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朝代，其开创或发展的众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元素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比如，唐朝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使得科举制度成为日后朝廷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影响中国历史1200多年。科举制度的某些精华元素传播到西方，逐渐成为今天西方国家盛行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唐朝全面完善隋朝开创的三省六部制度，对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经济方面，唐朝开创的两税法制度使得中央政府的税收更加的清晰明了，一直延续到宋朝。
除了政治上完善科举和三省六部，经济上的两税法，文化上影响至今的唐诗，唐朝在中国法律历史上也做出了一项划时代的成就。这就是长孙无忌亲自编纂的《唐律疏议》，作为初唐时期对唐朝发展起到重要贡献的政治家，长孙无忌本人争议颇多，但《唐律疏议》毫无疑问是成为长孙无忌一生对唐朝发展最大的贡献。
上图_唐律疏议部分章节
什么是《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又称为《永徽疏律》，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重要法律汇编。公元651年，长孙无忌主导，李绩等大臣参与，将太宗时期的《贞观律》做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长孙无忌给高宗揍上新律12卷，称为《永徽律》，从元代开始，后人将《永徽律》称为《唐律疏议》。
上图_长孙无忌（594年－659年）
《唐律疏议》为何在中国法律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十恶之首的“谋反罪”中突出“慎杀”的法律。这种超前的法治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谋反罪在中国古代被定为“十恶之首”，其性质相当于苏联时期的“反革命罪”，以及今天各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中，对于谋反（推翻现任皇帝、推翻朝廷取而代之）的行为，朝廷都严惩不贷。除了谋反本人及参与者要判处死刑，谋反集团嫌疑犯的亲属也会被株连。由于谋反罪牵扯面广，又能维护皇权的利益，所以谋反罪成为中国古代权臣打击政敌屡试不爽的“常见武器”。
上图_清朝酷刑
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只要是碰到威胁皇权的谋反罪，不管真假，皇帝或当朝的大臣都会下令全面严惩。即便嫌疑人不招供，主持审案的大臣也会严刑拷打，逼嫌疑人招供，并通过嫌疑人招供的供词“顺藤摸瓜”扩大范围，将“谋反集团”一网打尽。不管嫌疑人是故意参与谋反，还是无意中卷入案件，其都会被朝廷判处死刑。毕竟在中国古代，皇权唯我独尊，任何冲击皇权的行为都会被皇帝严厉镇压。即便在普遍提倡轻刑罚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皇帝也不会对谋反罪采取容忍的态度。
然而，在《唐律疏议》这里，对谋反罪的量刑却发生了变化：古代谋反罪属于十恶不赦之罪，不管嫌疑人是否故意参与谋反案件，皇帝都会将谋反嫌疑人判处死刑，甚至株连九族。但《唐律疏议》的《唐律疏议·名例十一》这条法律却将无意中卷入谋反案件，本人对谋反行为并不知情（用今天刑法的话说为“过失犯罪”）的嫌疑人的刑罚从死刑改为流放。
上图_李白（701年－762年）
李白和李璘交往过多，自然卷入谋反案件中。按照以往的法律，李白要被判处死刑。但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十一》这条法律的规定，李白虽然卷入李璘谋反案件，但李白的行为不是“故意犯罪”行为，对李璘叛乱推翻朝廷的行为主观上不知情。因此，朝廷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判处李白流放刑罚，李白保住了一条命。
《唐律疏议》在谋反量刑上体现出的“慎杀”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上图_安史之乱
必须指出的是，李白是在安史之乱的战争时期因谋反罪被判处流放的刑罚，一般来说，战争时期国家的法律会从严处罚，以保证战时纪律，但李白能在唐朝以举国之力抗击叛军的关键时刻，因涉及谋反罪判处流放，唐朝对谋反罪量刑的谨慎是确实贯彻在《唐律疏议》当中的，《唐律疏议》在定罪量刑上追求实事求是，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即便在战争时期都能做到不冤枉好人，不错判坏人，不祸及家人。这在中国古代提倡人治的社会里是具有极其超前的法治意义。以至于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上图_秦律是中国秦代法律的总称
第二，《唐律疏议》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贯彻“轻刑罚”化的法律，在“轻刑罚”方面，唐朝因《唐律疏议》做的比汉朝更加完善。
对臣民如何执行刑罚，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论调，法家学说认为，朝廷应该对臣民以重刑，维护朝廷的绝对权威。而儒家学说认为，朝廷对臣民以道德教化为主，儒家主张轻刑，实施道德教化和法律处罚并重。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秦朝法律过于严苛残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动乱，最终被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推翻。汉朝建立后，历代皇帝吸取了秦亡教训崇尚“轻刑罚主义”，汉文帝和汉景帝就曾经减轻肉刑。到东汉时期，汉光武帝、汉明帝和汉章帝也曾减轻刑罚。
上图_汉太宗，刘恒（前203年—前157年），即汉文帝
然而，汉朝时期的减轻刑罚只是皇帝的个人意愿，并非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如果碰到喜欢重刑的皇帝，汉朝的“轻刑罚”就荡然无存了。比如，汉武帝就废除了文景之治时期的一系列轻刑罚，重用酷吏镇压豪强，汉武帝的酷吏张汤还发明了所谓的“腹诽罪”。东汉后期，朝政昏庸，大权落入太监手中，汉朝的轻刑罚在东汉后期荡然无存。
汉朝的“轻刑主义”只是皇帝的个人意愿，而唐朝的“轻刑主义”则是写入法律的国家意志。
上图_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李世民是唐朝“慎杀”理念的提出者，李世民亲自经历了隋末战乱，深知隋朝之所以灭亡，刑罚残暴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因此，李世民认为，唐朝法律必须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将“轻刑”“慎杀”理念贯彻始终。在刑罚方面，李世民废除了部分肉刑，减轻古代刑罚对嫌疑人的身体伤害。
在死刑判决上，李世民贯彻“五复奏”制度，即中央判处死刑的案件需要向皇帝复奏五次，地方判处死刑的案件需要向皇帝复奏三次，防止滥杀无辜的冤案出现。李世民时期的法律《贞观律》在用刑方面比《开皇律》减轻更多。
上图_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即唐高宗
唐高宗登基后，长孙无忌在高宗的支持下将李世民提出的“轻刑”“慎杀”理念全面贯彻在《唐律疏议》中，《唐律疏议》的刑罚只有5种：笞杖徒流死。笞杖两种刑罚有独立的用刑规范。汉朝的时候，笞刑一般打在罪犯的胸部、腿部和胳膊部位，一旦用刑严重，罪犯就会落下很严重的病根，甚至危及生命。
按照李世民制定的用刑规范，胳膊、胸口和腿都是人体致命部位，器官和穴位多。而屁股穴位较少，因此，李世民时期，笞刑都在屁股行刑。这使得《唐律疏议》的笞刑用刑比汉朝有所减轻。
上图_唐代官制简表
在《唐律疏议》中，徒刑和流放刑罚都有固定的期限，没有无期流放和无期徒刑。而最严重的死刑只有绞死和斩首两种刑罚，汉朝时期的腰斩在《唐律疏议》中没有出现，宋朝时期的凌迟在《唐律疏议》中也没有出现。在死刑罪名的数目上，《唐律疏议》只有110条死刑罪名，而东汉却有600多条死刑罪名。
所以，《唐律疏议》将轻刑主义的原则从君主的个人意愿上升为法律层面，唐朝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必须依照《唐律疏议》的法律条文，给罪犯定罪用刑。这一点在中国司法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中国法律的里程碑。以至于我们今天刑法中的缓刑、社区矫正等刑罚，都是轻刑主义的体现。
上图_中国法院博物馆《唐律疏议》藏本
第三，为了保证司法案件的审理公正，《唐律疏议》规定了完善的证人作证制度，这在中国法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朝将证人作证法律化，体系化，到宋朝时期进一步完善。而证人又是各国法律案件审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所以，《唐律疏议》规范证人作证，在中国法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图_《开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成文法典
第四，《唐律疏议》是迄今为止法律学界和历史学界发现的，第一部带有完整“司法解释”的法律。这在中国法治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朝之前，隋朝有《开皇律》和《大业律》，唐朝有《武德律》和《贞观律》，这些法律只有法律条文，没有司法解释，导致官府对法律的解读较为随意，同一个案件由于官府对法律掌握的水平不同，导致其审判的量刑也不同。而《唐律疏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孙无忌在唐高宗的支持下对《永徽律》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解释法律条文，进而指导官府准确的解读法律，实现案件的公正审判。长孙无忌亲自编写的“疏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也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司法解释”。
上图_唐长安的日常，生活中有不同地区的访唐人员
第五，《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亚洲法律体系产生影响的法律。
在公元7到8世纪的亚洲，唐帝国俨然是亚洲大陆的中心，亚洲各国都派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唐帝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而《唐律疏议》自然成为亚洲各国必学的内容。日本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唐朝的各个方面，《唐律疏议》传入日本后，日本参考《唐律疏议》和其他唐朝法律编写了一系列符合日本国情的法律。直至1725年，日本著名的律学家荻生北溪对《唐律疏议》进行校订，写出了《唐律疏议订正上书》。《唐律疏议》对日本法律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唐律疏议》和大唐国威的影响下，日本成为了唐帝国的“绝对迷弟”，除了法律参考《唐律疏议》，日本的班田收授法来自于唐朝的租庸调制，日本的卫府军团制度参考了隋唐的府兵制。《唐律疏议》成为日本在7到9世纪学习大唐，向往大唐的证明，也是中国法律，中国政治制度在那个时代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证明。
除了日本，东南亚各国也引入《唐律疏议》，参考《唐律疏议》制定法律。
上图_《宋刑统》，由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
第六，后世朝代制定法律参考《唐律疏议》，比如宋朝的《宋刑统》就成为《唐律疏议》的翻版，《大明律》和清朝法律也都参考《唐律疏议》的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就能看出，《唐律疏议》在中国法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唐律疏议》在法律层面、量刑层面体现出的“轻刑”“慎杀”的理念，不仅是大唐帝国以宽容的心态治理国家的缩影，还给后世的法律制定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资料：
【1】《旧唐书》《新唐书》
【2】《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3】《从唐律到日本律——关于日本律成立的几个问题》郑显文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