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区别
在西方历史上，由现代国家兴起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法一元主义法治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这种法治秩序出现在罗马–基督教多元法律秩序崩溃碎片中领土主权国家兴起的短暂历史时刻。
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领土主权国家变成列强（greatpower）并出现在全球舞台上纷纷建构殖民帝国时，法律多元主义始终是其国家法治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只不过此时的法律多元主义不再是中世纪教会法、封建法和国家法的并存格局，而是国内法、殖民地法和国际法构成的法律多元主义局面。这种多元主义帝国法律秩序尤其体现在英美海洋帝国的历史发展中。
近代法哲学家霍布斯
因此，美国宪法中的重要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联邦法与州法、州法与州法、州法与印第安部落法的关系以维持帝国联邦构造；如何处理美国宪法与域外准殖民地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国际条约和外国法与美国宪法的关系；如何处理公民个体与帝国联邦主权建立之间的关系等等。一句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它处理的是法律“多元”之上如何捍卫“一体”的问题，而不是日常法律纠纷和司法治理的问题。
中国有很多从事司法改革研究的人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但是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一回事，试图按照这个模式来改造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乃至地方法院就变成了另一回事。
如果不明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帝国多元法律体系中的定位，不明白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法院乃是解决纠纷进行司法日常治理的机构这些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改革要么难以实现，要么带来负面效果。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找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对应物，那么香港回归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在处理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本地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无疑发挥类似国家宪法法院的职能。
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简单地从国家法一元论的视角出发，消极地将法律多元主义看作是法律移植的产物，或者看作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性产物，从而把“道路通向城市”看作是消灭法律多元主义的历史必然进程。相反，必须将法律多元主义看作是法治秩序的常态，尤其是类似帝国形态的大国法治的常态。法律多元主义乃是大国法治的必然产物。目前，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思考中国的大国法治问题，但还没有认真对待法律多元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