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因涉嫌贪腐被国际足联“禁足”90天，普拉蒂尼向位于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普拉蒂尼的法律团队表示：“普拉蒂尼经历的事情很可能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审判。有人告诉他将会被停职，他们不仅不说停职的原因，还要求普拉蒂尼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那么，什么是“卡夫卡式的审判”呢？“卡夫卡式的审判”是法的一种形式，还是法的形式就是卡夫卡式的？卡夫卡与法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密伦娜（1895-1944），记者、作家，死于集中营。
1974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西格诺等教授合作编著了《法的门前—法律过程导论》一书。作者在《前言》中写道：
“本书以卡夫卡的《诉讼》中一篇古奥而悲辛的寓言开始，以当代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话题作结，是结构开放、素材多样、观点纷呈的美国法治图谱。寓言‘法的门前’，既是本书的序曲，又是本书的主题，它描述一个乡下人试图求见法，却终其一生被守门人挡在法的门前。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乡下人有了难处，何以想到要去求见法？是听了别人的建议，还是依循旧例？是否有人说起过有个守门人？提醒过可能永远见不到法？然而，悲剧在于，有人竟然不顾一切，在痛苦的煎熬中，终其一生徘徊在法的门前。法的诡谲，人的彷徨，就这样浓缩在卡夫卡的寓言里。无怪乎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人们通常都知道卡夫卡与法有关系，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卡夫卡与法有着如此紧密深刻的关系。法的精神浓缩在卡夫卡的一则小小的寓言里，这就是《在法的门前》：
法院门口站着一个值班的门警。一个乡下人来到这个门警跟前，要求让他进去。可是门警不让他进去。乡下人问：“以后我是否可以进去？”门警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乡下人没有料到进入法门有这么多的难关，他原以为法律人人有份，随时都可以进入它的大门。接着，乡下人做了各种努力，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了门警，门警笑着都收下了，但却并不放他进去，只是说：“我之所以收下你的土特产，是为了让你明白，你能做的事你都做了，但我就是不放你进去。”于是，乡下人开始了他的漫长的等待，直到他临死前，他终于忍不住向门警提了一个问题：“人人都在追求法，但是，这些年来，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跑来要求进去呢？”门警看出此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了，为了让他正在消失的听觉还能听得见，他对他大声号叫道：“这里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因为这道门仅仅是为你而开的。我现在就去把它关上。”
《在法的门前》是卡夫卡长篇小说《诉讼》中的一个片段，它是小说中神父在非常重要的时刻对小说主人公约瑟夫·K所讲的一个故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长篇不过是这个寓言的铺展”。《诉讼》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阅读《诉讼》是理解卡夫卡最好的一种方式，而阅读《诉讼》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先阅读《在法的门前》。因此，我们可以将《在法的门前》和《诉讼》当作互文来阅读，前者可以当作后者的精魂；后者可以当作前者的案例。
卡夫卡绘画作品
首先，我们看到这则寓言充满了悖论：大门敞开着，却又有守卫；门警答应放他进去，又一直不肯放行；乡下人可以闯进去，但他自己又禁止自己进去；乡下人最终没有进去，而门又是专门为他开的。这就是法之门。法门里面是什么，可能什么都有，也可能是彻底的无。门，作为没有真理的真理，它守卫着自己，但它并不是自己守卫自己，而是由一个门卫守卫着，但门卫什么也不守卫，因为门一直开着，其实门里面什么也没有。
什么是法？在现代法学专家看来，法就是有例可依，先例就意味着“相同的情况相同对待”；但没有先例可循时，就有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情况”的巧妙解释，使得法的面相被遮盖，或者被扭曲。因此，法是什么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说”法，谁在“说”法，为谁而“说”法？在这里“说”比“法”显然更为重要。
当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解释时，就意味着法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永恒的，那么，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是否可以违法？违法是否也包含在法之内？“乡下人要不要打倒守门人，冲进门去，用‘违法’的方式见到法？如果讨不到满意的说法，可否索性将法拉下宝座打个鼻青脸肿，直接实现‘铁拳的正义’？”事实上，当卡夫卡看到那些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伤残的工人时，他像那些请愿人一样也充满了激愤。据布罗德记载，卡夫卡在保险公司里目睹了那些伤残工人接受各级官员的推诿、搪塞、斥责甚至谩骂，卡夫卡曾惊讶地说：“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其实，《诉讼》中的主人公K也和那个乡下人一样，他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逃避审讯，即接受叔叔的邀请躲到乡下去。然而，当他叔叔提出这个建议时，他立刻就拒绝了。当然，他也可以做出一副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的样子，不去出庭受审，因为并没有人强行把他拖走。他完全可以按照教堂神父所说去做：“法庭是不会向你提要求的。你来，它就接受你，你去，它也不留你。”然而，K却不愿意逃避命运，他敢于接受命运的挑战，但是在和命运的交战中他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似乎颇有些俄狄浦斯王的意味。当欺骗变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时，诚实的反抗便不可能获得成功。K的命运由此包含了悲剧的庄严。
秩序的建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对法的忠诚，并且努力将这种忠诚变成习惯。在法的门前，乡下人已经习惯了等待和恳求，根本没想过还有其他出路；守门人则习惯了与乡下人对峙，甚至没考虑过向里面通禀一声。“在法的门前，守门人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民怨的激发者，这令人想到警察的‘守门人’和‘守夜人’的角色之争。”如此看来，卡夫卡的守门人是妨碍公民接近法律和正义的各种力量的比喻和象征。众所周知，接近法律所需的费用昂贵，法律图书和资料都远离公众或者不易运用，因此，非专业人士没有人愿意主动接近法。还有，法院那威严而陌生的建筑物干扰了人们的权利主张，妨碍了纠纷的公正解决。“在卡夫卡的寓言里，守门人的职责只是排斥。然而，守门人典型情况下是具有双重职责的：排斥一些人，接纳另一些人。”
阿甘本
在卡夫卡看来，法律之门就是个体通过它而进入法律内部的诉讼。就《在法的门前》这则寓言而言，乡下人并没有被控告，而法庭却引诱人自我控告，甚至诬告自己，就像法的门前的那个看守。但首要的和最高的诉讼却是由被告自己发起的（即使是诬告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法律的策略就是让被告相信诉讼（门）就是（或许）他命中注定的，还有法庭要求（或许）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以及那场正在进行的审判与他有关。实际上，既没有诉讼也没有审判，至少在他相信自己被起诉而自己并没有控告自己之前是这样的。所以，研究法其实就是研究法的守门人，法的守门人常常比法更重要，它甚至直接替代了法。
《诉讼》中的主人公K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突然在他的寓所里被捕了。“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他没有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主人公K不知道自己何以被捕，就连前来逮捕他的监督官也不知道K被捕的原因：“我们甚至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也无法告诉您是否有人控告了您。您被捕了，这倒是千真万确，但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被捕的原因不存在，或者不知道，但被捕的事实却证明了K有罪。K曾经反抗过，但他最后放弃了反抗，因为他知道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他最后默认了法庭的判决。
米兰·昆德拉指出：“K有罪不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而是因为他被指控。他被指控，因而他应当死。”“法庭，这里指的不是用以惩罚那些逾越了国家法律的罪犯的司法机构；被卡夫卡赋予了意义的法庭是一种力量，它进行判决；它之所以判决是因为它是力量；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将它的合法性给予了法庭。”法庭之所以进行判决是因为它有力量，之所以有力量则是因为它判决。
于是乎，关于审判，原因和结果正好颠倒过来了。不是因为有罪因而被审判，而是因为审判所以有罪，并且，这里有一种恶性循环。被审判本身就是某人必然有错的证据。为什么被审判？因为犯罪；为什么犯罪？因为被审判。这种情形居然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譬如，著名德语学者、卡夫卡研究专家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曾回忆道：1951年12月，他和其他几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布拉格一次斯大林主义者的新浪潮电影审查会上被集体拘捕。当时，他想知道他为什么被拘捕，审讯者面露讥色，说：“这正是你应该告诉我们的问题。”
依卡夫卡之见，什么是法的核心问题？卡夫卡设问：“如果人民知道，法为贵族享有，受贵族治理，为贵族服务，人民必须反抗吗？”卡夫卡的回答是：“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这是不是说法的问题最终还在于人自身，还在于人民内部？美国当代法学家德恩里科无比感慨地说道：“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曾经说过：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十分清晰，但却意味深长。
（《法的门前》，彼得·德恩里科、邓子滨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