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闫昭)网约单车一夜走红，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乱停乱放也引起公众热议。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郭文圣建议，应由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门，参照网约车管理办法起草过程，牵头制定《共享单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当前，共享单车行业处于快速扩张阶段，新增共享单车的数量多，但这一发展并没有考虑到各地原本仍有较高的单车存量，包括居民自有单车及城市公租自行车。城市自行车道和停车区域总体空间有限，短期内是无法完全容纳新增单车。郭文圣在建议中表示，应在《办法》中设立专门条款，鼓励共享单车企业“科学增量，盘活存量，优化总量”，即倡导公司在投放新车的同时，将城市弃置无主单车、居民自愿共享单车、城市公租自行车连接入平台，真正实现“城市大共享”，避免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
同时，郭文圣指出，目前共享单车普遍采取无桩模式，在便利居民的同时，乱停乱放等问题随之产生。加之，共享单车企业线下运维能力不足，此类问题愈演愈烈，侵占公共空间的同时极大加重了交通管理部门的负担。“建议《办法》着重强调共享单车地面运维、线下运营的重要性，就单车数量与运维人员配比等给出指导意见，以期实现‘共享单车运维团队为主、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监督、广大居民用户配合’的线下业态，保障公共空间利用效率和公共交通安全。”郭文圣说。
按照共享单车的要求，用户需缴纳押金后方可用车，押金额度从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全行业押金总额不可小觑。为切实保障用户权益和资金安全，打击挪用押金等不法行为，预防兑付风险，郭文圣建议《办法》对于用户押金的存管模式进行明确规定，要求各共享单车企业采取第三方存管，保证押金与经营现金流分离。
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议案蔡宁表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现行刑法有期徒刑上限设定为十五年明显偏低，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根据罪行的轻重及刑事责任的大小设定，并构成一个轻重衔接、宽严相济、有机统一的刑罚体系。但由于有期徒刑上限偏低，使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跨度太大、无法合理衔接，影响了对某些犯罪行为的准确量刑。
二是司法中可适用的有期徒刑幅度过小，容易造成量刑失衡。例如，“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6年4月18日施行后，对于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几万元就有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在此基础上每增加数万元、数十万元就有可能增加一年有期徒刑，而贪污、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则是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才会增加一年有期徒刑，贪污、受贿300万元到数千万元的罪犯，一般都集中在十年至十五年之间判处有期徒刑。总体看来，贪污、受贿罪犯的犯罪数额相差很大，所获刑期却差别不大，特别是对于严重贪污、受贿罪犯的处罚力度没有在刑期上得到充分体现，量刑轻重比例明显不够均衡，会造成贪贿犯罪从300万元到数千万元量刑差不多的负面效应。
三是由于有期徒刑上限偏低，造成刑罚结构不够科学、合理。如果从立法层面适当调高有期徒刑上限，可以使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在减刑、假释时的标准相应提高，避免实际执行刑期过短，从而使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之间的刑期比例更为协调，刑罚结构设置更趋科学、合理。
对此，蔡宁建议将刑法中有期徒刑的上限提高到二十年。同时，对于有数罪并罚情形的，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现行刑法规定最高不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三十年(现行刑法规定最高不超过二十五年)。此外，相应提高有关犯罪追诉期限，并对各类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通过减刑、假释实际执行的最低刑期适当予以提高。(记者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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