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融合发展；绿色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新型工业化与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研究”（批准号21ZDA021）。
以大数据、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即基于数字技术使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或者直接生产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数字经济。总体上，数字经济虽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已充分显示出改变传统经济发展规律、模式、组织形态的力量，不仅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走势，而且有可能重塑各国的竞争优势，加速全球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特征
近二十年来，数字技术创新风起云涌，尽管当前还有许多人尚未完全适应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扑面而来。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0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印度的数字经济规模合计达到28.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3.5%。其中，美国约占上述8个国家总量的1/2，中国是美国的40%左右。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发展需具备以下条件。
1.数据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
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越多，积累的数据越多，数字要素的作用就越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产生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并催生了多种新兴产业，例如，纺织、冶金、石油化工、汽车等技术的创新，依次使纺织、钢铁、石油化工、汽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纺织、冶金、石化、汽车等产品并没有与数据一样成为生产要素，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技术不是通用技术。就技术层面看，除应用场景不同外，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计算机视觉、自动驾驶、无人机、智能机器人都是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运用。通用的数字技术决定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全面影响，而不是仅仅催生某个新行业或者形成新产品，通用的数字技术创新开启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2.数字化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具有密切的关系，数字经济也不例外。中国把数字化基础设施叫做新型基础设施。狭义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宽带（4G/5G）、IP地址、域名、超算中心等，广义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并提升其功能，即铁路、公路、水运、电力等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化基础设施是资金密集型的，同时也具有显著的规模收益特征，大量的投入与运营费用需要足够的市场收益支撑。因此，市场规模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门槛，有可能是拉大国家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体现大国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基站、互联网、超算中心、传感器与接收器，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标准制定等。在信息基础建设方面，国外4G的普及率较高，中国的宽带建设速度也较快，尤其是5G建设走在世界前列。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中国5G基站数达到115万个，占全球的74%；5G手机终端用户达3.7亿户，占全球的80%以上。尽管中国的算力和智能算力居全球第2位，分别占全球的27%和20%，略低于美国，但算力所依赖的核心零部件依赖国外供应，技术短板集中体现在CPU、GPU、FPGA等芯片生产上。
在传统基础设施上运用物联网技术，添加内嵌的、网络化的传感层，就能获得难以定量化的服务数据，实时监测基础设施运营情况，从而实现以往难以实现的供需调节，提高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电网的数字化改造基本走在全球前列，电力通信在协调电力系统发、送、变、配、用电等的联合运转及保证电网安全、经济、稳定、可靠运行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
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共同构成了数字技术的基础，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障，有助于营造数字产业的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等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高度。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nternetProtocolVersion6，IPv6）成为世界各国争相部署的焦点之一。世界主要国家IPv6综合部署率多数在50%以上，中国为27.9%，处于较低水平，仅略高于俄罗斯的27.6%。
在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之前，虽然自动化设备已经逐步被投入工业生产领域中，但无论是设备之间、车间之间，还是生产制造与研发之间、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工业体系总体上仍是分散独立、各自运转的，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决策效率的提升。而借助数据联通，可以将原本分散、封闭和独立存在的自动化数控设备连接起来，形成无缝对接的网络物理系统，可最大程度地挖掘现有工艺设备的潜能，避免设备和人员的无效或低效运转，从而大幅提升工厂生产效率。但由于数据是数据所有者的画像，对于企业来说，承载着商业秘密，对于国家来说，则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因此，数字基础设施联通的规则、数据安全保护是影响数字基础设施联通的最大变量。
3.适宜的制度法律环境
数字平台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属性，具有强大的技术、资本、数据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功能，因此，数字平台的治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数据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四大政策：数据产权政策、隐私数据保护政策、数据竞争政策、数据监管政策（唐要家，2021）。数字治理包括数字化领域的治理和运用数字技术手段进行社会治理两重含义。数字领域治理主要解决平台企业反垄断、算法黑箱与信息茧房、信息安全等问题，同时要制定新规则，规范数字经济与新型基础设施的运行与使用规则。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社会治理可以解决传统治理手段难以解决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但也要避免数据碎片化、突破“数据割据”、消除“数字鸿沟”等问题。
总之，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构建数字化生态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制度法律环境方面的需求，如数字化基础设施、技能教育、市场监管等配套政策。这些配套政策具有公共产品和公共产业特征。现有政策实践显示，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时，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干预主义特征，政府的资源配置会对数字战略的有效实施发挥重要作用（王玉柱，2018）。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政府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调整治理方式、管制条例等。
4.国民数字素质与技能
早在2011年，美国、欧盟、英国就出台了有关国民数字素质和数字技术的提升方案。随后，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出台了类似的方案，一些国家还根据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数字素质提升方案，2018年联合国发布《全球数字素养框架》。2022年3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委联合印发《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加大优质数字资源供给、打造高品质数字生活、提升劳动者数字工作能力、促进全民终身数字学习、提高数字创新创业创造能力、筑牢数字安全保护屏障、加强数字社会文明建设等。《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对如何提高产业工人数字技能、农民数字技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治理能力，加强妇女数字素养教育与技能培训，构建终身数字学习体系等进行了专门规划。中国拟通过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四大场景，提升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增强人力资本积累，拓展人口质量红利。
与过去相比，中国数字产品的消费群体处于快速上升态势。“十三五”时期中国网民规模快速增大，由6.9亿人增至9.9亿人，增长43.7%。截至2020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9亿人，占中国网民的比重为99.7%。然而，当前中国国民数字素质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城乡之间数字硬件方面的差距也较大程度地影响农村人口数字素质的提升。目前，中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62.7%，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重23.3个百分点。分年龄结构看，非网民的主要群体以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主。截至2020年12月，中国60岁及以上年龄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重为46.0%，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出27.9个百分点。
中国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与需求还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创新型数字人才、复合型数字人才的培养亟待加强。没有人才，一些关键数字技术和关键数字设备的研发、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道路，就是一句空话。中国除了在中高等国民教育体系中增设有关数字素质与技能的课程、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外，还要发挥不同社会组织机构提升普通劳动者的数字素质和技能的作用，中国60岁及以上年龄老年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质的提升更多应依靠社会和家庭的帮助。
二、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通道，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观察研究，总结形成了若干理论与定律，对各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经济沿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条路径引领产业发展，一方面促进数字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经济活力和产出，因此，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不完全适用指导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组织形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一直以来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的单一线性模式转变为多个供应商之间合作的网络状产业链关系。把握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等一系列的变化，是调整和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依据。
1.数字技术主导的产业升级
数字产业的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首要表现。观察世界500强榜单，不同国家入榜企业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主导产业。例如，作用为世界第一数字经济大国，美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之列的主要是数字平台型企业、能源企业和健康企业。世界500强企业的类型和国家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全球主导产业演变和各国主导产业演变所处的阶段。欧洲、日本、韩国以制造业、能源及保险业企业为主；中国则是以金融企业、能源资源类企业为主。例如，2021年，全球半导体行业比上一年增长25%，大大高于其他产业增速，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为8.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9%，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3%，占GDP比重为7.3%。
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数字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数字技术向其他产业渗透，或者说是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渗透率反映产业数字化水平，由于中国首先是从消费端开启数字化发展，因此，服务化渗透率最高，但长远来看，工业尤其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是数字经济发展质的飞跃。2021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见图1）。
图1中国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
图2全球制造业在全球GDP中的占比
图3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以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水平标准来衡量，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成本提高导致的生产率降低和结构性减速规律业已显现。针对这一现象，有些研究认为，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然结果，实施稳定制造业占比的政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抑制这种变化趋势。但从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已使全球制造业占比回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不只是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是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发展规律。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部分表现为数字技术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渗透，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适用传统产业结构的划分标准，需要有新的标准，产业数字化水平是反映数字技术应用范围以及数字要素依赖程度的指标。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是工业经济的延续，工业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比全球不同收入国家产业数字化的占比，可以发现，高收入国家的产业数字化占比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好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较好。2020年不同收入国家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如图4所示。
图4不同收入国家产业数字化占比
2.融合式发展
过去几十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产业分工从水平分工到垂直分工再到产业链分工，产业分工深化使工业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效率达到了空前水平，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如同产业分工一样，产业融合也是产业演进中的一个重要裂变过程，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产业融合的进程。数字成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源自技术创新的作用，数字经济条件下融合式发展则是市场主体利用技术优势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新的竞争优势的过程，最终表现为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的诞生，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产业融合具有六个方面的效应，即创新性优化效应、竞争性结构效应、组织性结构效应、竞争性能力效应、消费性能力效应、区域效应（陈柳钦，2007）。
按融合的范围分，主要包括产业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①产业融合包括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产业上下游的融合。其中，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促进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最核心的部分，而且成为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的催化剂，引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②产品融合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直接的体现，是“数字+产品”的创新形式，如智能手机、智能冰箱等。产品融合使得消费者拥有更加便利的消费体验，获得更贴切的服务，从而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实现了增值效应。③市场融合，即通过数字技术使原本不同行业面对同一市场，原先处于不同市场的非竞争性的产品开始转化为竞争性产品，例如，手机视频与电视市场的融合、手机照像对照相机的替代等。市场融合是企业生产边界的扩张，因为企业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成本，这也是数字经济规模效应的表现。
融合式发展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姜奇平（2020）提出产业融合是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分水岭，是形成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分化的关键标志，分工理论不能作为新的数字经济的理论基础，应该构建以产业融合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还有学者指出，产业融合使得建立在清晰的产业边界上的传统理论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规制理论、产业创新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因此，如何对这种“革命性”产业创新形式进行一般性理论阐释，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能适应产业融合环境的理论体系,应是产业融合研究的重点（李美云，2005）。产业融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给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带来了冲击，一些传统的研究范式难以对产业融合现象做出解释（余东华，2005）。
3.数据平台企业的地位日益重要
表1国外部分数据平台
中国工业产品出口的主力军是私营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理论上难以跨越生产率的门槛，但实际上却贡献了近48.6%的贸易总额。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数字平台通过集结数以千万的中小微企业商品出口，使得单位出口成本大幅下降，形成了中小微企业商品出口的“生产率悖论”。国外市场化的交易平台发展也非常迅速，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与传统市场供需双方直接交易不同，平台组织模式能够有效整合双边甚至多边市场，产品的供需双方通过中间平台完成交易，改变了传统企业之间、产品之间“面对面”的直接竞争，在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当中，促进企业之间逐渐形成“竞合共生”的产业生态。平台企业一方面通过协调两类或多类顾客之间的需求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撮合交易和影响定价机制，在数字经济活动中形成社会财富创造和利润分配的控制力。
4.绿色化发展成为前置性的约束条件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全球气温的升高步伐正在逐渐接近《巴黎协定》制定的地球升温上限——1.5℃。未来的5年内，人类只剩50%的机会将地球温度的提升控制在这一升温上限之下。这一结果是对全球升温发出的红色预警。目前，全球气象学家认为，人类约有60%的可能性遏制气温上升值突破1.5℃，而10年前，这种可能性达90%。科学家的一系列预警，说明人类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控制地球平均升温1.5℃以内的机会，联合国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气候报告中警告，全球气温最快将在2030年达到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适用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
如前文所述，数字要素可以促进效率的改善和产出的提升，然而，数字技术及其数字产业本身是高耗能的产业，例如，阿里云服务器每天耗电量占杭州全市每天耗电量的1/8，随着5G技术、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的发展，建设规模不断增加的数据中心被称为“吃电怪兽”，全国的数据中心每年“吃”掉全社会发电量的1.5%—2.2%。2008年，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西恩出版《绿色悖论》。“绿色悖论”的含义是：人类对抗全球变暖采取行动和政策，如对化石能源征税，作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化石能源企业可能加快增加化石能源的产出，以避免利润因征税而下降。用意良好的气候政策可能由于市场参与者的反应而事与愿违，反而加剧短期内的碳排放和气候恶化，甚至增加总碳排放损害的社会成本。绿色悖论现象的存在对于正确制定和实施气候政策意义重大。不完善的气候政策设计会引起碳排放和气候恶化的风险，根据其影响长短，绿色悖论被进一步界定为弱绿色悖论和强绿色悖论。弱绿色悖论强调短期碳排放增加的现象；强绿色悖论强调了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增加总气候成本的情况。
为了规避数字经济的绿色悖论和如期实现温控目标，必须把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绿色消费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推进数字化和能源低碳化的孪生转型。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发展，增加绿色能源的供应和对传统高碳能源的替代，即在增加数字要素利用的同时，也要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1.促进工业基础能力建设与数字经济创新协同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发布了《数字经济蓝皮书》，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设施和数字治理四个维度对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进行了评价，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居全球第3位。其中，数字产业单项得分居第1位，但数字创新排在第10位，数字创新是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大短板。就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研发强度看，中国研发投入虽然有所增长，但研发投入强度仍相对较低，已不能满足中国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例如，韩国2020年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81%，而中国只有2.40%，在经济大国中处于中等水平。基础产业部门研发占GDP比重虽然有所提高，但只有美国、日本的1/2左右，基础性研究投入与美国等差距较大。另外，从中国在数字经济基础产业部门研发投入结构看，“重硬轻软”问题比较突出，软件领域的研发投入占数字经济基础产业部门总研发投入比重过低，而美国相同指标高达30%。
2.着力解决大中小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数字化发展的差距
差距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不能让差距随着发展越来越大。中小企业是产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提升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能力。要因企施策有序推进智能化改造升级，持续研发数字化应用新场景，推进中小企业集群数字化，当前要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建设为抓手，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制定实施企业共享开放工业数据制度，完善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布局，降低企业上云上平台的门槛。要面向市场多样化需求，鼓励互联网服务商发展，扩大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要结合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协同推动工业强基和数字化转型战略。把数字技术应用与工业制造流程优化紧密结合，尤其是加强在研发设计、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工业发达地区向工业基础薄弱地区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要因地制宜实施“数字技术+工业项目”发展模式，同时提升其工业化和数字化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数字鸿沟，避免单纯的工业项目转移。工业发达省份优先推动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等数字技术含量高、难度大的产业数字化项目，对其他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发挥示范作用。
3.破除数字壁垒，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融合效应和效率效应
数字要素资源与经济社会活动成正比，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市场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的数据要素“金矿”非常丰裕，有待于进一步挖掘。要借助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兴数字技术，加速推动数据从低价值密度的无序状态向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
4.适当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完善市场规制，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5.加快推动能源转型，为数字化发展提供绿色电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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