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电影的热闹与门道》系列报道之一
看司法制度：法律电影之创意
编者按
当正襟危坐严肃冷峻的法律遇到动感十足活泼浪漫的电影，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本期聚焦报道，将由法律大咖带读者领略光影与法律的交织，感受理智与感性的碰撞。在大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框架下，通过对比中外法律文化与法律理念的不同，进一步学习和了解法律知识。当然，看“门道”的同时，还有数不尽的“热闹”。电影将富有感染力的法律故事呈现在观众眼前，打造出“可见的文学”，奉献上“视觉的盛宴”。
疫情防控期间，“宅”在家看电影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时至今日，阴霾渐散，春暖花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期望此番专业的解读能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法律之美，也能带来一种新的“春天气息”。
电影是什么？
美国学者斯坦利·所罗门(StanleyJ.Solomon)指出：“电影是一门叙事艺术。”电影号称“第八艺术”，与前七种艺术门类不同的是，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综合了戏剧、文学、美术、音乐、建筑、雕塑、舞蹈这七种艺术，极尽耳目视听之盛。
不仅如此，电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电影的视听效果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表现手法已经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不仅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花样百出，电影题材也堪称丰富多彩。
这类影片通常充满正义的呼声，能够培育社会对于法律的尊崇，唤醒人们的正义意识。
遍观世界，细数法律影片分类
在世界影坛上，法律电影数量繁多，其中欧美国家的法律题材作品数量既多，质量也好，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名作。
在一些国家的电影排行榜上，法律电影非常多见，这类电影获得国际知名电影奖项的也为数不少。如达斯汀·霍夫曼和梅丽尔·普斯特里《克莱默夫妇》，就曾在1980年一举赢得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五项大奖。至今看来，仍觉有较高艺术水平，是电影史上值得称道的法律题材影片。
坊间有一些介绍、分析法律题材影片的著作。笔者认为，最佳著作是美国教授保罗·伯格曼和迈克尔·艾斯默所著《影像中的正义》一书。这本书列举了几十部法律电影，逐一介绍其剧情并给出评价，并对其中部分影片的内容作出分析。
我们可以给法律题材电影做不同分类，如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和虚构的法律电影，又如故事片与纪录片等等。笔者曾尝试依据故事题材为法律影片作一简单分类。对于外国法律题材影片，笔者认为，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运用法律和道德伸张正义的故事。
这类影片，侧重于司法案件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以及证据。如美国电影《破绽》，这是一部关于物证的影片，凶手向有外遇的妻子开枪，邻居报警后警察来到现场，丈夫束手就擒，很快承认了涉嫌犯罪的事实。
但是，由于现场查获的枪支与被害人被射伤的作案枪支不能匹配，案件陷入无法定罪的窘境。凶手并未出门，住所进行了仔细搜证，作为作案工具的手枪何以在警察目光睽睽下失踪不见，成了一个谜。探案者锲而不舍，终于发现凶手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其绳之于法。
这部影片展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价值，对于犯罪事实的认定需要依据关键的、客观的证据，否则即使对方就是杀人凶手，办案人员也束手无策。
这就是现代法治精神，证据才是伸张正义最有力的武器。影片的基调，还是相当积极的，无论凶手如何狡猾，最终还是被正义击败。
二是展现当事人为权利而斗争的影片。
这类影片，展现的是当事人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实现自己的权利。树立典型人物及特定处境，只有坚定立场、坚持不懈再辅以好运气，才能使自己主张的权利得到维护。
一部由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美国影片《我要求审判》，其英文原片是nuts，本意为坚果，这个词在美国俚语中有疯子、傻瓜、怪人之意。影片讲述了一起杀人案件，芭芭拉·史翠珊扮演的被告人性格怪异，暴躁易怒，她从事的是性服务工作，由于杀死一名客户，引来一场官司。她坚持认为自己出于自卫才把对方杀死。
由于被告人性格特异，辩护律师基于专家判断认为她是精神病人，应当送医院治疗。被告人拒绝被认定为精神病人，坚持要求审判。
影片开场，她就将辩护律师打翻在地，上演了一场全武行。另一名在场为他案做辩护的律师见状刚要开溜，被法官抓个正着，这位法官指定他接任本案被告人的辩护人。由此展开剧情，随着案件调查的进展，被告人终于赢得了接受法庭审判的权利。
三是探索法律领域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电影。
这类影片，通过母子、父子、辩护人与当事人等的关系，揭示人性的美、恶与复杂。
韩国影片《母亲》，是一部震撼人性的电影，守寡多年的母亲与独子一起生活。一起谋杀案发生后，儿子成为嫌疑人，母亲力求洗刷儿子的罪嫌。但是，调查后的她苦涩地发现儿子确实是凶手。在保护儿子与尊重事实之间，母亲需要作出选择。这部影片揭示了在事实面前母爱可以成为多么巨大的动力。
美国电影《一级恐惧》，讲述了一名律师为一名涉嫌谋杀的青年辩护的故事。这名青年具有双重人格，缺乏认知和控制能力，辩护律师进行的有力辩护使被告人获得重生，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辩护律师才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
这些影片，涉及母亲与作为嫌疑人的儿子、辩护律师与其疑似患有双重人格精神病的被告人的关系，连接这些关系的，除了亲情和当事人的委托之外，是令人感到震撼的人性。
近年来在中国大银幕上放映的日本影片《第三度杀人》（我国上映时译名为《第三度嫌疑人》）《祈祷落幕时》《检察方的罪人》都可以归为这一类电影。
四是深刻分析和批判政治、司法制度的弊病以及司法官的表现的影片。
例如法国影片《自白》，揭示的是上世纪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起政治冤案，总书记斯兰斯基与其他13名高级官员经过一场“表演式审判”，其中大部分人丧失生命。该片导演科斯达·加夫拉斯善于拍摄政治题材片，他将斯兰斯基案件呈现给观众，让人们为这起著名的冤案感到触目惊心。
政治类型电影的特点是：有的直接表现当代真实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潮；有的直接表现参加这些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的工人、学生和其他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命运；有的反映当代某一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政治问题为中心，着重表现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行为，以及个人与这些事件、思想和行为的关系。
意大利影片《警察局长的自白》也是一部政治题材影片，这是揭露意大利黑手党与政界人物相互勾结，警察局长蓬纳维亚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伸张正义而屡屡受挫，最终不得不亲自开枪打死黑手党魁罗蒙诺。
这部影片揭露了黑手党的残忍和意大利触目惊心的政治腐败，矛头直指意大利检察总长。这部影片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银幕上放映，一名关键证人浑身赤裸，被杀害后浇筑进水泥柱中，给中国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美国影片《真相》（JUSTICEFORALL）是一部反思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和律师辩护的影片，一名法官被起诉，与之交恶的律师被他指定为自己的辩护人，这位辩护人经过一起罪犯因辩护人的有效辩护而逍遥法外又杀害儿童的案件的刺激，在法庭上反戈一击，使正义得到伸张但可能因此丧失执业资格。
波兰影片《杀人短片》，通过凶手杀人和司法裁判将这名凶手判处死刑两项对比，反思了冷冰冰的司法制度和死刑制度，让人们重新思考《十诫》中“不可杀人”的训诫。
这类法律影片，有一些同时是政治影片，思想内容有相当的深度，看罢比一般的法律影片更值得深思和回味，一些剧情和由此带来的思考让人久久萦怀。
五是真实案件的重现。
司法案件中，有不少很适合拍成影片，真实案件的精彩程度往往不亚于虚构的案件，甚至连剧作家都编排不出。
法国新近拍摄的影片《我控诉》，展现的是法国著名的冤案德雷福斯案件。影片一开始便是德雷福斯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当着许多军人的面，遭遇被剥夺军衔、折断佩剑的羞辱场面，接下来是一波三折的洗冤过程。
意大利曾经将萨柯和樊塞蒂的故事拍成电影：1920年4月15日，马萨诸塞州南勃伦脱里城发生一起抢劫工资案，劫匪显然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在抢劫中，他们杀害了一名出纳员和警卫。抢劫案发生后，两名工人被捕，一个叫尼古拉·萨柯，是制鞋工人；另一个叫巴托罗密欧·樊塞蒂。他们被押送到马萨诸塞州的台享姆，被控以抢劫和杀人罪名，陪审团一致裁决他们有罪。
经过长达7年的抗辩和申诉，1927年4月9日，法官判决萨柯和樊塞蒂死刑，并下令在同年7月10日执行。不过，直到8月22日，该判决才实际得到执行，此案引起很大争议。1953年罗森堡夫妇被处决，被看作与萨柯和樊塞蒂案件一样的政治冤案。1953年，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就萨柯和樊塞蒂案件写了一本书：《萨柯和樊塞蒂的受难》。
六是庭审过程和检察官、律师、法官等人诉讼活动的展现。
日本影片《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在台湾地区上映时，译名为《嫌猪手事件簿》），这是一部以纪录片风格拍摄的影片，可谓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影片仔细描述了一起冤案从案发到第一审判决宣判的全过程，将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进行了冷静刻画。
美国影片《裁决》是根据小说《罗森太太的讼案》改编的法庭片，罗森太太是一起医疗事故的受害人，她的官司由一位酒鬼律师代理，对阵实力比自己大得多的对手，终于冒险一搏获胜。
影片的开场，这位律师点头哈腰到殡仪馆交通事故受害者家属那里递送名片、兜揽生意。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韩国影片《辩护人》中男主角初为律师，到处派发名片的场景。
这类影片，很多可以归类为法庭片，无论是从思想、故事还是表现艺术手法看，通常水准不低。在美国电影史上享有盛誉的格利高里·派克主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这样的作品。我国观众十分赞赏的英国电影、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改编的《控方证人》也属于这一类佳作。
七是侦探推理和犯罪题材影片。
侦探推理和犯罪题材，可以说是法律的边缘题材作品，这类作品有很多的拥趸。英美国家有很多这类作品，2019年在中国大银幕上放映的影片《利刃出鞘》是一部阿加莎·克里斯蒂风格的推理影片，该片展现一起神秘凶案：一位著名犯罪小说作家的豪宅里，一家人聚在一起为其庆祝85岁生日，这位年迈而富有的作家不久突然死亡，克雷格饰演的侦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调查。
近年来，新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在中国大银幕上放映，至于网上能够找到的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比比皆是，通常都能获得观众很高的赞誉。
从外国法律题材影片看，这些作品承载的不仅仅是司法案件、诉讼故事和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集中展现，折射了这些国家的传统意识和社会心理。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影片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特定时期的司法文化形象刻画出来，将历史上司法案件再现并保留下来，形成生动鲜活的法律文化的影像历史。
这些影片，即使是剧作家虚构的故事，也能够鲜明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人、司法现实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
溯源中国，再现法律影视传承
1905年的秋天，为了给素有“伶界大王”美誉的谭鑫培庆祝五十大寿，位于北京和平门外大街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一部由谭鑫培出演的《定军山》，这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从1905年到1949年之间，类型片中已经出现《夜半歌声》这类广受欢迎的恐怖片和《火烧红莲寺》这类武侠片，但是似乎没有出现专门的法律题材电影。《马路天使》中，有一律师出现在银幕上，但几乎是一个“过路角色”；民国时期拍摄的黑白影片《艳阳天》里的阴兆时律师是令人“惊艳”的律师形象，不过，《艳阳天》虽然是一部以律师为主角的影片，但是故事情节似乎算不上一部法律题材电影。
1949年以后有了一些法律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最初以古装戏剧影片居多，后来现实题材的影片才逐渐增多起来。在我国，法律题材电影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古装影片。
中国大陆拍摄的《十五贯》《胭脂》（根据《聊斋志异》中同名故事改编）以及台湾地区拍摄的《破晓时分》《秋决》（李行导演）等，都属于古装影片；还有一些戏曲片如《宋士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皆属此类。
其中，昆曲影片《十五贯》描述的是无锡城内一屠夫尤胡芦，借得铜钱十五贯，与义女苏戍娟开了一个不当玩笑，不料招来杀身之祸。苏戍娟与客商熊友兰被怀疑杀人，县令过于执草率办案，铸成错案。经苏州知府况钟重新调查，冤案终于平反。
《破晓时分》的故事框架与此相同，这是一部台湾国联电影公司1967年拍摄的法律题材电影，该片以逼真、写实的风格描述了一起冤案的公堂审判过程，故事震撼人心，视角十分独特。上映当初，备受影评人和知识分子好评，有人评价此片：台湾文化界对国片首次有了刮目相看的态度，也首次承认国片除了商业电影外，也有严肃而认真的个人电影。
二是法庭影片。
香港电影《法内情》《法外情》以及大陆地区拍摄的《法庭内外》《东京审判》《全民目击》都是以法庭为主要场景的电影隶属该类。由中国检察文联组织拍摄的《十二公民》是翻拍自美国著名导演西德尼·吕美特的名片《十二怒汉》，讲述的是：某高校模拟法庭，就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案件展开辩论。休庭以后，12名陪审员进入评议室就此案进行讨论，按照规则，必须全票通过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
这些业余陪审员来自不同行业，背景与阅历大相径庭。第一轮投票过后，只有何冰扮演的8号陪审员认为嫌疑人无罪，案件裁决无法达成一致，大家只好进行讨论。讨论中，有的人情绪激动，有的人玩世不恭，有的人摇摆不定，有的则固执己见。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这部翻拍片，有吕美特作品在先，中国化做得相当成功，一经上映，收获了不少好评。
三是农村法律题材电影。
由新凤霞主演的戏曲片《刘巧儿》、李仁堂主演的故事片《被告山杠爷》、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李保田主演的《马背上的法官》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电影将农村与法律结合在一起来展现，算是质量上乘之作。
四是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电影负载着宣传功能，列宁曾言：“在所有的艺术之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
主旋律电影可以有两种拍法，一是以写实风格拍摄。纪录片风格的电影更能还原战争年代的情景，这种拍摄方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只是未必符合当代观影者的审美习惯，冒票房不利的风险。
另一种拍摄方法，是以美的画面和美的人物来呈现一段历史。当今银幕上俊男靓女当红，电影选角自然要使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更符合今日的审美习惯，但因此减弱了历史的沧桑之感，不足为怪。无论哪一种拍摄风格，能够将此案的审理过程放大在银幕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是犯罪题材电影。
这类电影又分两类，一是“反特”影片，包括《徐秋影案件》《熊迹》《猎字九十九号》《黑三角》等；二是罪案题材影片，如《疯狂的代价》《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
根据张平小说《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也是一部佳作，该片描述一名伤残军人李天狗复员后,携带妻子桃花和儿子来到偏远山区当国有林场的护林员,眼前淳朴善良的农民，为了发家致富，一直收买护林员乱砍滥伐乱卖林区树木,人称为“三条龙”孔家三兄弟是幕后推手。李天狗为保护国有林木，与之发生激烈冲突，危险一步一步临近。
近年来，我国拍摄了一系列十分精彩的罪案电影，如《无人区》《天注定》《白日灼心》《暴雪将至》《爆裂无声》以及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的影片《白日焰火》。
六是探案推理电影。
苏有朋的影片《密室之不可告人》《密室之不可靠岸》都是这一类影片中的佳作。苏有朋还执导拍摄了根据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改编的同名电影，他对于这部影片展示的故事评价说：“这是一部情节缜密的高智商电影，但同时它也隐含着一个比较绝望的爱情故事，两方面我们都会真实还原，更多的空间留给观众思考。”
按图索骥，深挖现实制度之失
在笔者看来，拍摄法律题材影片很讨巧，因为案件无论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虚构的，通常都具有足够的戏剧张力，有不少真实案件比虚构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毫不夸张地说，犯罪率高发、讼案不断的现实为制作这类影片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如果创作者肯用心思，动脑筋，何愁没有电影创作的素材？
从数量上看，我国法律题材影片有了一定规模。不过，法庭影片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大概与我国庭审方式缺乏对抗性、缺乏悬念有关。就刑事案件审判来说，对于被告人的定罪，有着清晰的可预见性，这就使诉讼没有多少悬念，也就降低了诉讼张力。与之比较，英美的对抗制审判方式，能够提供滋养出较为精彩的法庭影片，其陪审团审判颇具悬念，更适合改编成精彩的法庭电影。
进一步思考，法庭影片发达与否，也与法治程度有关。法治精神越深入人心，法制越健全且运作良好，那么，诉讼权利意识就越强固，再加上曲折跌宕的法庭故事，就为拍摄影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法庭故事就越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另外，电影创作的自由度高也是法庭电影发达的原因，没有足够的空间，鸟儿飞不高也长不大。另外，在欧美国家有成熟的法律题材创作，庞大的专业人才及其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性为这类影片的创作提供优越条件。
我国法律题材电影很少将重点放在法庭，本来就较为罕见的法庭影片之一的《东京审判》虽然展现了不少法庭活动，但法庭攻防显得特别单薄，正面的形象除了主人公梅汝璈之外，甚至是肖南这样的角色都只是轻描淡写，出场的几个主人公的情感单一，让这些人物的存在缺乏新鲜的血液。对于细节的忽视，使得影片在反映历史的力度上和表现力上都明显逊色于同类型影片，与《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也显得缺少思想。
我国类型电影中最为发达的是武侠电影，其次是由香港带动的警匪片。法律题材影片与之相比，数量自然逊色很多。更为不足的是，往往缺乏真正引人入胜的法律故事，更没有对现行司法制度弊端的揭示和分析，当代题材的法律影片又往往局限于农村的法律事件，那些可以拍成影片的丰富的社会资源显然被闲置了。这类题材已触及现实，往往变得敏感。
另外，凡故事影片，通常有人物有故事。法律题材电影，自然少不了司法官员和律师形象。我国影片中的司法形象较为单一，人物性格也有扁平化的问题。
我国法律题材影片中的司法官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清官青天类，包公戏剧中的包拯、《十五贯》中的况钟等属于这一类；二是赃官酷吏类，《十五贯》中的过于执、《窦娥冤》中的桃杌等属于这一类，这些人物属于司法中的负面形象，旧文艺作品中很多这种形象，他们的共性是逢迎上司、贪财纳贿、武断专横、刚愎自用、滥施酷刑、颟顸无能，折射了社会对于旧司法官员的一般认知；三是现代清正官员，《刘巧儿》中的马专员、《法官妈妈》中的女法官等都属于这一类，仔细审视不难发现，这类司法形象不算多，一般是依公共政策的需要塑造而成。
在展现正面的司法官员形象的影片中，司法官员的人格都得到着力刻画，正义之所以得到伸张，往往归功于这些人格的力量得到释放的结果，很难说是法律和证据的胜利。
通过检视我国法律题材电影的成绩单，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法律题材电影出现，使该类影片创作迈进一步，也期待电影人不要辜负司法现实提供的丰厚馈赠和大量真实案件提供的电影素材，让法律题材电影在我国的银幕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