行为，借助法律手段巧取豪夺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并以“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肆意践踏所在国主权。西方法治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压迫、欺凌等恶行的“遮羞布”，这是其历史倒退性的一面。
西方法治的历史两面，凸显其作为资产阶级意志的本质，其历史倒退性的根源在于法律由国家公器变成资产阶级维护既得利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私人利益把国家和法律贬低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把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塞进了法律。结果是，资本主义法律为垄断食利、权钱交易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
西方法治的形式平等不等于实质公正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手段，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强调不论种族、性别、地位、财富，每个人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西方法治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法律平等仅仅是一种形式平等，难以保证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公正。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西方法治有利于私人资本实现“赢者通吃”，无形中助长系统性的社会不公。美国法学教授凯瑟琳娜?皮斯托认为，西方法治已沦为“资本用法律统治”。从法律公正的角度看，西方法治主张通过司法中立和程序正义实现公正，这有利于防止司法专断、抑制权力滥用，但在实践中，中立更有利于强者而不是弱者，程序更容易被有钱有势者操控。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平等。
以美国为例，法律强调人人平等和公正无私，现实却是愈演愈烈的执法歧视和司法不公。美国法律对待穷人和富人、强势种族和弱势种族的差异十分明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3年一份报告指出，美国警察部队和刑事司法系统中弥漫着针对黑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现实表明，美国法律标榜的人人平等，很多时候是双重标准。
西方法治理念与客观现实的重大背离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形成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如“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这些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起初都带有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强烈意味。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有限的权力显然不能满足其需求，客观上要求西方法治从限权逻辑转向扩权逻辑。这就导致西方法治理念与现实出现重大背离，乃至陷入“说一套做一套”的矛盾。
理念上的“有限政府”与实际上的“大政府”形成鲜明对比。按照有限政府理念，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和政府规模，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在现实中，西方国家政府规模普遍扩张，政府干预明显加强。如，美国联邦政府已形成囊括总统及执行机构等400多个实体的庞大架构，近2400万人在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供职。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美国人的生活中，已很难找到不受行政机构管制的领域了。
名义上的“三权分立”与实质上的“行政主导”构成两相背离。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体制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国家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和权力分立的模式向实质上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原本由议会或不同机构掌握的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机构集中。特别是在美国，以行政权为中心、行政官僚系统为主体、法律政策为手段的行政主导模式逐渐强化，这显然背离了“三权分立”。
形式上的“司法独立”与实践中的“派系司法”呈现角色分裂。西方法治强调司法权是一种非政治化的中立角色，但实践中的司法系统却日益派系化。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它已变成一个基于派系身份和政治立场的“派系法院”。这种派系化司法，对内日益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外则是维护美国霸权的利器。近年来，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实施司法霸凌，这显然与法治精神相悖。
不同的文明形态有不同的法治模式，各有利弊。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搞“全盘西化”和“全面移植”，而是要仔细鉴别、合理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潮影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夯实中国之治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根基。
（作者简介：张佳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