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拉伦茨：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

在我的演讲中，我将探讨基尔希曼的论题的第二重含义。至于法学将自己归入科学是否正确，我在这里不做进一步阐述。在另外的场合，我已经就这个问题表达过看法，这里我只强调一点：如果一个人将科学的概念限定得如此狭窄，以至于它只包括独立于经验性前提的逻辑和数学，以及仅仅致力于量的研究并且其结果可以表示为数量关系的自然科学，那么他尽可以不把法学或者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当作真正的科学。对科学的概念做如此限定，是科学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结果，我认为这种限定是没有道理的；我更倾向于认为，科学是任何可以用理性加以检验的过程，这种过程借助于特定的、为其对象而发展出的思考方法，以求获得系统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请允许我做这样的设定，法学也是一门科学。

然而，要论述法学对于法律实践的不可或缺性，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即对法学与法律实践的关系做出片面的判断。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强调，我的论题在相反的意义上也应该是正确的。不仅法律实践总需要法学，而且法学也需要法律实践。套用康德的一句名言，可以说：没有法学的法律实践是盲目的，而不与产生于实践的各种问题相交融的纯粹的法学，是空洞的。也就是说，法学和法律实践的关系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即使我在后面不再明确提到它。

二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法学有三重任务：解释法律，按照内在的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尽可能发展法律，以及不断寻求用统一的视角诠释大量的法律资料，不仅为了外部的整齐划一和条理清晰，也为了尽量实现各种规则的内部统一和客观的协调。简而言之，法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法律、发展法律以及--或许可以这样说--整合法律资料。前两项是法学和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的共同任务，只有第三项是法学自己的任务。由此衍生出法学的三种工作方式，它们彼此有着不可切断的关联，必须从这种关联的角度加以考查。

三

四

事实上，近代那些伟大的法典没有一部可以脱离同时代的法学而产生。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llgemeinesBrgerlichesGesetzbuch,ABGB）以及《普鲁士普通邦法》（AllgemeinesLandrecht,ALR）以现代自然法学说、以托马斯（ChristianThomasius）和沃尔夫（ChristianWolf）的学派为基础。《德国民法典》（BrgerlichesGesetzbuch,BGB）完全是由19世纪普通法时代的法学所孕育，它体现了那个时代法学的一切长处和弱点。《瑞士民法典》（Zivilgesetzbuch,ZGB）则是胡伯（EugenHuber）这颗科学大脑的天才作品。当今的立法者更是不断运用法学所提供的法的范畴。立法者也和法官一样，必须容忍科学的批评；而今天我们是不缺少科学的批评以及由这些批评中产生的改革建议的。这里我只需要提及德国法学家大会（DeutscherJuristentag）所做的工作。法学绝对不是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在立法的后面跛脚跟进，而往往是毋宁走在立法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