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嬗变：韩国儒教丧祭礼之历史迁衍及文化影响
作者：李泽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前言
当今韩国社会，韩国人的人生礼仪虽已呈现多样之态，但这些礼仪仍源于儒教礼仪。儒教礼仪作为韩国人人生礼仪的基础，不仅为以家庭制度和亲属秩序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结构提供了根本礼仪遵循，而且亦对韩国其他宗教礼仪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儒教化的人生礼仪中，丧祭礼被韩国人视为最重要的礼仪。因为只有通过丧祭礼，才能实现个人生与死之接续，而个人之死在儒教传统中并非孤立个体的生命毁灭，儒教传统视个人身体与祖先等同，是祖先生命意志之延存。因此，作为独立的个人既要谨慎呵护自己的身体，又要让自我人格茁壮成长，不可辱没先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并非仅是纯粹的独立个体，同时还是接融于祖先血脉中的构成元素。如果说丧礼是消除个人在面对亲属离世后心理上的不安感，且将不安定的社会关系变得和谐有序的礼仪，那么祭礼则是将祖先与子孙后代凝结为一个共同生命，把个人之生死升华至共同体域面的礼仪。
二、儒教丧祭礼的流入与其历史定着
儒教丧祭礼在朝鲜半岛的最终定型是在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此前主要经历了三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末-668)【5】与高丽时期（918-1392)，这两个阶段的儒教丧祭礼并未占据礼仪之主导。这也说明，儒教丧祭礼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长，再到成熟的过程。
（一）三国时期—高丽时期：儒教丧祭礼的流入与受容
儒教丧祭礼在正式进入前，古代韩国人普遍认为人们死后的世界就是其生前生活之延续。在他们看来，丧礼并非是一种哀伤之礼，这与以悲痛为主色调的儒教丧礼截然不同。其实，本土化的韩国古丧礼，是将死亡之悲伤升华为灵魂飞向天际的快乐葬礼仪式，这一点在高句丽时期表现得很明显【10】。对古人而言，死并非生的断绝，而是延续。在夫余和高句丽时期所出现的殉葬，或洗骨葬风俗便是此种意识之映射，此外，将大鸟的羽毛埋入地下，寓意让逝者飞向天空的辰韩葬礼风俗，就很好地呈现出祈愿灵魂飞翔的巫俗世界观【11】。
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曾提及，高丽时期的儒教丧礼仅有着微弱的影响，并未成为主导【12】。其实相较之前，高丽时期的儒教丧祭礼之影响已然呈现出扩大之态，但仍未形成盖过佛教丧祭礼的强势之力。这与当时“佛教是建国理念，是护国之教，而儒教是统治理念”的主流思想有关，相比儒教而言，统治阶层更加推崇佛教【13】。然而，在高丽成宗二年（982)，由于建立礼乐制度的需要，博士壬老成从宋朝请进了《大庙堂图》《社稷堂图》《文宣王庙图》《七十二贤赞记》，以及《祭器图》等礼乐范本，随后便确立了儒教制度与五服制度，这也正式开启了儒教礼仪对高丽社会的感导之门。
1.显宗二十二年（1031）五月辛未王薨，德宗即位。甲戌王率群臣成服，百姓玄冠素服。六月丙申葬，群臣公除，戊戌王释服。元年五月己丑中祥祭，二年八月祔显宗于太庙（丧后第13个月举行中祥祭，第27个月祔于太庙，是行三年丧）。
2.1083年十月乙未顺宗薨，丙申宣宗即位。戊戌王率百官成服。十一月庚申葬，二年九月壬子王亲奠于顺宗魂殿（至此丧礼已经进入第24个月，尚未提及祔庙，应该是行三年丧）。
4.仁宗二十四年（1146）二月丁卯王薨，毅宗即位。三月甲戌王及百官、国人成服。甲申葬，癸巳王以下释服。丙戌虞，二年二月丁巳大祥（丧期进入第25个月行大祥祭，符合三年丧的规定）。
5.神宗七年（1204）正月丁丑王薨。二月庚申葬。二年二月己未祔于太庙（丧期长为26个月，属三年丧）。
6.元宗十五年（1274）六月王薨。八月己巳忠烈王即位。九月乙酉葬，王释丧服。元年十一月乙未王行七虞，祭于魂殿。二年七月乙未祔于太庙（丧期时长为26个月）。
7.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七月己巳王薨。八月甲寅忠宣王即位。九月乙未大殓，三临尽哀，百官皆缟素。十月丁酉葬。二年九月丁丑祔于寝园（丧期为27个月）。
8.忠惠王后五年（1344）正月丙子王薨于元。八月庚申葬。忠穆王二年正月丁未奉安木主于魂殿，五月乙酉祔于太庙（丧期为29个月）。【15】
同时，《高丽史·礼志》记载的五服制度亦是如此，有“斩衰三年”“齐衰三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等服纪规定【16】，而这可看作是儒教丧祭礼之文献依据。然而，考虑到现实状况，高丽王朝效仿宋朝，其国恤，故王遗命多隐隐告诫实行“以日易月”的短丧祭，以百日之丧代替三年丧，并实行以侍墓生活为主的庐墓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则妨碍了完整儒教丧礼的推行【17】。特别是考虑到高丽时期的社会结构与亲属关系，即父系与母系被同等视之的双边社会结构，以及在丧祭礼时支持以父系为中心的家长制，而这与以宗族为中心且具有排他性的父系秩序的朝鲜王朝不同，对父系和母系亲属的称呼和礼节性待遇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豁显出的是一种平等境况，并非等级差异【18】。
此外，火葬在经历了新罗和统一新罗时期的洗礼后呈现出进一步扩大化势态，而此种势态一直延续至高丽时期。新罗文武王即便选择了儒教丧服制度，但也选择了佛教式火葬，同时，亦有其他新罗王也选择了火葬制。在新罗与高丽王朝，僧侣们的活动行迹逐渐遍布朝鲜半岛，故在高丽时期，火葬在民间得到了普及，随着火葬文化的盛行，各种荐度斋也开始流行，而这则与在朝鲜王朝时期遭铁锤重击后消失的火葬制度截然不同，荐度斋在非正式层面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容纳，在民间形成了与儒教丧祭礼并存之态。
（二）朝鲜王朝时期：《朱子家礼》的流入与定着
高丽后期，士大夫们从我国引入的《朱子家礼》对普及儒教丧祭礼起到了枢纽作用。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定《经国大典》与《国朝五礼仪》，在形式上对儒教丧祭礼礼仪进行规范化限定；另一方面，在民间兴起了一股“礼学热”，诸多儒学学者开始研习礼学，并逐渐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典范的嫡长子继承的父权秩序。
恭让王二年（1390)，荼毘法被朝廷明令禁止，火葬逐步减少，到了朝鲜成宗时期（1457-1495)，火葬几乎完全被土葬取代，而朝鲜王朝时期的性理学家们则提出要严禁寺庙中僧侣们的各种斋祭，大力倡兴儒教丧祭礼，由此过去仅存在于形式上的儒教丧服制度得以现实化。朝鲜王朝中期之后，为实现宗法制，以立后制度为主导的祭祀继承制与财产继承制开始形成。到了朝鲜王朝后期，两班社会结构形成以父系亲族秩序为主的大家族制度，而这皆为儒教丧祭礼的推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朝鲜王朝中期以后，随着礼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步探索出以《朱子家礼》为基础，将古礼内容与朝鲜王朝现状融合折中的丧祭礼方式。这期间，以金长生为首的畿湖学派表现出相对理想主义的折中之势，而以李退溪为主导的岭南学派则更加推崇现实主义的折中之态。两大学派在对待古礼与俗礼、礼法原则与人情现实的关系上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应怀持折中态度，但在如何协调礼法原则与人情现实的问题意识层面却产生了分歧，畿湖学派倾向于坚守相对化的原则主义，而岭南学派则更加提倡相对化的人情主义【24】，如前者对不能进行反哭的庐墓制持批判态度，而后者则恰恰相反。朝鲜王朝后期，随着宗法秩序的延展与立后制的形成，冢妇制、轮回奉祀、外孙奉祀、男女均分继承制等遭到彻底批判，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和立后为原则的父系家长式大家庭秩序，产生了同姓村落与族长领地【25】。因此，朝鲜王朝后期所强调的礼讼，明显具有根据儒教丧祭礼行事来确立儒教社会秩序的论争特质。
朝鲜王朝中期以后，《朱子家礼》与儒教丧祭礼定着的真正含蕴在于，由金长生正式塑形的四代奉祀被普及开来，以及立后制被完全遵循。朝鲜王朝前期，《经国大典》规定须根据地位差异进行等级服务，但金长生之后，《朱子家礼》被全面运用且四代奉祀也被推行遍及，同时为了确立宗法秩序，适用于立后制之潮流也正式展开。然而，到了朝鲜王朝后期，性理学者们开始慢慢意识到过度扩延宗法秩序与立后制的问题所在。一方面，民众在两班家族礼仪行事的影响下，模仿立后制，建立入养制，并遵循部分儒教丧祭礼；另一方面，这种礼仪行事之样态又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原本稳固的社会秩序【26】。如果说李星湖全面接受了前者的问题意识，那么丁若镛则将后者的问题意识具体化，在批判四代奉祀的同时亦在吟味古礼之要义。
总之，以《朱子家礼》为核心来协调古礼内容与人情现实的问题意识，是朝鲜王朝礼学之共同课题，但由于时代势态之变幻，想要呈现古礼内容的趋势，同容纳、接受人情现实的潮流形成了紧张的非兼容关系，从而催生了朝鲜王朝式丧祭礼的多样化之态。因此，在东亚儒教传统社会中，朝鲜王朝时期表现出最为还原《朱子家礼》礼仪行事的理想状态，同时在与巫俗和佛教礼仪传统进行交涉之际，比起《朱子家礼》所重视的时祭，则更注重忌祭和墓祭【27】。此外，儒教丧祭礼与其他宗教传统的人生礼仪又是相互影响、相互汲取的。最终，朝鲜王朝时期的儒学者通过儒教丧祭礼的礼仪行事，成就了儒教传统社会之典范，同时又通过礼仪行事体现出了对巫俗与佛教一以贯之的韩国特色。
三、儒教丧祭礼的近代之变
朝鲜王朝末期，当局通过开放港口的形式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文化，又经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致使朝鲜王朝儒教传统社会之根基开始动摇，进而发生了儒教丧祭礼的近代之变。1945年光复后，韩国社会的突出表征之一便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28】，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从而又进一步造成其礼仪生活的变化。实际上，作为“四礼”之一的冠礼，早在1895年就因为断发令的出台而走向了消亡，而婚礼亦随之发生变化，丧失了儒教礼仪的本有特质。丧礼虽然经历了较为重大的异变，但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儒教特性，祭礼在维持其基本结构的同时，其细节部分也产生了较大改变。
（一）日据时期儒教传统丧祭礼之变
其实，这种礼仪变化的苗头正式出现于开港后的日据统治时期。首先是1895年传统冠礼的消亡，不得不说，冠礼的消亡其实是一个重要事件。这深刻反映出西方文化的流入已然对韩国传统儒教礼仪造成了巨大冲击，强逼传统礼仪进行求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韩国一些大家族中出现了为长孙举行冠礼的现象，同时儒林也会主持一些冠礼活动。其次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新式婚礼开始走红，而传统婚礼则被打上了旧式婚礼的烙印，多数只在农村地区举行。最后便是在1910年日本殖民统治后，丧祭礼层面开始了人为性变革。这与儒教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朝鲜王朝不同，日据时期的朝鲜总督府主要通过法律权威和行政命令，强制性地对礼仪仪式进行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礼仪在日据时期的变化进程中，随着西方基督教仪式的引进与融入，除了以家族和村落为中心所举办的传统丧葬礼外，还出现了联合葬与社会葬，并在朝鲜总督府法令的支持下，形成了公共墓地与火葬的扩散趋向【30】。虽然新登场的联合葬与社会葬仍以儒教传统为基础，却或多或少地掺增了一些西方基督教的礼仪元素。同时，1912年朝鲜总督府颁布《墓地、火葬场、埋葬及火葬取缔规则》，成为推广公共墓地与火葬场文化的开端【31】。
1934年，《仪礼准则》的出台为传统丧祭礼的革变提供了划时代之契机。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世昌书馆发行的《四礼便览》附录中，就已经有了对基督教丧礼之阐述，因为当时基督教丧礼试图在韩国社会扩大影响力，从而取代儒教丧礼之地位，但儒教礼仪却终究在朝鲜总督府的主导下开始了全面革新。而《仪礼准则》的大致内容主要是对传统儒教丧祭礼的形式进行了精简，包括丧服的简化、葬日的限制、丧期的缩短、丧章的佩戴等，特别是将之前的3年丧期改为14天【32】，这显然已经打破了儒教丧祭礼之传统。光复后，韩国政府仍对《仪礼准则》进行了保留。
（二）光复后儒教传统丧祭礼之变
1969年颁布的《家庭仪礼准则》与1973年的《家庭礼仪法》在现代韩国儒教礼仪演变的初期阶段发挥了主导性功效。这种演变潮势大致以简化儒教生活礼仪为准则，并要求礼仪根据实际状况进行适时调变。变迁之初，韩国唯一的儒教教团成均馆对政府政策采取了消极被动的顺应策略。特别是成均馆儒林对放宽《家庭礼仪法》持消极态度，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儒教在当代韩国，不仅代表着自朝鲜时代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也在全社会对儒教传统礼仪制度的实践意义上，作为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34】。但无论如何，儒教丧祭礼已然搭乘上了现代演变的高速列车。《家庭仪礼准则》(1969年）中的丧祭礼内容如下：
丧礼：要避免号哭，不能披头散发，不能赤脚，收尸时不捆绑尸体。讣告书要用韩文书写，不能以官公署和单位名义写讣告。居丧服装不用单独准备，要将男女用西服和韩服区别对待，西服为黑色，韩服为白色。丧家不再招待客人，吊唁客也不用献花圈等。葬地原则上应在公共墓地或公共纳骨堂。运柩要使用灵车，但是不能进行路祭。父母和祖父母的丧期为100天，其他情况均为3日葬，不再设置几筵。脱丧祭要以一般忌祭为准，祭文要用韩文格式。
（三）儒教丧祭礼的现代转变
那么，在这种革变的潮流趋态下，儒教丧祭礼又是如何进行变化的呢？其实，根据区域的差异性表征，不同区域实际出现了速度上的变化差异，如以首尔为中心的大城市圈域，和以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保存较好的地方区域相比，大城市圈域在变化速度与幅度上明显胜于地方【36】，这从统计上亦可得以确认，与儒教文化的影响力成正比【37】。不过，无论是以产业为中心的大城市圈域，还是以农业为根基的地方区域，皆发生了礼仪的现代之变。
在现代韩国社会，代表大城市圈域的首尔与京畿地区，其传统的大家庭制度与集姓村已然解体消亡，因此礼仪的世俗化现象极为显著。首尔和京畿地区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其丧祭礼的变化之态呈现的也更为明晰。在此，本文欲以首尔圈域中的城南市，以及儒教传统保存较好的典型地方区市作为类比阐析对象【38】。
四、儒教丧祭礼之文化影响
儒教丧祭礼与异域文化交织碰撞，在受到其他宗教礼仪浸染的同时，也在深刻地陶染着其他宗教礼仪。历史上，直到高丽时期，韩国的丧祭礼也皆是由巫俗与佛教礼仪占据主导。到了朝鲜王朝时期，随着儒教礼俗化的盛行，儒教礼仪才逐渐占据上风，而这对朝鲜王朝后期基督教47的人生礼仪则产生了深远影响。至少从朝鲜王朝时期到当下韩国，儒教丧祭礼一直是韩国人人生礼仪之基础，同时与其他宗教文化也在相互影响，并形成了一种互为共生关系。
首先，在巫俗世界观充斥世间的古代韩国，随着祖先崇拜意识与儒教孝观念的融凝，逐步奠定了本土化古礼与儒教丧祭礼相互融合的受容基础。然而在此种态势下，巫俗世界观赖以存在的祈福欲望与灵魂不灭思想则通过儒教世界观得以纠偏，而佛教和儒教对消除或改造包括殉葬在内的古代葬礼风俗起到了重要的疏化作用。
再次，包括朝鲜后期流入的天主教与开埠期进入的基督教在内，这些宗教在进入初期便与儒教丧祭礼起了正面冲突。然而，天主教容纳了儒教祭祀祖先之礼并产生了局部性的内化之变，而基督教则对祖先祭祀持全面否定态度，那么，两大宗教为何会对儒教祭祀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呢？从天主教的视角来看，珍山事件后【57】，在传教方面是采取立足于哺儒论【58】的适应主义路线，还是坚守其固有之纯粹，鼓励殉教式的排他主义路线，天主教会内部产生了分歧。换言之，天主教会内部在接受或拒绝儒教丧祭礼传统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声音。天主教最初在禁止对祖上的祭祀时，通过1919年教皇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PP.XV）和1926年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PP.XI）回敕，开展了承认祭祀是固有社会文化价值的本土化运动【59】。此外，日帝强占时期，天主教又通过教皇厅颁布了《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以此来区分宗教仪式与民间仪式，并在宗教与文化的二分差异思维下，通过“祭祀的世俗化”与“祭祀的非宗教化”来容接儒教的祖先祭祀。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要全盘包纳儒教祭祀。实际上，天主教虽然接受了设置遗像和灵牌、焚香、摆设祭桌等祭祀形式，但却废除了含饭、皋复、阖门等蕴含祖先魂灵来到祭祀空间饮食之意的仪式，同时也禁止了祭文【60】，并且，这些被天主教禁止或改变的部分仪式被贬低为迷信行为【61】。因此，天主教在吸收与异化儒教丧葬礼仪后，其祖先祭祀仪式大致按照以下内容执行：
首先在准备阶段，儒教的斋戒和陈设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具体而言，清扫房屋内外，随之沐浴斋戒，换上端庄的衣服，通过告白圣事做好心理准备，摆设祭祀桌，然后在墙壁上挂上十字架像，并在底下准备好祖先的照片。祭祀尽量在教堂参加完晨间弥撒后进行，其程序如下：①唱圣歌；②焚香和礼拜；③开始祈祷；④奉读《圣经》;⑤家长寄语；⑥为祖先祈祷；⑦焚香和献物（酒水和食物等）;⑧祭文（称颂祖先的丰功伟绩、对不孝行为请求宽恕、子孙的决议）;⑨默哀；⑩友好行礼；（11）荣光颂；（12）辞别拜礼。【62】
从中可以看出，这种程序结构是天主教礼拜与儒教祭祀的折中之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折中形式将上帝与祖先皆视为了礼仪性对象，而仪式的顺次则是按照“先上帝后祖先”的原则进行，近乎将上帝与祖先同等视之，抑或凌驾于祖先地位之上。
与天主教会的态度相反，基督教对于儒教丧祭礼总体是怀持排他性的拒绝立场。基督教的追悼仪式与追悼礼拜是为了消除宗教崇拜之嫌，一边是彻底拒绝迷信的祭祀仪式，一边是以礼拜形式为主导，将追悼与默哀等作为悼念故人之仪式，并以此来代替祭祀，而这也导致祖先被彻底排除在了礼仪对象之外【63】。
近年来，一些年轻人与进步神学家们开始提出允许进行祭祀的倡议【64】。从忌日祭到追悼式的转变也并非无条件的排他，而是部分遵循了传统祭祀仪式。如基督教丧葬礼中，其程序主要分为临终礼拜、入棺礼拜、发引礼拜、下棺礼拜，以及第一次扫墓礼拜等，而第一次扫墓礼拜则似乎替代了三虞祭，葬礼时将尸体捆绑，入棺礼拜时用哀痛代替赞美等，这些仪式并非基督教专属，儒教传统仪式亦是如此【65】。在祭礼方面，虽然基督教正式禁止祖先祭祀行为，但个别教徒或教会仍会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祭祀【66】，而接受祭祀形式的情况大多也以进步神学者和信徒为主。即便基督教对传统丧礼和祖先祭祀表现出全面拒绝之态，但基于对祖先的恭敬与孝理念之共鸣，在礼仪层面仍有互相交流之余地。同时，对火葬文化的排斥与对土葬文化的钟爱，亦是儒教丧礼与基督教传统的共同之处。
结语
儒教丧祭礼既是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现代韩国人礼仪生活的根本遵循，还是韩国社会的普适化民俗事象。然而，即便儒教丧祭礼根据韩国的社会需求与实际态势已然发生了礼仪上的形变，诞生了一些礼仪新形式，但这些所谓的新形式，其骨子里流淌的仍是儒血，映射出的仍是儒魂，彰显出的仍是儒家的生命智慧与人文关怀。在此，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儒教丧祭礼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长，再到成熟的过程。萌芽阶段，主要指三国时期，随着儒家三年丧与丧服制度不断传入朝鲜半岛，儒教丧祭礼初见苗头，但此时的儒教礼仪主要局限于王室，其影响甚微；成长阶段，主要指高丽时期，此时的儒教丧祭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巫俗和佛教为基础的礼仪生活，呈现出与巫俗和佛教贯通并行或混合之态；成熟阶段，主要指朝鲜王朝时期，随着《朱子家礼》的引入，朝鲜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理念，把《朱子家礼》中规定的“冠婚丧祭”作为礼仪的一般性规定，自此，韩国的传统礼仪才真正变为儒教礼仪。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国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的儒教，其实际内核为朱子学。换言之，朱子学在整个朝鲜王朝时代，对其国家体制、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祖先崇拜、教育体制、生活方式、价值观等，产生了全面而持久的影响【67】。
第二，儒教丧祭礼不仅是儒教世界观的反映，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结构与特质之体现。朝鲜王朝开港以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熏染下，传统儒教社会开始动摇，儒教丧祭礼则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开始了内容与形式上的革变。在此过程中，由于过分突出礼仪的便捷属性，最终招致了礼仪世俗化现象的频仍，及内在敬虔性的削弱。本文认为，传统儒教丧祭礼若要持续向好发展，除了要固守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秩序基础外，更要坚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原则，其自身要适时调整为与现代社会节奏相匹配的现代性礼仪。
第三，儒教丧祭礼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等礼仪亦产生了积极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面对韩国儒教传统时，皆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前者遵循了“入乡随俗”之原则，不仅包容了儒教祭祀祖先之礼，甚至其自身亦进行了局部的内化之变。虽然天主教吸收了焚香、设置灵牌、摆设祭桌等儒教丧祭仪式，但这却并不代表天主教全面接受了儒教丧祭礼仪，因为天主教也去除了儒教丧祭中的含饭、皋复、阖门等仪式，只是选择性地汲取与接纳部分礼仪。基督教则恰恰相反，从初始阶段就对儒教丧祭礼采取了全面否决之态度，试图通过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葬礼仪式和追悼礼拜来替代儒教丧祭礼。即便基督教与儒教之间是一种对立不相容的境况，但二者对祖先的尊崇与孝敬则持相同之理念，此外，二者皆摈斥火葬，敬崇土葬，那么从这一视角看，二者间的对立又呈现一种非绝对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