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日本宇都宫市有名的律师大贯大八接待了一个中年农村妇女，她的名字叫“香”，她29岁的女儿幸子因杀死亲生父亲，即将面临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重判。
当时，县城里所有律师都没把握打赢这个案子。
因为根据日本旧刑法的第200条“尊属杀”，即在犯人杀死祖父母，双亲，叔父母等长辈亲族的情况下要重判。
律师们告诉香，去找大贯大八律师，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于是，香带着一袋土豆上了路，底层妇女，确实贫穷，身无长物，但哪怕还有一丝希望，她也要为女儿再努力一把。
为了反抗这样的生活，幸子选择杀死父亲，然后自首。
律师大贯大八听完香的叙述后，泪流满面。当即决定即使这起案件再难打，他也要接，也要打，哪怕律师费只有一袋土豆，因为这个女孩才是需要被解救的人。
世界很烂，但所幸，还有光。
被强奸的15年
这起案件罪恶的源头要从幸子14岁那年说起。
1953年的一个晚上，父亲政吉偷偷爬进幸子的被窝，他趴在幸子的身上，一只大手在幸子的身上摸索，用另一只手捂住她的口鼻，同时威胁：“你别喊，如果你敢告诉妈妈，我就打死你。”
那一晚的沉默，是幸子人生悲剧的开始。很快，政吉就又实施了第二次、第三次、以及后面无数次性侵犯。年幼的幸子不懂如何反抗父亲，虽然被威胁不准告诉母亲，但被强迫的屈辱和痛苦，让幸子还是决定悄悄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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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知道后，立刻去质问呵斥了政吉。秘密曝光后，政吉不仅没有羞愧、害怕，反而变本加厉，喝酒之后不是殴打香就是侵犯幸子。
那个年代的农村底层妇女，地位比之现在更加低下，也更没有话语权，香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是把幸子安排到亲戚家里，但这治标不治本，政吉只要从亲戚家把幸子接回来，母女俩就会遭受更残暴的二次伤害。
为了保护幸子和其他孩子，香还试图离家出走，回了北海道的娘家，依然没用，政吉追过去，假模假样地发誓，自己不会再继续侵犯幸子。可是，没过几天，他本性难改，即使在岳父家里，还是每晚都会性侵幸子。
知情的人越来越多，叔父上前劝阻，政吉一块儿殴打。
一个大家庭，居然没有一个人能阻止得了政吉的恶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幸子一次又一次被折磨？
与其说他们阻止不了，不如说他们没有全力阻止。政吉参加过二战，当过兵，战争结束后，他开始酗酒，变得非常暴躁。亲戚们害怕他，附近的邻居们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正如日剧《legalhigh》那句经典台词：“欺凌的本质是气氛”，是所有知情人的漠视，纵容了欺凌。
逐渐长大的幸子，也曾想过借助自己的力量逃离，可政吉的控制欲实在太强，当他发现幸子想逃跑，他甚至会当众扒光幸子的衣服。
1957年，幸子怀孕，生下长女，自己孩子的父亲亦是自己的父亲，接下来的很多年，幸子就在这样混乱的关系中，不停的往下掉，深渊之下还有深渊。
杀父
25岁那年，幸子已经成为5个孩子的妈妈，她已经很久没有逃跑了。
一大家子需要糊口，政吉的收入远远不够，所以他同意让幸子去印刷厂工作，正是在这家印刷厂里，一个名叫坂井的男孩走近了幸子，让她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快乐，什么叫爱。
幸子告诉坂井，自己生过孩子，没有生育能力了，坂井也不在乎，他想娶她。这样的承诺，给了幸子对生活的另一种向往，为此她勇敢的向政吉提出自己要结婚的想法，控制欲超强的政吉毒打了她，甚至扬言要杀了坂井。在强力威胁之下，幸子辞去了印刷厂的工作，但政吉不满足于此，他将幸子囚禁在家整整10天，稍有不满便对她拳脚相向。
每次喝醉，政吉还会嚷嚷，如果幸子跟别的男人跑了，他就弄死幸子生的孩子，无论幸子走到哪里，他都会找到她、杀掉她。
其实活着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如果没有见过光明，幸子也许还能忍受黑暗，但她见过了，人都是渴望自由和爱的，幸子也不例外。
被囚禁在家的整整10天，她不知道坂井有没有找过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终于，在政吉又一次的凌辱后，崩溃，绝望，忍无可忍的幸子将半醉半醒的父亲勒死在床上。
新生
如果说幸子前半生没有温暖没有阳光，那从律师大贯大八和他的养子大贯正一接受了幸子母亲的委托后，她的世界终于开始被一点点照亮。
在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大贯大八年事已高，也已经身患癌症，但是却依旧竭尽全力地去帮助幸子。
案件不好打，刑法违宪，这是日本法律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没有人敢轻易质疑法律条文，这是一桩挑战权威的案件。而大贯大八并没有放弃，他为一审做足了准备，他提出刑法200条合宪的基本理由应该是人伦道德，而在这件事里，违反人伦道德的是政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判断，受害方是幸子。
一审很成功，地方裁判判处刑法200条违宪无效，可是到了二审的东京高裁，法官由于还是偏保守，于是推翻了原判决，认为刑法200条合宪，量刑给到了最轻的3年6个月。
而大贯大八的目标是给幸子做无罪辩护，他坚持认为幸子应该得到更公平的待遇。此时的大贯大八已经病入膏肓，仍旧放心不下幸子，他把最高裁陈述给了自己的养子：大贯正一。
大贯正一在陈述时说：“被害人的一系列行为都表明他根本不是一个父亲，是一个放弃做父亲的责任和尊严，堕入畜生道丧失理性和人性的男人，他的行为只是遵从了原始的兽性。不应该作为尊书被刑法200条保护。如果这样的法律合宪，那我们宪法的目的又何在？”
最终，日本高裁判定刑法200条违宪，对幸子以一般杀人罪判决，2年6个月，缓刑3年。
这起官司，打了4年，经历两代律师，在等判决结果的那天，大贯大八已经去世，是养子大贯正一捧着遗像接受的判决。
案件结束后，幸子有了新的生活，也有了婚姻，她每年都会给大贯正一律师寄贺年卡，而大贯正一给她回了这样一段话：”谢谢给我的贺卡，但每次收到贺卡我就想到这个案子，我想你在给我写贺年卡的时候也一定会回忆起这段辛酸往事吧，所以，请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你应该忘记这段过去，也请忘记我。堂堂正正的生活下去吧。“
看完大贯正一的这段话，沉重的心情有了些许暖流。
不幸的幸子，终于拥有了堂堂正正活下去的机会，被剥夺的遍体鳞伤的人生有了重新修复机会。
幸子的案件，虽是个案，但也是很多性侵案件的缩影。
直到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有关此类案件的回答：身份感，是社会关系和血缘赐予的，而不是人性，所以我们需要道德来围住人性里面的“恶”。
像政吉这样的父亲，早就丢失了身份感，道德也围不住他人性里的恶。
一个抛开所有身份做出强奸这样的犯罪事实的人，就是一个强奸犯。
它分成：利益型强奸，证明能力型强奸，权力自信型强奸，愤怒报复型强奸，性虐待狂型的强奸。
其中对”权力自信型强奸“的阐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幸子案件中，父亲政吉就是很典型的”权力自信型强奸“。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政吉曾经是一名公务员，战争时期在日本军队服役，二战结束后回到家乡经营一家杂货店。在此期间，他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变得喜怒无常。
从这些来看，政吉很有可能患有战争创伤后遗症，而没有及时的心理干预，让政吉彻底丢掉了人性。
战场上的失败，杂货店经营不善倒闭的挫败感，让政吉内心逐渐畸形扭曲，通过侵害自己的女儿平衡内在认可度。
要知道，对于政吉这样的底层男性来说，性是权力最直接的一种体现。他是有取舍过的，众多孩子中，幸子是最好的目标，14岁刚成年（日本当时法定14以下为未成年），长女，好控制。这一切都体现了，一个强奸犯基本都是早有预谋，这样的场景在他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
这也解释说明了为何那么多年，他都只控制幸子这一个女儿，那是因为他对幸子根本不是性需求，而是权力的需求。
而且我交叉对比了很多父亲性侵子女的案件，发现大部分的案件里，母亲都是失声的，虽然幸子的母亲有做过保护幸子的努力，但是都无济于事。
一是因为女性地位低下，在家话事权不多，二是因为很多母亲不愿轻易打破家庭平衡，宁愿不声张。
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里，母亲和父亲都是不可缺失的。父亲和女儿之间，母亲和儿子之间，除了血缘关系，还有生理差别，若父母之间有一方严重缺失，人性本能有可能会突破人伦的制约。
幸子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她的案件改变了日本司法进程，这是日本第一个法律违反宪法的案件，1995年，随着日本刑法的大幅修改，旧刑法第200条的尊属杀被永久消除。它体现着法律并非一成不变不近人情，它会进步，会随着对人性更深的探索变得更完善。
纵使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人性的恶，但这些细微的，闪着光的人性的真善美，总会给人带去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