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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则：“行政处罚遵照公平、公开的制度。”将公平、公开制度写入司法，作为施行行政处罚必需遵照的主要制度，有利于完成司法所追求的公平、公道，有利于加强行政处罚的透明度，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行政处罚约有用监督，有利于加强行政法律人员的责任心。
（一）城管行政处罚公平制度的基本要求
（二）城管行政处罚公开制度的基本要求
公开，是指城管行政法律部门对有关城管行政处罚的司法法律和规章规则、法律人员身份、主要违法现实、处罚决定等与处罚有关的状况，除能够风险公共利益或许损害别人或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并由司法、法律特别规则的以外，应该向当事人公开。公开是法的实质属性，法所具有的奉告、指引、评价、教育和强迫等效果，其前提前提是公开。坚持公开制度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根据公开，《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则：“对违法行为赐与行政处罚的规则必需；未经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据。”但凡要人们恪守的，首先要事前。要做到实时、完好，的内容既包括司法法律的标准文件，也包括其附件。第二，身份公开。施行行政处罚，必需公开法律人员的身份，第三，处罚公开。城管行政法律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该当奉告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现实、理由、根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益。对符合法定前提的行政处罚案件还必需公开举办听证，让当事人能充分行使陈说和申辩的权益，以避免违法、欠妥的行政处罚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处罚公开包括处罚顺序公开、处罚文书公开、处罚后果公开等。
二、当前在执行城管行政处罚公平、公开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平、公开制度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城管行政法律必需坚持的主要制度。当前，在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历程中，各地城管行政法律部门依法行政认识日益加强，城管行政处罚日趋标准。但不能否定，当前城管行政处罚在遵照公平、公开制度方面，仍存在不少函待处理的问题。
（一）重实体轻顺序
（二）重正当轻合理
（三）滥用自在裁量权，随意处罚
自在裁量权是指行政法律主体在司法所答应的范围内，基于司法的目标，依据详细状况和意志，自行判别和选择本人以为准确的行为的权利。自在裁量是相对辑束裁量而言。竭束裁量是指在施行行政处罚时，必需严格依照司法、法律的规则进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在。然则，城管行政处罚量大面广，拥有极大的自在裁量空间。自在裁量权是城管行政处罚的主要构成局部，但也是城管行政处罚的一柄双刃剑。运用妥当，有利于完成公平和效率，反之，便会招致权利滥用、越权法律、进犯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严格损害司法的庄严。因而，在行使城管行政处罚自在裁量权时，该当思索司法所规则的该当思索的各方面要素，最大限制地尊敬当事人的权益，公道合理，不带任何成见，对当事人对等地实用司法，遵照过罚相当的制度。
三、影响城管行政处罚公平、公开制度执行的原因分析。
（一）司法标准滞后
我国现行的触及城市管治的司法法律虽然较多，但不系统，散见于其他的司法法律之中，很多司法法律条则又貌同实异，可操作性不强，甚至互相矛盾，司法标准内部的协调性、统一性、配套性不能知足行政法律的详细性和可操作性要求，招致城管行政处罚不足完善、精确的处罚根据。面临这一难点，城管法律队员处于被动境地。关于分明处于管治权限范围内的违法、违规事项，如对其进行管治，尤不足对应的处罚根据；如纰谬其进行管治，则又是行政不作为的倾向。特别是统一行为还违背两个司法，触及到数种分歧的处罚时，终究实用何种司法、何种处罚，城管法律人员很难掌握，难以弃取和定夺。
（二）城管体制不顺
城管行政法律队伍当前仍处于较紊乱的情况，虽然有些城市设立城管行政法律局或许还设城管局，相对集中局部行政处罚权，但大多数城市照样城市建设管治监察支（大）队，且不是法律主体，而是受委托法律的事业单位，在人员、经费上没有足够的保证，法律力度较弱，有的当地的城管行政法律甚至是自筹经费。法律权益被约束后，尤其需求较为完善的配套办法，如从物质上等方面大力共同。城管队伍做为较为年青的重生队伍，不足响应的指导管治体制，独树一帜，不足透明监督。当它所管治的事项需求其他部门的共同时，却又显得惨白无力。这种情况直接招致处罚弹性大，处罚后果不不变，也形成了行政处罚的坚苦越来越大、纠纷愈益增多，不断激发暴力抗法事情。
（三）长官意志制衡
在城管行政处罚进程中，一些部门指导、上级指导以及其他外部力量对城管行政处罚进行过多搅扰，招致城管行政处罚申“长官意志”流行，直接影响行政处罚的公平、公开。呈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城管队伍不足较为自力的机制。广大法律队员在基层与市民群众进行有理有据的工作，然则这并不能抵御指导喜欢于人情所说的话，处于经费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一些行政处罚往往是有出无行，长此下去，严格减弱了行政法律力度，影响行政法律形象。
（四）其他原因
随着法制历程的不断加速，公民的司法认识提高很快，公民学会用司法兵器维护本人的正当权益。这对行政法律部门及法律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很多城管法律队伍提出了“文明法律”的标语，然则当你面临群众以“进犯权益”的外表理由进行维权，当你面临无理群众的围攻咒骂，当你面临英雄主义认识激烈出面的围观群众声声征伐时，如何文明法律就成了一浩劫题。一时的让步能够招致今后反复呈现相似的问题，然后成为指导时刻不忘、群众口口相传、队员大家头疼的“刺头”。此时，处于基层的一线法律队伍似乎应针对状况进行行政处罚，来更好的表现行政处罚的公开与公平制度，而不是一味的姑息将就。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一向主旨，但当前不少当地的城管行政法律部门存在着“官贵民贱”思想，拜金主义流行，往往经过施行行政处罚追求部门利益、当地利益和个人利益，阻碍公平、公开制度的执行。还，城管法律人员本质低下，也是招致城管行政处罚有掉公平、公开的主要原因。
四、对保证城管行政处罚坚持公平、公开制度的建议。
保证城管行政处罚坚持公平、公开制度，要加大普法教育的力度，加强公民和组织的司法认识、城市认识和自我维权认识。但更主要的是，要改革体制，增强立法，以必然的办法、制度来加强制约和监督城管行政处罚权的公平、公开行使，
（一）加大城管行政法律体制的改革力度
加速城市管治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措施，建设权责明确、行为标准、监督有用、保证有力的城管行政法律体制，建议成立国家城市管治行政法律机构，相对集中城市管治领域的行政处罚权，明确职能范围和工作工作，笔者以为，这是提高城管行政处罚效率和水平，标准城管行政处罚行为，加强队伍建设，完成全国城管行政法律机构设置统一化、标准化、科学化，促进城管行政法律顺序化、法定化，优化城管法律社会情况，建设健全城管行政法律主体资历制度，保证城管行政处罚权公平、公开行使的必经之路，
（二）加速城管行政法律领域的立法措施
如前所述，城管行政处罚难以做到公平、公开的原因之逐个是司法标准滞后，因而，加强城管行政法律，促进城管行政处罚权公平、公开行使，建设健全城管司法法律至关主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大势所趋，也符合我国改革行政法律体制的客观需求，所以，必需从相对集中城市管治领域行政处罚权的角度动身，制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治法》及其系列法律、规章，将散见于其他司法法律中的内容综合起来，使其系统化、科学化、司法法律根据专一化;在规则自在裁量权时，尽能够减少自在裁量的幅度;要严格规则城管行政处罚顺序，经过严格的顺序遏制行政处罚显掉公平、公开等不正当、不合理现象。
（三）加强城管行政法律队伍的本身建设
再完善的司法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假如没有一支高本质的城管行政法律队伍，就很难构成正当、公平、公创办案的场面，城管行政处罚的公平、公开制度就会大打扣头。因而，建设一支规律严正、公平无私、政治坚决的城管行政法律队伍，是完成城管行政处罚公平、公开的主要要素。城管行政法律部门应坚持常常性地组织广大城管法律人员学习政治埋论和政策法律，加强城管法律人员的业务培训，促进城管法律人员养成优越的职业品德，培育城管法律人员的分析才能和逻辑思想才能，不断提高城管法律人员的管治水平、法律水平和法律效率，然后真正完成城管行政处罚的公平、公开。
一、制作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必要性
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一个新的概念。相对于现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只对证据简单罗列，它增强了当事人对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了解，对于普及法律知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法律素质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1.制作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的需要
知情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为了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避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规定了行政机关在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前，要告知其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最后，还要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从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行政处罚文书制作的实践来看，行政机关在案件查处过程中的告知(包括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只是简单的告知，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的违法事实、证据等内容也比较简单，当事人从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很难对行政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案件定性和处罚依据等进行详细的了解，其知情权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对于可以要求听证的案件，当事人也往往由于个人原因和客观原因，很少要求行政机关举行听证。所以，制作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是当务之急。
2．制作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当事人法律素质的需要
当事人法律素质的高低是当事人是否守法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经营者对法律法规的了解，主要是从经营实践、新闻媒体、法律培训中获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但能够制裁、纠正当事人的违法经营行为，而且能够加深当事人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客观上起到了培训当事人的作用，增加了当事人学习法律法规的紧迫感，有利于经营者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
3．有利于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加强执法监督
行政执法人员制作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但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掌握一定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也必不可少。要能够将案件事实、性质、情节等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紧密联系、融会贯通，以达到说服当事人的目的。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只有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充分理解法律法规的立法宗旨、原则和内容，了解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熟练掌握行政处罚案件的办案程序、行政处罚文书的制作要领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规则，才能制作出高质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另外，由于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严谨性、充分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方便行政机关进行执法监督，以保证行政处罚案件的正确性。
二、制作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要求
(一)对当事人违法事实的描述
当事人违法事实的描述，是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说理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违法事实描述部分，应做到以下几点：
1．保证事实的全面性
事实的全面性，即行政处罚决定书要全面反映案件事实。事实既要包括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也要包括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原因、案件查处过程中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认识、态度及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影响等从轻或加重处罚情节的事实。尤其对行政执法人员经过调查取证后认定的违法事实，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要进行重点描述，不能有任何遗漏。
2．保证事实的准确性
事实的准确性，即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描述的事实要准确地反映当事人对事实的真实意思，认定的事实应该准确无误。首先，违法事实必须是行政执法人员经过调查取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其次，违法事实必须符合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即违法主体和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揭示行政处罚案件的本质和特点；再次，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认识态度、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等可以影响行政处罚的情节也应该准确无误地阐述，以保证事实的完整性。
3．保证事实和证据的对应性
事实和证据之间的对应性，是指每一个事实都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证据和违法事实之间要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行政执法人员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要重调查、重证据，要勤于思考，要理清证据和违法事实之间的关系，切忌主观臆断。
(二)说理的方式、方法
1．讲究说理的逻辑性
2．讲究说理的针对性
说理的针对性，指说理要做到有的放矢，围绕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进行论述。要在通过调查取证获得证据的基础上，证明当事人为什么违法、怎样违法、违法行为要达到的目的、违法行为对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造成的危害等。尤其对行政机关和当事人在案件证据上的争议焦点要进行重点论述，运用证据所证明的违法事实，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合理辩驳理由作出回应。
3．讲究说理的法理性
关键词：地震、行政处罚、效力
一、准确理解行政外罚的概念和掌握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是最容易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执法行为之一。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国家于1996年出台了《行政处罚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行政执法行为的立法，它所确立的原则和制度为一方面对推动行政机关转变行政思维方式发挥极大的作用，同时于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立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熟练掌握行政处罚制度对做好行政处罚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熟练掌握行政处罚制度，首先要正确理解行政处罚的概念，行政处罚是会么？
行政处罚是特定的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相对人适用一种惩戒措施。
这里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在行政处罚工作中还必须掌握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共有五个基本原则：
（一）处罚法定原则
（二）公正、公开原则
（三）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四）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原则
（五）监督制约原则
其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内容包括：
一是主体法定。行政处罚是一种特定的行政权力，能够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只能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拥有的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定的组织。此外，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委托有关事业组织实施处罚。除以上几种情况外，其他机关或组织不得作出行政处罚。
二是依据法定。行政处罚涉及行政的合法行使，关系到翁、不夫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处罚的依据必须法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因而它们都是行政处罚的依据。而要指出的是法规、规章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依法设定，否则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比如，地方性法规设定了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规章设定了高额罚款，这都是违法的，都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另外，无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在其依法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和命令中，可以在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行为的种类、幅度内作出具体运用的规定，我们通常把这种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的权力称为行政处罚规定权。所以从广义上讲，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还包括行政机关依法的有关行政处罚运用的具体规定。
三是行政处罚的程序必须合法。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不仅要求实体合法，而且要求程序合法。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如果不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就会损害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无效的、违法的。
二、地震行政处罚合法性要件分析
地震行政处罚是地震行政执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地震主管部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它是指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对违反地震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各种行为给予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地震行政处罚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原则。又因为地震行政管理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管理，地震行政执法队伍是一个年轻的执法队伍，地震行政处罚是地震行政执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对地震行政处罚合法性，有一个深入系统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归纳分析，我认为地震行政处罚具备以下四个合法性要件：
1、地震行政处罚依据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地震行政处罚的依据是进行地震行政处罚的根本，没有依据或者依据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地震行政处罚就象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应有尽有的赖以存在的基础，地震行政处罚必然无效。地震行政处罚依据合法是地震行政处罚有效的前提。
1）规范地震行政管理的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地震行政处罚也不例外，必须依据已经公布、正在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进行处罚。截止目前，规范地震行政管理的法定依据有：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地震预报管理条例》。
（3）部门规章：《地震行政执法规定》。
另外，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是地震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如：《防震减灾条例》、《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等，但其受法律阶位和适用范围的限制，不具备在全国适用的条件，只在各自的行政区划范围内具备法律效力。
除此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规定都不能作为地震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作为我国第一部规范全社会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活动的基本法律，是《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及法律位阶更低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立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有关地震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的行为、种类、幅度的范围内，否则，不能成为地震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关于地震行政处罚的规定是地震行政处罚的基本依据，也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执行依据，任何超越基本依据范围的地震行政处罚当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43、44条具体设定了地震行政处罚：
第43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十万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又未依法事先征得同意并采取相应措施的；
（二）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的。
第44条规定，违反本法第17条第三款规定，有关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由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以下的罚款。
上述两条的规定明确了地震行政处罚的主体、行为、种类、幅度，是赋权条款，也是限权条款，即：赋予地震主管部门地震行政处罚权，同时也限制了地震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
2、地震行政处罚主体合法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职权的一个类型，既是行政处罚主体的权利，又是行政处罚主体的义务。行政处罚的主体是我国行政管理职能分工决定的，也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地震行政处罚的主体行使地震行政处罚权是地震主管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必然要求。
3、地震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程序上都应受法律制约，都应法制化，这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该条充分肯定了行政处罚程序的重要性。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行政处罚程序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六章共25条对行政处罚程序进行了两章规定，明确了行政处罚决定的三种程序（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及执行程序。《地震行政执法规定》作为专门规范地震行政执法的部门规章，也专章〈第五章〉规定了地震行政执法程序，其中第25条明确了地震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执行和结案。第26条到第49条分别对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执行和结案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规范，从立法上保障了地震行政处罚程序有法可依，也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地震行政执法人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地震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可以监督和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防止执法人员、滥施处罚，保护相对人的合权益，杜绝权大于法，人治凌驾于法治的现象。
4、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
行政处罚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以惩违法为目的的具有制裁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势必对违法相对人的权益予以限制、剥夺或对其科以新的义务。地震行政处罚也不例外，地震行政处罚决定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可以惩戒违法行为，制裁违法相对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地震行政处罚决定不合法，非但不能惩罚应受惩罚的行为，反而给相对人造成不应有损害，有悖行政处罚的宗旨，有违依法行政的要求。
要做到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依据即要求事实清楚，执法人员必须查明违法事实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人是谁，违法行为应由谁管辖、违法行为是否应当予处罚。事实清楚，是地震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基本前提。
以法律为准绳即要求处罚种类和幅度与违法事实相一致。我国法律赋予了行政执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是说行政处罚可以听凭执法人员主观臆断，而是要求执法人员必须综合考虑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动机、目的、情节轻重、危害程度、补救措施等情况，在法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规定，地震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和罚款两种，罚款的幅度有5千到10万、1万到10万两种，可见地震行政处罚的种类十分有限，警告和罚款之外的处罚显然是于法无据，但罚款的幅度却很大，如何确定罚款的数额？必须遵循处罚种类和幅度与违法事实相一致。
离开合法性，效力性也无从谈起。地震行政处罚效力必须建立在地震行政处罚合法的基础上。
以上所述，只是自己一点粗浅的认识，希望通过对地震行政处罚合法性的认识，使之在地震行政执法实践过程中，认真严格做好地震行政处罚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3]:《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4]:《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审定及抗震设防要求确定行政许可实施细则（试行）》
[5]:《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
《行政处罚法》实施近六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该法立法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也不断显现出来，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地分析。
一、违法行政处罚行为方面的缺陷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是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表明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依照法定依据和法定程序进行，以防止行政处罚权的违法行使，但这一规定与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原则（又称"效力先定"原则）及《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不相协调。
首先，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约束力，自始就推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照行政行为所决定的内容加以履行，这是行政法上公认的规则。作为行政行为之一种的行政处罚，当然也具有这种特征。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一经作出就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即使它是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在没有被有关国家机关经过一定程序确认为违法并撤销其效力之前，它仍然是有效的，仍然对有关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如果认为行政处罚缺乏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而构成违法处罚，也不能自行否认其效力，而必须先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然后通过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程序确认该行政处罚是否违法。
其次，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一规定是否意味着对于符合此类情形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从一开始就可以拒绝接受？从《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的规定来看，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里所讲的"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既包括对被最终确认为合法的行政处罚的不服，也包括对被最终确认为违法的行政处罚的不服。即使行政处罚被确认为违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过程中仍应履行原行政处罚决定。显然，简单地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会对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这一规定带来很大的影响，不利于这一规定的贯彻实施。
再次，行政处罚最终被确认为无效的原因有诸多情形，除了没有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之外，还包括主要证据不足的、超越职权的以及滥用职权的情况。对符合这五种情形之一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判决撤销，否定其效力。而《行政处罚法》仅仅规定了没有法定依据和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因而是不全面的。
二、听证程序方面的缺陷
听证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其方式可以是书面或者口头的单独征求意见，也可以是由有关国家机关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行政处罚法》首次确立了听证制度，被誉为我国立法领域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受处罚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程序上的权利，切实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并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说明理由、听取意见等方面的义务。这对加强行政处罚活动中的民主化、公开化，保证行政处罚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减少行政处罚诉讼的数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赋予所有受处罚人听证的权利，只是给予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等程度比较严重的行政处罚案件，受处罚人才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显然，《行政处罚法》把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就听证的本质而言，一方面，它是法律为受处罚人设置了一个对自己不利指控的抗辩场所，体现了行政处罚中的民主原则、公开原则和相对人参与原则；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权力制约的程序机制，也是一种较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事后监督手段更为有效的事中监督手段。行政拘留作为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处罚种类，理论上它属于典型的人身罚，理所当然应该赋予受处罚人有抗辩的权利和机会，以切实保障其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其次，《行政处罚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且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通常说来，对于受处罚人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享有对事实和证据的判断权、法律依据的选择适用权和行政处罚的决定权。与此相适应，受处罚人则享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权利。可见，当事人的充分申辩权是听证程序的基本要求之一。为此，法律还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等内容，但《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当事人或者其律师可否查阅或者复制调查人员的指控材料。如果当事人没有查阅案卷的权利，他们就不可能充分有效地行使申辩权，从而影响到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不免使听证制度流于形式。
再次，《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该法没有规定书记员的设置。同时，上述规定对听证笔录究竟有何法律意义，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简易程序中举证方面的缺陷
简易程序是针对违法事实确凿、处罚较轻的情况设置的。这种程序具有手续简单、效率较高以及执法人员当场给予处罚等特点。但确凿的违法事实也应当通过充分的证据来反映，而行政处罚的举证责任也只能由行政执法机关来承担。《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然而，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行政机关又如何举证？简易程序既没有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与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人员相分离，也没有明确要求执法人员一定不得少于两人。事实上，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人员是融调查身份与决定身份于一体的，不仅如此，还将执法人员与案件的证人相混同，执法人员既是案件的处理人，同时也是案件的证人。那么，在别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能否以单个的执法人员单方面的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岂不是助长了个人擅断、扩大了自由裁量权运作的空间吗？由此来看，完善简易程序中举证方面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违法记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救济途径
一、交通违法记分的法律规定
依据现行法律规范，违法记分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对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人给予行政处罚的同时，另依据其违法行为的程度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作出的分值记录。
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决定违法记分的分值等级。对于严重妨碍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如：酒后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或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取经济利益等行为，一次记12分。对于性质较为恶劣的，如：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机动车的等，一次记9分；对于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不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行为等记1分。而对于情节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仅给予警告处罚的，免予记分。违法记分实行固定周期内累积制度，也即机动车驾驶人如有多起交通违法行为的，将分别给予记分且全部记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计算。在一个记分周期期限届满时，如驾驶人累积记分不满12分的，该记分周期内的记分将予以全部清除。但记分清除须以违法记分所依附之行政处罚的罚款已由驾驶人缴纳完毕为前提条件。也即：如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虽然累积记分未满12分，但驾驶人有罚款逾期未缴纳的，则记分周期内未缴纳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对应记录的违法记分将自动转入下一记分周期。
违法记分依附于驾驶人因交通违法所受到的行政处罚而存在。具体表现在，行政机关在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应一并告知违法记分的分值，并在实际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一并记录违法记分分值。除此之外，在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同时，违法记分也应一并变更或撤销。
二、交通违法记分的法律性质
交通违法记分制度是行政机关即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的行政职权，针对行政相对人即驾驶人，就特定事项即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的有关其权利和义务的单方行为。违法记分毋庸置疑可定性为行政行为。但具体而言，违法记分到底属于何种行政行为？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目前，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交通违法记分属于行政处罚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每一次违法记分都是对驾驶人驾驶资格的一次量化，当记分达到一定数值时，将导致驾驶人驾驶证被吊销的法律后果［1］。从实体上看，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某种资格的限制与剥夺；从程序上看，是基于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处理结果［2］，兼具惩罚性与处分性，符合行政处罚的本质，因而应将违法记分定性为一种行政处罚，且是交通行政处罚的并列处罚［3］。司法实践中，该观点已在个案中被采纳。在上诉人班某明诉被上诉人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诉讼二审案件（案号：（2017）黔27行终6号）中，上诉人认为正是由于其被上诉人一次记12分的行为，导致了上诉人驾驶证被扣留、驾驶许可被直接剥夺、合法权益受到实质影响，因而主张二审法院在审查案涉其他行政处罚行为的同时一并审查违法记分这一行政行为。二审法院虽然最终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但却对案涉违法记分的法律性质旗帜鲜明地给予了定论，即：违法记分并不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行政行为许可的一种监督检查，而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因此上诉人在二审中要求将违法记分与其他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处理于法有据。
（二）交通违法记分属于行政许可
（三）交通违法记分属于行政确认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违法记分完全符合行政确认的法律特征，即：是一种“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客观认识活动，其并不需要行政机关主观意志发挥作用，行政机关只有依法作出或不作出的义务，而不具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5］。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违法记分仅仅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对于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对应记分分值的确认，是一种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以影响和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的对行政相对人的提醒［6］，其并没有直接剥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也不具有实质制裁性。即使是在一个驾驶周期内，违法记分达到或累计达到12分，也并非直接实现对驾驶人驾驶资格的剥夺，而是需要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违法记分已达12分”的事实另行作出一个“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才能完成。由此可见，违法记分实质上是且仅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旨在实现对违法行为在性质和数量两个维度上的数字化管理。在后续行政处罚行为作出前，违法记分作为独立的行政确认行为而存在；在后续行政处罚行为作出后，违法记分便作为行政处罚行为的必要前提，被后续行为所吸收，成为行政处罚行为的组成部分［7］。
三、交通违法记分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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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程序中，一般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这是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从行为责任上来说，行政机关负有查明违法事实的责任；从结果责任上来说，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查明违法事实，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做出或者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都由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执法人员依法收集的证据负最终的证明义务。但是，这并不排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二、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的积极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即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即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这一规定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规定了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的积极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
行政机关依法要求当事人举证时，要注意一下几点：
一是当事人只对有利自己的事实举证，不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举证；当事人只对自己行为合法的事实举证，不对自己行为违法的事实举证；当事人只对积极的作为事实举证，不对消极的不作为事实举证。一句话，当事人只对有利于他的合法积极事实负举证责任。
二是行政机关必须向当事人阐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对当事人提出举证要求。
三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举证要求应当合理，应当考虑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给与合理的举证期限，不能故意刁难当事人。
四是除有法规明确规定以外，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不必然推定其行为违法，不免除行政机关依法查明违法事实的责任。
三、投诉人对自己享有合法权益的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
由于工商部门等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大都是依职权的行政行为，所以一般而言不需要举报人、投诉人等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对于某些违法行为，尤其是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违法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投诉人仍要负一定的举证责任，理论上称之为推动责任。在工商行政执法中，主要有三类行为投诉人要负推动责任。
投诉人申请工商机关查处商标侵权行为、仿冒行为、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案件时，要对自己享有合法权益的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或使用权的事实。在查处仿冒行为时，被侵权人应当提供其包装装潢在先使用的证据。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时，被侵权人应当提供其商业秘密存在证据，初步证明其商业秘密符合不为公众知悉、具有经济价值、采取了保密措施的要件。如果被侵权人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可能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要求投诉人在这类案件中负一定举证责任，是由于其案件性质决定的。这类案件本质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在查处这类侵权案件时，工商机关除有维护经济秩序的“警察”角色外，还有居间裁判的“法官”角色。一定要把握好执法的“度”，要全面听取涉案双方的证据和陈述。既不能放纵违法者，也要避免打击扩大化，防止个别别有用心的举报人把工商当枪使，利用工商来打击竞争对手。
四、法律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
如上说述，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查明违法事实才能给予行政处罚。但某些特殊的违法行为要想查明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时，如果机械地坚持行政机关必须查明违法事实才能给予行政处罚，可能导致该类违法行为的绝大多数得不到查处。这时，因为客观需要或者行政效率的需要，法律就赋予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进行推定的权力。
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进行推定，不需要收集推定事实是否成立的证据，可以直接根据法定的基础事实依法做出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但是，法律又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有关推定。这时，实际上就产生了举证责任的倒置或者转移。即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转移到了当事人身上。
曹玉川系北京市密云县大华法律事务所（以下简称“大华所”）法律工作者（主任）。大华所是曹玉川于1996年4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而创办的密云县第一家民办法律事务所。1999年4月9日，曹玉川将法律工作者执照交予密云县司法局，参加一年一度的年检注册工作。5月底，局办其他法律事务所人员的执照早已发还，而曹玉川的却杳无音信。曹玉川去追问时，密云县司法局仍推说“市局还没有回来呢”。6月2日，曹玉川专程去北京市司法局询问，才知晓自己的执照提交年检后杳无音信的原因——1998年底，密云县司法局要求大华所上缴收据存根，曹玉川坚持按财政部门有关“发票存根出具单位保存5年”的文件规定办事，拒绝司法局非法收取管理费。
1999年6月3日，曹玉川以不服密云县司法局吊销其法律工作者执照为由，向密云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9月10日，密云县法院以注册法律工作者执照的决定权在市局为由，驳回了起诉。9月17日，曹玉川又以北京市司法局为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理由是被告对其实施了变相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行为。12月15日，西城区法院作出判决，指出：“原告曹玉川虽认为被告北京市司法局对其实施了吊销工作执照的行政处罚行为，但却未能提供相应的事实根据。现因原告曹玉川不能证明被告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故原告以不服行政处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3项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西行初字第46号]
1999年12月27日，曹玉川上诉到北京市一中院。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吊销其法律工作者执照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的特征，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吊销其法律工作者执照的行政处罚行为，并赔偿其被迫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而被上诉人同意原判。一中院于2000年3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指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应有基本的法律事实。上诉人曹玉川认为北京市司法局未给予其法律工作者执照进行年检注册，是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显然有违基本事实，且不符合行政处罚的基本特征，其要求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撤销该行为并给予其经济赔偿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据此以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要求，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项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终字第26号]
「评析
一、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这不仅是学术界公认的原则，而且是现行法上的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决不应该反过来要求原告负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3项规定的“有……事实根据”，只是列举了起诉条件，并且，这里所要求的是一种形式要件。因此，本案一审法院根据该规定作出驳回判决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若法院经过案件的审理，确认原告的起诉果真缺乏事实根据的话，亦可以根据该规定作出驳回判决。但是，本案的情形却恰恰相反。
本案中，被告对其“不予注册并收回《法律服务执照》”的事实并无异议，并主张“司法机关对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服务执照不予注册，不是行政处罚行为”。既然如此，争议的焦点不是“事实根据”问题，而应该是该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合法。像本案两级法院判决那样，以曹玉川“未能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为由，作出“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的结论，进而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必须强调的是，行政诉讼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而决不是相反。
二、不予注册法律工作者执照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为
（一）司法行政机关和大华所之间的关系
民办大华所，其所有制既然为“民办”，一般情况下不能成为“政法部门的基层组织”，即不应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和大华所之间是行政主管单位和管理相对人的关系。这是公法与私法相区别的一条重要原则。无限制地扩大“政法部门的基层组织”的内涵和外延，都是违反行政组织法的，也是不符合依法治国精神的。大华所法律工作者曹玉川将其执照交予司法行政机关参加年检注册，即相对人提出了延续执照的申请。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注册的决定，是作为其行政主管部门的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司法行政机关对其管理相对人行使职权，必须遵循行政组织法所确定的职责和权限规定，同时也必须遵循行政行为法。对相对人的申请采取不作为的方式，致使其失去在下一年度的执业资格，严重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种“事实依据”是不证自明的。
（二）不予注册法律工作者执照的性质
由于本案中是针对已拥有法律工作者执照的原告（上诉人）“违反执业纪律”而对其“工作执照不予注册”，因此，不予注册的行为虽然在名称上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其实质乃是吊销和拒绝颁发许可证和执照。更确切地说，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不予注册，不予发还，实际上等于收回）拒绝延续执照。对现行有效的法律工作者执照收回不予发还，属于“吊销许可证和执照”；对将到期的法律工作者执照不予注册，使其持有人在下一年度失去执业的资格和权利，属于拒绝颁发（延续）许可证和执照。关于这类行为，《行政许可法》第50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虽然不能将该法回溯适用于当时的案件，但是，在本案中，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及时地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这本身就具有《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所列举的不作为的属性。也就是说，此种行为当然属于行政处罚。因此，认为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工作者执照不予注册的行为不是行政处罚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4项规定，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诉讼。该款第1项规定，对包括“吊销许可证和执照”在内的行政处罚不服而提起的诉讼，也在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内。
三、行政机关作出不予注册法律工作者执照的决定应履行法定的程序
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今天，任何行政管理行为，都必须遵循相应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司法行政机关作出不予注册法律工作者执照的决定，必须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并履行相应的程序，否则，将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
被告（被上诉人）借年检之机，收回了原告（上诉人）的执照，根本没有任何正式通知，也没有作出任何文字决定，仅仅是依据“惯例”，主张“我们就是不给他了！”这完全是无视法律规定的程序，无视管理相对人权利和利益的做法。如果说，在长期的司法行政管理过程中真的形成了如此惯例的话，那么，以此案的审理为契机，确实到了彻底改一改这种惯例的时候了。况且，作出对工作执照不予注册这样的、严重侵害相对人权益的决定，必须事前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给予当事人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的机会。有关这方面的程序，《行政处罚法》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包括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在内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第42条）。违反法定的程序所作出的处罚决定等，或者不能成立，或者无效（第41条、第3条）。
四、法院判决应注重说理
从本案两级法院行政判决书来看，法官的说理不够充分，所论也有诸多错误。一审判决以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为由，作出了“故原告以不服行政处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的结论，实际上是曲解了有关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曲解了行政处罚之本质特征的结果。二审判决强调“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应有基本的法律事实。”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不知基于什么理由导出了上诉人的主张“显然有违基本事实，且不符合行政处罚的基本特征”，其要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结论？二审法院同样将举证责任推给上诉人，而对本案所争议的不予注册法律工作者执照的属性根本不予法律剖析，对被上诉人的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不予任何涉及，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实际上的行政管理关系不予任何逻辑分析，便武断地得出上述结论，则是很不应该的。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珠海广播电视大学
一、行政强制执行概述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
1、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确定的行政义务为前提。这种不履行在主观上形态为故意，内容上包括从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或不履行规定的义务两种行为模式，在客观上表现为没有充分及时履行。没有充分及时履行，是指义务人已超过履行期限未能及时履行，或者虽已开始履行，但在期限到来时未能履行完毕，处于不完全不充分的状态。
2、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以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为前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
3、行政强制执行是由人民法院或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以行政主体和法院为执行主体。
4、行政强制执行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5、行政强制执行具有严格程序性特征。
6、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是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者达到义务被履行的同一状态。
二、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
（一）先动员后强制的原则。在强制执行前，国家机关应当进行督促教育，动员义务人自己主动履行。如果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则不再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例如法院在发出执行通知书后，如义务人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前自动履行了义务，则不再予以强制执行。这一原则对于确定强制执行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优先选择轻微方式的原则。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强制措施均可达到执行目的时，应当遵循由弱到强的选择顺序，而不得首先使用最为严厉的措施。因为任何强制措施的实施，都会涉及相对人的自身权益，基于保护人权的考虑，在保证目的实现的基础上，应当优先选择干涉程度最轻的方式。
三、行政强制执行的特点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四、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
依执法人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方式实现法定义务人履行其义务的目的为标准，行政强制执行可以划分为直接执行和间接执行。间接执行包括代履行和执行罚。
直接强制按其内容还可分为对人身的强制、对行为的强制和对财物的强制。
（二）代履行。代履行是指义务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由他人代为履行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代为履行或者委托第三人代为履行，向义务人征收代履行费用的强制执行制度。代履行主要适用于该行政法义务属于可以由他人代替履行的作为义务，如排除障碍、强制拆除等。对于不能由他人替代的义务和不作为义务，特别是与人身有关的义务，不适用代履行。由此可以看出代履行具有以下几个实施条件：（1）存在相对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法上既定义务的事实。2）该义务是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的作为义务。（3）该义务必须是代履行后能达到与相对人亲自履行义务同一状态的义务。（4）应当由义务人承担必要的实施费用。
（三）执行罚。执行罚是指义务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由行政机关迫使义务人缴纳强制金以促使其履行义务的强制执行制度。执行罚主要适用于当事人不履行不作为义务、不可由他人替代的义务，如特定物的给付义务或者与人身有关的义务等。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虽然其具有罚的外型和功能，但他们在性质、目的、原则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首先，行政处罚本质上属于制裁性法律责任，仅限于设定新的义务；执行罚属于强制性法律责任，是以设定新的义务的办法来促使当事人履行既定的义务；其次，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制裁，通过制裁给当事人以违法教育，着眼点在于过去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执行罚的目的则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其着眼点在于将来义务内容的实现；再次，行政处罚以“一事不再罚”为原则，一般对一次违法行为只惩罚一次；而执行罚的最终目的在于义务的履行，因而执行罚可以多次适用，直至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以行政强制执行内容的性质做区分，可分为：1.执行性强制执行，如罚没款项的强制扣划；2.制裁性强制执行，如公安机关对作案工具的收缴；3.检查性强制执行，如计量管理机关对计量产品的控制检查；4.预防性强制执行，如卫生主管部门对传染病流行的强制预防、强制隔离；5.制止性强制执行，如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或行人的强制制止；6.保护性强制执行，如公安机关对酗酒者的保护；7.教育性强制执行，如有关机关对卖女和客的收容审查；8.保全性强制执行，如有关机关对违法嫌疑人财产的扣押、查封、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