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惨案指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二七”大罢工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中国工人运动从要求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向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并封闭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当即组织全站2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各站工人一致行动，全线所有客货车一律停开，长达千余公里的京汉线立即陷于瘫痪。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纠察队长、共产党员曾玉良，领导工人粉碎了军阀企图破坏罢工的阴谋。2月6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发动武汉各工团代表2000余人赴江岸慰问，并和铁路工人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遭开除1000多人。林祥谦、施洋及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史文彬均被逮捕。林祥谦被捕后，拒绝下令复工，慷慨就义。施洋也在武昌被杀害。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
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的旗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右图为大会代表合影。)
“二七”大罢工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中国工人运动从要求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向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全国来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出现了历时13个月的全国罢工高潮，有100多次罢工，30多万工人参加。当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达27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成立各产业工会，再联合而成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并准备1923年5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更大发展。
从湖北来看，1921年10月爆发了粤汉路武株段机车处罢工，开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斗争主要发生在军阀政府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和外资企业之中，使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在罢工运动和组织工会中，工人阶级屡屡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权压迫和武力恫吓，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懂得了，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进行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罢工斗争顺理成章地从加薪减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要求集会结社自由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结果，工人在组织方面，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或工会，并进而产生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使湖北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成长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锋和中坚。
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把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大发展，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要将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吴佩孚一面打着“保护劳工”的幌子，一面在背地里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他命令组织“学兵队”，要他们学习驾驶机车，以便在必要时取代工人，遭到工人强烈反对;他又令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澐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队伍，竭力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但除少数员司受其拉拢外，没有一个工人参加。这些阴谋失败后，吴佩孚便撕去“保护劳工”的伪装，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
北洋军阀武力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导火线。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及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赵继贤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该会成立。吴佩孚看到，京汉路2万多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将会更有力地与北京政府对抗，于是，早已作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准备，并下令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1923年1月31日，筹委会代表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交涉，据理力争提出：
1、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2、“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佩孚的“四大政治主张”之一，不应出尔反尔;
3、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意;各地代表己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对此，吴佩孚“顾左右而言它”，冷笑几声，扬长而去。
当晚，赴洛阳代表赶回郑州，召集全路代表紧急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2月1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十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扣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在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的会场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大会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这时，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大叫：“限5分钟解散，有反抗者以军法从事!”下午4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军阀的武力高压下被迫宣布散会。同时，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也被军警包围，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被捣毁一空;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各地代表和来宾被勒令离开郑州。
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决定将总工会移江岸办公。总工会在罢工决议中表明罢工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杨德甫为全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
1923年2月2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特别紧急启事和大罢工宣言，郑重宣布2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并提出复工的5条最低条件：
①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澐;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臣。
②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
③所有当日在郑州被军警拘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乐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赔，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④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⑤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同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离郑来汉。总工会于次日迁移汉口江岸分工会内。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许白昊、项英、施洋、杨德甫、陈天、林祥谦等组成罢工指挥中心，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统一指挥江岸和湖北的总罢工。《真报》的工作人员担任大罢工的舆论宣传工作。
1923年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按照总工会的布置，郑州、江岸、长辛店分别于9点、10点、11点宣布罢工，正午12时，全路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车站、桥梁、道棚、工厂一律停工。长达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3小时内，3万工人一致实行全路总同盟罢工，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1923年2月5日，军阀企图用武力强迫工人复工。但是，工人们“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
1923年2月6日，陈潭秋等组织了武汉各工团2000余人的慰问队在江岸分工会门前举行了慰问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自动加入游行行列的有3000余人，游行队伍从江岸出发，穿过5国租界到达华界，巡捕岗警不敢阻拦。象这样闯入租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湖北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京汉铁路大罢工实现后，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怂恿北京政府立即采取武力手段镇压罢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灵费尔在6日召集萧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在领事馆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运动。这样，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压力下，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向工人举起了屠刀，制造了”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总工会设在江岸，这里成为军阀屠杀的重点。2月7日下午，军警以谈判为名，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总工会，并开枪屠杀，鲜血染红了工会门前的场地。被捕工人被捆绑在江岸车站电线杆上，湖北督军参谋长张厚生提灯找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一边用刀砍，一边逼林下复工令。林祥谦宁死不屈，被活活砍死并枭首示众，牺牲时年仅31岁。
当晚，著名劳工律师、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入狱。2月15日晨6时，萧耀南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将施洋秘密杀害于武昌，时年34岁。
京汉路全线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二七”烈士共52人，其中江岸39人。此外，受伤者300余人，被捕者60余人，1000余人被工厂开除，流亡在外。
江岸惨案后，湖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也全部登陆，准备对罢工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
为保存实力，1923年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名下《复工令》，工人忍痛复工。至此，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宣告结束。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空前规模和异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以政治斗争保障和扩大经济斗争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京汉铁路大罢工也充分暴露了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的残暴和北洋军阀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走狗的属性，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仍旧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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