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法学的整体方法论自觉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破冰的背景下，宪法学基本确立了法教义学的方向。宪法教义学的视野从基本权利拓展到了国家机构、序言、总纲乃至国家标志，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规范内涵阐释、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力建构是其重要体现。宪法学与刑事法、民事法、行政法等学科在众多学理和实践议题上更加密切地双向交流，并在“部门宪法”概念下与环境法、经济法等学科相互促进。已经日常化的基本权利研究，在总论领域的继续深耕与通信权、财产权等领域的个论展开，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导向性。围绕宪法观与宪法实施等主题的基础理论研究，更加自觉地取向宪法规范和宪法实践，呈现出“教义学化的基础理论”样貌。比较宪法和宪法史研究也与指向本国现行法秩序的教义学增强了联系。宪法学在“中国”和“法学”两个层面都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并将在宪法全面实施的时代承担起规范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现代法秩序的建构任务。
关键词:宪法(教义)学合宪性审查宪法学方法论宪法全面实施
一、方法论背景：“方向之争”的终结
以2014年为起点的梳理，有一个至少可以再上溯十年的方法论背景。以2004年韩大元教授、胡锦光教授、林来梵教授倡议召开的首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研讨会（到2024年已召开20届）为重要标志（之前韩大元、林来梵已分别有对“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的倡导），中国宪法学开始了一场自觉的方法论转向。在经历了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内部争论以及与“政治宪法学”的争论之后，到2014年时，已经初步达成了以法教义学为基本立场的方法论共识。在后文针对具体议题的梳理中，不难看到此种方法论转向的表现。
宪法学的教义学转向并非孤立的，而是中国法学整体的方法论自觉的支脉。但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相比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教义学化，2014年之前的中国的宪法教义学显然存在缺乏实践场景的窘况。笔者在2013年年末发表的倡导宪法教义学的论文中，曾以“宪法教义学并不以违宪审查制度为前提”来为宪法学的教义化声辩，认为只要存在需要基于宪法做出判断的法治实践问题，宪法教义学就是必要的。引为例证的是齐玉苓案、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天价乌木案等实践议题。[5]然而，此种缺乏适用场景的困境，从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被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迅速纾解。以“合宪性审查”“保障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词的中国式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以及备案审查和立法中的合宪性审查所提供的学术与实践的互动平台，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宪法学的功能取向。宪法学的核心工作，也被定位为为实定法提供体系化论证，给法律争议问题提供解决方式。
关于过去十年法学发展的方法论背景，不能不提到另一场重要的争论。2014年，第一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召开，成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争论开启的一个重要节点。社科法学的倡导者表示，之所以发起此次对话，是受到了“法教义学在中国的集体展示”的“触动”。[7]但在笔者看来，这场争论几乎是开始就意味着终结。基于对“法学幼稚”等批评所带来的学科焦虑，不同的法学者选择了“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不同进路来证成中国法学存在的正当性，由此形成了“二水分流”的学术格局。而此次会议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展示各自的立场和技术方案。在此之后，当务之急是各自展开真正符合学科标准的有品质的研究，而非一再宣示立场。因此，仅从论文标题，就能看出这种摆明立场后的各自精耕。以“××的教义学研究”为题的论文，与标题中包含“实证研究”“经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字眼的论文，在过去若干年间俯拾皆是。在笔者看来，什么时候学者们不再需要在论文标题中宣示方法论立场，或许才意味着真正的成熟；也唯有能在法言法、就事论事，在具体的争议和规范层面的重逢与合作才是有效的。
笔者作出“方向之争”终结的判断，只是在大趋势上的放胆断言，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在为法教义学方法的剪裁寻找理由。对宪法的研究从来都不乏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乃至一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法学的规范立场的坚持，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研究进路的价值的否定。法教义学在认知上具有开放性，也有着与其他学科沟通的方法论路径。任何学科，只有在具备了对基本任务和基本方法的自我认知之后，才具备了与其他学科对话的主体性，否则就可能沦为无根游说。没有自我，无所谓他者；没有封闭，也谈不上开放。
二、宪法教义学视野的拓展
（一）国家机构教义学的新生
中国宪法学的教义学化，是以2001年“齐玉苓案”中的基本权利争议为重要起点的。在之后十余年间，宪法教义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也是基本权利。尽管成果斐然，但也出现了“宪法教义学只会做基本权利”的误解。国家机构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在2014年后逐渐改变。体现为，以“规范分析—概念抽象—体系建构—实践运用”为基本方法特征的研究同样在国家机构领域展开，至今仍呈现出继续繁荣的趋势。
以1954年宪法颁布60周年为契机，宪法学界在2014年后产出了若干更多历史取向和政制视角的国家机构研究成果。[8]这些研究接续了以肖蔚云的《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和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为代表的学术传统，为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提供了文本原旨和历史解释的资源。此后，以围绕《宪法》第3条民主集中制原则展开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的讨论为标志，我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研究得以开拓，并在众多规范和实践议题上展开。
1.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教义化
2.以关键条款解释为基础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探索
3.指向具体实践议题的国家组织法研究
“宪法”一词的西文渊源“constitution”本就有组织、结构之含义，宪法也天然是关于国家组织结构的法，关于国家机构的研究也从来都是我国宪法学的重点。在基本权利教义学兴起后，近年来国家机构研究也在走向教义学化，其方法和立场的表现前文已有说明。在笔者看来，过去十年，中国宪法学成绩最为显著的领域就是国家机构教义学。
（二）总纲、宪法基本原则、序言、国家象征条款的规范建构
法教义学是对现行有效的法体系化建（重）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独特文本而言，除了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第三章“国家机构”外，还有较为特殊的第一章“总纲”、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以及一个有13个自然段的宪法序言。宪法的整个文本都是有法律效力的，也都应当成为寻找和确定宪法规范的法教义学工作的对象。在开启宪法学的法教义学转向后，宪法学界针对宪法的序言、总纲乃至国家象征条款都展开了规范力的学术建构。
1.基本国策、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性塑造
我国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包含着众多的纲领性内容，突出体现在宪法的序言和总纲中。这种纲领性曾经被看作规范性的对立面，在建构宪法规范力的学术取向下，也曾经被批判，甚至被认为应该被排除在宪法规范之外，或者宪法学应当选择性无视。但在宪法教义学的视野下，写入实证宪法的内容，都应当得到规范性阐释。在此认识下，学者们对宪法的总纲条款的规范内涵予以澄清，并借鉴了比较法上的“国家目标”学理，认为我国宪法中的国策、国家目标、国家任务条款指向国家未来要实现的目标，课以国家持续推进的客观法义务；特别是，通过对立法的宪法指引，通过为国家公权力确立裁量基准、法律解释标准和人权保障任务、国家权力配置标准等手段，落实规范力。[18]在一般原理建构之外，学者们对总纲的具体条款也有深入研究，特别是针对环境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等（这些研究同样关联宪法与部门法关系，详见后文），更为精细的研究已经触及总纲中“按劳分配条款”、“节约条款”乃至“传统医药”条款等，[19]并且有着强烈的实践关怀。这些研究，已经完全改变了宪法学对于纲领性、政策性条款无力的状况。
2.宪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填充
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向来存在争议。如果从文本立场出发，似乎可概括为以下六个原则：《宪法》第1条“社会主义原则”、第2条“人民主权原则”、第3条“民主集中制原则”、第4条“民族平等原则”、第5条“法治原则”，以及第33条“人权原则”。[20]这些原则当然首先是价值理念和政治原则，也因如此，传统上对其规范内涵的阐释相对不足。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包括以“共同富裕”等理念来填充社会主义原则并探讨其规范要求，[21]对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组成部分的“党的领导原则”的规范化，[22]对人民主权、民主原则、[23]民族平等原则、[24]法治原则[25]（关于其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后文说明）的规范内涵的体系化建构，以及前文已经提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教义化，等等（对人权条款的规范内涵的阐释已经较早定型化）。在有效填充基本权利的规范性后，其在表达法律体系的内在价值之外，为法律秩序提供内在统一性与评价一贯性基础的作用方可实现。
3.宪法序言、国家象征的规范意涵阐释
三、双向奔赴的“宪法与部门法”
“宪法与部门法”研究，在过去十年愈加表现出宪法学与部门法学的互动态势。宪法学者对此以“双向交流”“交互影响”“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等语词来概括。[30]但宪法学与部门法学真正形成双向互动，而非一开始的宪法学的单向主张，是有个过程的。由于长期缺乏有效运行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各部门法学长期并不认为宪法学对本学科的实践和理论能发生影响和供给知识。在2001年齐玉苓案、2006年物权法草案等争议将宪法问题蓦然推到部门法学面前之后，部门法学科一开始并不适应此种变化，但随着制度、实践和学理的变迁，在过去十年，部门法学科开始习惯于来自高级法的价值贯彻与规范渗透，并开始主动寻求与宪法学的知识互动。下面分领域说明：
1.刑事法。宪法学者在不同层面上尝试沟通两个学科，包括将刑法理论（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区隔、法益理论，等等）置于宪法学的观察之下，尝试用宪法学理去支撑对于国家刑罚权的刑法控制；在“入户抢劫”等具体议题下，尝试对“住宅”做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的循环诠释，等等。[31]刑法学者也开始主动探讨法益概念的宪法化、刑法条文的合宪性解释、宪法与刑事立法、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刑事司法中的宪法判断、终身监禁的合宪性控制等众多议题。[32]刑法学传统中的“法学—哲学”问题，开始被转化为“刑法—宪法”问题，众多刑法理论和实践也开始接受合宪性的检视，“部门法的宪法化”现象同样在刑法学领域初现端倪。刑事诉讼法学与宪法学的互动，除了针对监察体制改革以及人权的刑事程序保障等宏大议题，在具体议题上也有更细节化的展开，例如，刑事强制措施的合宪性审查、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中的基本权利冲突，[33]等等。
2.私法。“宪法的私法化”或者“民法的宪法化”并非过去十年的新议题，实际上，宪法与部门法研究最早即开始于私法领域。并且，基于大陆法系的公私法二分传统，宪法是否以及如何对私法产生价值辐射和规范渗透，一直是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中争议最大的部分。过去十年，除了关于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参见下文基本权利部分）等宪法与民法一般关系的继续讨论外，[34]在民法典编纂、[35]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尊严、[36]住宅建设用地续期以及土地等的国家所有[37]等具体议题上，宪法学和民法学也有更加精细化的互动研究。
3.行政法。行政法与宪法同属狭义公法的范畴，二者在价值基础和功能上非常接近，属于天然会相互融合和沟通的学科。即便如此，在近年来关于主观公权利、保护规范理论等的研究上，也能够看到行政法学者更加主动从宪法学理中汲取资源以厚植学科基础的动向。[38]
四、基本权利研究：总论深耕与个论展开
（一）基本权利一般理论的拓展与夯实
1.基本权利的功能与效力
2.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竞合、冲突、放弃、滥用
宪法学者在基本权利总论方面的深耕，还体现在针对保护范围、竞合、冲突、放弃、滥用等关键概念所承载的学理的探索。[48]此种探索，既对比较法上经典学说和重要案例作详细梳理和精确把握，也基于中国宪法的文本展开解释和体系化。在一般理论的探索之外，也结合单项基本权利做个论展开和实践回应。应该说，对于基本权利教义学一般原理的不断深耕，已是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日常。
3.比例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
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研究，[53]也在过去几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法律保留是一个早已进入中国法学视野的概念，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也都有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但是，法律保留的学理却长期表现出较强的继受色彩。例如，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德国法上的“单纯法律保留—加重法律保留—无法律保留”分层构造就被直接借用。但近年来，我国宪法学者基于中国宪法文本对不同基本权利的差异化规定，以及立法对于基本权利的不同作用的认识，集中讨论，初步构建了中国化的基本权利限制的教义学方案。[54]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实践直接推动的。在我国近年的备案审查和合宪性审查实践中，法规和司法解释“超越权限”经常成为论证基本权利的限制违宪的理由，法律保留成为被普遍适用的原理，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原则已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被确立。正是这些实践，对宪法学上的法律保留原理，特别是对其本土化提出了要求。在此议题上，特别鲜明地呈现出法教义学作为法学学术与法律实务互动平台的功能与价值。
4.公民（基本）义务
宪法教义学的本土化特色，在公民义务议题上尤为凸显。[55]与很多国家宪法不同，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之外，还特别规定了多个公民义务条款。对公民义务条款，如何进行教义学阐释，比较法上资源较少。但我国学者仍然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包括对公民义务是否应被冠以“基本”等基础价值观问题，公民义务条款的性质、我国公民义务的体系化阐释，以及对纳税、服兵役、遵守劳动义务等具体条款的教义学建构和实践争议处理。
（二）审查框架与教义学体系
必须说明的是，前述关于基本权利一般原理的探索并非如呈现的这样似乎是碎片化的。法教义学一定指向对法律素材的学术性体系化重构，前述的议题都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基本权利教义学的理论框架与基本权利案件的审查框架，实际上是同构的。换言之，作为实践科学的法教义学的知识体系，是为实践中争议的解决服务的。正如刑法上的三阶层框架，既是案件分析的框架，也可以用来涵括刑法理论的方方面面，基本权利案件的“保护范围—干预—干预的正当化”三阶层分析框架（针对自由权）以及“是否存在差别对待—差别对待的正当化”的两阶层分析框架（针对平等权），也同样可以作为基本权利教义学的体系框架。阅读前文引注中的论文，会看到作者们会明确说明所讨论的基本权利理论问题处于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中的什么位置。近年来，中国宪法学者在自觉引入这些分析框架后并作本土化改造，以及在实践中予以运用和检验。[56]以此审查框架为工具的鉴定式案例分析方法，也已在我国的基本权利研究和教学中被推广。我国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学理体系，正在从继受逐步走向成熟，并为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提供有力支持。
（三）实践引导下的单项基本权利研究
如果说，基本权利一般理论的拓展，更多地体现着宪法学者的主动建构意识（当然也是基于实践刺激），那么过去十年单项基本权利的研究，则有着更明显的实践引导的特点。例如，宪法学者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数字时代的隐私权的研究，直接受到近年的实践需求，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的推动。[57]实践导向同样体现在言论自由、[58]财产权、[59]社会权[60]等单项基本权利研究中。
五、从未终结的基础理论研究
本文开篇曾做过判断，认为过去十年的宪法学研究，是以法教义学转向和“方向之争”的终结为方法论背景的。但是，将教义学作为基本立场的宪法学，从未停止过对宪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究。而且，在明确了“规范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定位后，宪法学对于基础理论的探索具有了更强的方向性和自觉性。这或许可以称为“教义学导向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就是说，此种基础理论研究是以规范性和实践性为最终归依的，其绝非纯粹的智力体操，而是指向中国宪法的真实。实际上，前文中被指为教义学研究的许多成果，其中也无法切割地包含着基础理论的层面，例如，关于宪法诸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人民主权、民主、法治）等的教义学建构，也包括针对宪法序言、总纲、基本权利条款的研究，自然勾连着价值追求和各种政治与社会理论。在此意义上，宪法教义学的任何进展，都可能指向超实证法的素材并选择性、滤过性地将其内化为宪法的规范性要求，借此，宪法教义学可以保持认知上的开放性和自省力量。
（一）基于实践理由对宪法概念、宪法渊源、宪法精神的研究
中国宪法学近年在基础理论方面的进展，大多与宪法概念或者宪法观有关系。应该说，何谓宪法，是宪法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绝非新的话题。近期的讨论重启，有其明显的实践动因。针对宪法学者关于“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的概括，法理学者提出了对宪法性质的反思。“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教义学框架，尝试以“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来类型化处理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指向的是宪法在不同层面的适用和实施；而法理学者则将问题引向了一般法理论，并引发了集中讨论。[63]在笔者看来，对于宪法概念或者宪法观这一最基础的宪法理论问题的重新讨论，[64]其宪法实施实践的推动力在于：在保障宪法全面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的法治建设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所要实施的宪法为何；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尽管与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有明显差别，但究其本质也仍然是一种“法适用”作业，确定“审查”所依据之“宪”为何，是法律适用三段论的大前提。因此，尽管关于宪法观、宪法概念以及理解宪法的进路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此，[65]但聚焦于合宪性审查的宪法实践无疑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宪法精神”的研究更是突出展现了实践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引导作用。“宪法精神”长期只是一个文学性的宣传用语，但在被纳入法规范中之后，成为了合宪性审查的标准之一。建构其规范内涵就成为了宪法学当然的任务。而且，这个概念的实证化，意味着“对宪法的理解应如何对待宪法文本外因素”这样一个长期以来的纯粹宪法理论问题被落地为法治实践问题。对此，宪法学者们从提出问题，到对法律素材的类型化处理，如何“发现”宪法精神和确定其规范内涵，[67]做出了迅速的理论回应。
（二）指向宪法秩序建构的合宪性解释和宪法解释研究
（三）指向当下中国的宪法史和比较宪法研究
六、代结语：不曾迷失的“自主”
保障宪法全面实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在初步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背景下，现代宪法的保障权利和规范权力的功能应当得到更有效的实现。十年磨剑，技非屠龙；“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在此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之际，中国宪法学自当承担现代国家文明秩序建构的重要责任。
注释:
[1]习近平：《谱写新时代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载《中国人大》2022年第24期。
[3]初步工作，是在中国知网平台上检索2014—2023年CLSCI范围内的22本中文刊物中的宪法学论文，文献分类条件为“社会科学I辑”项下的“宪法学”二级学科标签，共报选出1055篇论文（这里要感谢汪西兴同学所做的检索和按主题分类工作）。
[4]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6]陈端洪：《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
[7]侯猛：《法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知识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2]参见于文豪：《地方政府双重负责的宪法内涵》，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郑毅：《论宪法上的“中央的统一领导”》，载《法学家》2021年第2期；黄明涛：《法律监督机关——宪法上人民检察院性质条款的规范意义》，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朱全宝：《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内涵》，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
[14]参见谢立斌：《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权》，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王贵松：《国务院的宪法地位》，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
[16]参见翟国强：《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如何设立——一个宪法解释学的视角》，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杨小敏：《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的宪法变迁》，载《法学家》2022年第2期；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载《法学研究》第4期。
[20]参见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21]参见焦洪昌，王放：《“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规范入宪——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2期；邵六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法逻辑》，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刘磊：《共同富裕的宪法共识：代际对话与规范内涵》，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6期。
[25]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莫纪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5期；于文豪：《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方》，载《法学家》2020年第4期；苗连营、陈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宪法观》，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秦前红：《宪法至上: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石》，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王旭：《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载《法学论坛》2023年第1期。
[27]类似的划分，参见陈玉山：《中国宪法序言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31]参见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杜强强：《论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诠释循环——以入户抢劫与住宅自由概念为例》，载《法学家》2015年第2期。
[33]参见施鹏鹏：《对羁押及类似措施的法教义学解读及反思——以人身自由权保护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11期；张翔：《“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之合宪性限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8]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王天华：《主观公权利的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黄宇骁：《基本权利在行政法上的效力》，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5期；何海波：《行政权利论》，载《中国法学》2024年第3期。
[39]参见宁凯惠：《部门宪法、分支宪法学之构建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上官丕亮：《部门宪法的实质》，载《法学论坛》2022年第5期；张翔，段沁：《中国部门宪法的展开——以环境宪法和经济宪法为例》，载《人权法学》2022年第3期。
[44]参见黄宇骁：《论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无效力》，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姜峰：《宪法私人效力中的事实与规范:一个分析框架》，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1期；邹奕：《宪法权利何时约束私人行为——美国的州行为理论及其借鉴》，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奚若晨：《基本权利私法效力的界限》，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4期；许瑞超：《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范畴与本质》，载《交大法学》2021年第1期。
[45]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李海平在此议题上有多篇作品，是宪法学者深耕基本权利理论的代表性样本。李海平：《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李海平：《论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李海平：《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范式转型》，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
[46]杨登杰是另一个代表性样本。参见杨登杰：《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直接还是间接》，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杨登杰：《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法理基础的澄清与重构》，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杨登杰：《基本权利作为价值——对客观价值秩序说的澄清与辩护》，载《法学家》2024年第3期。
[50]除前文已经提及的刑法学对于比例原则的引入外，民法领域也有探讨，例如冷传莉：《比例原则私法化的体系定位与调整对象》，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4期；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郑晓剑：《比例原则在现代民法体系中的地位》，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52]参见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戴昕、张永健：《比例原则还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学方法的批判性重构》，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
[54]参见陈鹏：《论立法对基本权利的多元效应》，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谢立斌：《论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水平》，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王锴：《论法律保留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关系——以〈刑法〉第54条的剥夺政治权利为例》，载《师大法学》2017年第2辑；胡玉鸿：《论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级差”与“殊相”》，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陈楚风：《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件》，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陈鹏：《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生成与构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张翔：《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的中国方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刘志鑫：《法律保留的双重构造》，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莫纪宏：《新立法法视角下宪法保留原则的特征及其规范功能》，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5期。
[56]参见张翔：《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张翔、田伟：《基本权利案件的审查框架（一）：概论》，载《燕大法学教室》2021年第3期；王锴：《比例原则在宪法平等权分析中的运用》，载《法学》2023第2期。
[58]参见尹培培：《“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的合宪性评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左亦鲁：《假新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陈道英：《我国民事判决中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以2008-2016年103份民事判决为样本》，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吴昱江：《香港现行法律对煽动性言论的规制》，载《法学论坛》2019年第1期。
[59]参见陈征：《国家征税的宪法界限——以公民私有财产权为视角》，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张翔：《机动车限行、财产权限制与比例原则》，载《法学》2015年第2期；宦吉娥：《法律对采矿权的非征收性限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陈霄：《德国宪法上的财产权保障与股东权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刘连泰：《网约车合法化构成对出租车牌照的管制性征收》，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谢立斌：《房地产税的宪法学思考——以宪法财产权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刘连泰、孙悦：《征收、行政收费还是征税:征收民航发展基金的性质》，载《备案审查研究》2021年第2期；段沁：《财产权限制的类型区分及其合宪性要求:以财产征收和政府性基金征收的比较为例》，载《备案审查研究》2021年第2期。
[65]例如，法理学者和宪法学者共同参与的，基于卢曼的系统论而为的对宪法的理解和重诠。参见陆宇峰：《系统论宪法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李忠夏：《宪法学的系统论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可能》，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曹勉之：《建构地认识宪法:一个系统论宪法学的视角》，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陆宇峰：《系统论宪法学新思维的七个命题》，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余成峰：《系统论宪法学的理论洞见与观察盲点——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读后》，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陈运生：《对中国系统论宪法学的反思》，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
[72]参见韩大元、姜秉曦：《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建构》，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
[73]参见周林刚：《八二宪法与新宪法观的生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田雷：《以“开端”作为方法：“八二宪法”研究的经史分殊和融合》，载《东方学刊》2022年第4期；田雷：《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载《南大法学》2024年第3期。
[74]参见李忠夏：《从制宪权角度透视新中国宪法的发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张翔：《四部，还是一部？我国宪法承继关系的理论重述》，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
[75]参见翟国强：《基本权利释义学的困境与出路》，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刘晗：《中国比较宪法学的重新定位与方法论重构》，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
[76]林来梵教授指出，“建构本学科自主的知识体系，契合法教义学的精神，是中国宪法学应该担负的宿命与使命”。林来梵：《建构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探索》，载《法学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