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去世，致“汉语拼音之父”一说再度引起热议，有网友质疑道：首先，汉语拼音法自明末便已开始；其次，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为文改委，1986年后该机构易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时，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等人为委员，独尊周老，似不恰当。
作者唐山
据笔者有限阅读，“汉语拼音之父”之说始于2007年8月《文史博览》上发表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作者余玮）的一篇专访。同年10月31日，周有光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华社在报道时再度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先生的儿子周晓平（周小平）曾说：父亲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指周有光）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他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然而，据1975年进入文改委工作的陈效师先生对笔者说：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最终制定者为叶籁士、陆志韦和周有光，另两人均有兼职，专业研究者只有周有光一人，当时成果皆称集体，不及个人，致周有光的贡献被忽略。陈先生认为，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之父”并无不妥。
令人好奇的是，周有光1955年10月才正式进入文改委，此前是经济学者，为何文改委让一位“外行”来主持汉语拼音方案工作？周有光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凡此种种，值得一番梳理。
周有光原名周耀，“五四”时盛行双字名，遂改为周耀平。
周家在常州是世家，据周有光《百岁忆往》所记，其曾祖父周润之（润之是号，真名周有光亦不知）经营纺纱业，曾抵抗太平军，城破后投水身亡。祖父周逢吉（逢吉也是号）被封为“世袭云骑尉”（相当于正五品）。周有光的父亲周葆贻以教书为生，娶了姨太太后，周有光长年与生母徐雯生活，与父亲接触不多。周有光是长子，在家中排行第六（后庶母又生一子，即周凤樵）。
1923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在当时“比考状元还难”。两件事给周有光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报名需照片，可家乡照相师傅不知怎么打领带、领结，结果给周有光打上领带，又在上面结了一个领结。
二是报到时，周有光领到学籍卡，上面有他姓名的罗马字母拼音，圣约翰总务部依此管理，效率奇高、“好得不得了”。故从大学一年级起，周有光对语言产生兴趣。
1925年“五卅惨案”时，校方不许学生出校游行，引发“离校事件”，整个中文部均离开，周有光也在其中。南洋公学为支持爱国举动，给离校老师、同学办了光华大学，两年后，周有光毕业，后在各校任教，并入银行工作。
在此期间，周有光参与了拉丁化运动。
1929年10月，瞿秋白在苏联学者的帮助下，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1931年5月，进一步扩展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9月的海参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周有光从不刻意养生，但陈效师先生透露，周每日必服维生素E，并对陈说：别的维生素可以不吃，维生素E每天都得吃。
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因抗战，拉丁化运动转向低迷。
抗战期间，周有光逃到四川，1941年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抗战后他被新华银行派到美国。
美国人的工作效率给周有光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日本曾派个调查团到美国，完成了一个很厚的报告，结论是：1个美国人抵得过15个日本人。
1949年后，周有光回到大陆，除了爱国情怀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
周有光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在新华银行当秘书长，此外还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
1952年5月，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一年之间竟翻了4版。1954年，周又出版了科普类的书籍《字母的故事》。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任文改会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组长，文改会另有一小组，但不对外挂牌，专门负责简化字。
重用周有光，因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等学者分属各单位，“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
此外，语言学者钻故纸堆的多，研究字母的少，不如周有光这样的“外行”好用。周有光曾说：王国维很有学问，可他的学问有多少是能应用的？
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工作原本目标是取代汉语，据胡乔木说是，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一次会议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斯大林曾对郭沫若说：“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郭沫若回答道：“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为主要领导者，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1944年暂停。
在拼音委员会中，负责起草方案的是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
叶籁士是语言学家，曾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1954年调至中央宣传部，后在文改委任秘书长，行政工作繁忙。陆志韦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还是诗人、语言学家，40岁时便代理燕京大学校长，1952年遭错误批判，陆平时教学工作繁忙，此外还在语言所从事研究工作。
周有光曾说：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是三个人，只是我干的多一点罢了。
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当时最受批评的是j、q、x，因与外文发音不尽相同，有人对周有光说：我姓邱，我以后岂不成了阿Q先生了？周有光开玩笑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Queen）也是以Q开头的。
因毛泽东反对，传统汉字并未废除，汉语拼音方案只起辅助作用。
为减少记忆量、便于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将相近的音合并在一个字母中，比如zi、ci、si，zhi、chi、shi和ji、qi、xi中，韵母发音其实不同，却都标为i，给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带来一定困难。
在“文革”中，周有光遭遇冲击较少，陈效师先生说：“（当时）文改会八大研究员都受到冲击批判，倪海曙脾气最不好，受到的打击也大，周先生一贯温文尔雅，从不大声说话，未见他发过脾气。”
周有光曾说：“可能因为父亲不管我，所以我的性格从小就安静、孤独、自立、自主。我受母亲影响很大，她性格温和，但很有主见。”
周有光85岁退休后，“离开专业的井底”，广泛阅读，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杂文。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周有光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轮流坐庄”是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有违历史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的观点。
2009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周有光反驳说：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简化汉字有弊有利，但利多于弊，周有光曾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中，哪种用得最多，结果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中文加起来才1%，这和英文怎么竞争呢？周有光认为汉字简化还不够，只有更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但目前要先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