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的疫情暴起，各路大佬都有表达，令人遗憾的是“装姿势”的人太多了，务实的分析和细致的调查非常少见。最为奇特的是，作为学界知名教授，还是专门研究组织社会学的名家周雪光教授，竟然也完全丢掉起码的学术素养，开始“说瞎话”了。
老田使用“说瞎话”仅仅具有描述性涵义：瞎话意味着在“零有效信息”和“零有效知识”基础上的各种判断或者言说。不无遗憾的是，原本颇受期待的学界名家周雪光教授，未能就他的专业素养来给出专业的分析。
依据周雪光教授很看重的西蒙“有限理性”说，没有人可以搜集到完备信息同时具有完备知识去下准确判断的，因此，没有人可以绝对地垄断真理或者真相。但是，相对地，总会有人多一些专业方面的素养，能够就也已公开的部分信息，做出一个相对更靠谱的分析，帮助庸众理解和把握这个复杂的社会。
阿克洛夫说过人们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为依据，去认识和界定问题，这个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各种耸动性的新闻最易于获知，从这样的所见所闻出发得出结论，可以极大地节约“搜集信息的成本”。有一种学术场域中间的机会主义策略，就往往围绕着此种众所周知的信息去展开，目的当然是“最小化信息搜集成本”，同时专业知识的学习或者运用，也是另外一种“研究成本”，故，各种学术机会主义无不以最小化信息搜集成本和新知学习成本来体现。
在一些对组织社会学陌生的人士看来，周教授对于官场机会主义的描述很有新意，官员自身的行为模式，权力的划分，以及信息的传递诸方面，都是障碍点。周教授也只是重复了一下这些教科书的知识点之后，并没有对本次疫情的具体信息和官场表现做任何学术梳理，就直接给出了他推荐的结论——中国治理结构的失败与过度中央集权有关且近几年尤甚：
“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我不会把责任归咎到地方官员身上，……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春节前几周和每年省人大会议之前平稳运行，并保持局势稳定。……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个别官员身上，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命令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些不和谐的信息。”“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事实上，高官们试图保护自己并过滤信息，而不是公开处理他们无法应对的信息规模。”
“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在新任领导下的几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中央集权。这就是地方政府失效的原因，地方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并推脱责任。其结果之一是，信息从一个治理层级过滤或被阻塞到另一个治理层级。……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中国社会认识到，信息的有效共享对中国社会安宁的至关重要性。”
提到官场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是周教授专业素养的体现，但是，认真阅读周教授的说法，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官场机会主义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是到处都有的，还是中国特色所在如果仅仅阅读周教授的这部分言论的话，留下的印象就是：官场机会主义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是中国独有的，还是近几年集权的结果，除了“治理制度基本做出根本性改变”，否则是不可能解决的。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P37、43】
科层组织内部或者官场机会主义，作为一个显著现象，得到社会学界的重视非只一日，默顿甚至就此提出“负功能”的概念，用以描述官场或者组织人对于组织原则和目标的扭曲。依据老田阅读组织社会学的读后感，官场机会主义起源于官员个人的私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不一致，官员个人有可能以牺牲组织目标为手段去增进个人利益;又由于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不为零，由此官员们不可能被捆绑得死死的，总会得到一部分“无法压缩为零”的自由行动空间，去遂行自身的机会主义追求。
按照安东尼·唐斯的看法，一个官员总是倾向于对上放大(或遮蔽)对其有利(不利)的信息，同时加大(或缩小)执行有利于(不利于)自己的上级命令，这本身就是官员们自身利害关系与组织目标不一致的结果。唐斯的《官僚制内幕》一书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案例，他是研究美国社会中间的官僚制现象得到的结论。
周教授虽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发出了他的议论，当然按照教科书判断，这些议论还是有依据的。
多名受感染医护人员的“肺CT磨玻璃影”证据，均不视为“确诊”证据，直到1月13日有两名护士按照最严苛标准确诊，才于次日改口说“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就目前获得信息看，过分严苛的确诊标准，过低的试剂盒测试能力，以及相当数量患者缺乏标准所列症状并检测阴性，均导致实际病例大部分得不到确诊，不仅导致每日发布的新增数目过少，还导致显著低估疫情的传染性及现实严重程度。
不管是网络平台，还是专业学术研究中间，“中国例外论”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不应用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去分析中国的政治情况。周教授对武汉疫情方面的言论，可以算是一种很常见的典型表现。
其实，更早的时候，应用社会科学成果分析各国共产党政权，就很少进行了。在各共产党国家内部，斯大林所谓“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颇有影响，当然这个话各国官场都会喜欢听，斯大林这句话原本也是具体的、具有自我夸奖或者夸耀意味——拿这个去解释社会主义制度的良好经济表现(大萧条前后东西方经济表现的巨大落差)和战争能力(二战苏军的巨大战绩)，但就社会科学分析而言，这等同于认定：党员身份本身就彻底戒掉了个人私利的存在，也否定了个人利害关系与组织的可能不睦，结果当然就事先认定共产党官员不适合用各种社科分析框架来看待了。
照说，说官场机会主义不存在或者仅仅是具体存在的解释，对于体制人而言具有某些政治上的作用且能够满足一些特定的政治需要。但对那些彻底否定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政体的自由派学人而言，这些都不具有必需遵守的必要。但是，把机会主义视为制度本身自带的属性，则明显可以在方法论集体主义基础上，简易证成坏制度不出好人，所以，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成了一种难于抵制的诱惑——准此“共产党员到底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就不再讨论了，据此就严厉禁止了对于已有社会科学成果的援引和具体应用——那些基本上都是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验研究。应该说，在否定性研究的追求方向上，捆绑个体的机会主义表现与制度合法性去展开宣传工作，则是一种占优的机会主义叙述策略，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干事们，都曾经大规模地应用过。
具体到有关中国官场或者政治的研究领域中间，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公知体”的泛滥——此种言论集中于政体或者执政地位批判，近乎彻底地“戒掉”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近乎一切社会现象，公知们都可以直接从“政体不民主”推导出合理解释来。这个“学术潮流”的泛滥，与特定时期的留学西方的某些群体选择有关，有些留学生去西方留学时敏锐地发现：西方有些人特别爱听说中国的坏话，由此就催生了一种“文丐”的乞讨术——为取媚洋人专说中国的坏话并以此去求得学术地位和职业利益。这个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聪明“学术策略”，后来逐步地挪移到中国本土，还日益发展为一种显学。不过，周雪光教授成绩多多，应该能够对此有所超越。
就目前已有的信息判断，有关行政决策过程确当与否，缺乏必要的信息去展开分析。而不恰当的确诊标准，导致传染性界定以及误判问题严重性，显著地妨碍了技术决策的出台——专家们的傲慢和任性带来严重恶果，是目前披露信息足以支持的判断。说专家们不行，这还不是孤证，国内科学界在武汉疫情期间热衷于借机发表英文论文，而不是把研究成果优先用于抗疫实践，在海外就激起了严重的非议。不管是在研究方面，还是在技术决策环节，专家们的问题都相当明显。
对于专家和专业化的过度信任与期待，算是中国告别毛时代的一个显著改变。但是，在专业内部的信息与知识积累进程中间，武汉疫情检验出一个极度扭曲的现象：有名气的专家们具有过高的垄断地位与任性特点，极度忽视一线医生的经验和意见。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六日
作者：周雪光(进入专栏)
按：本文为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接受的最新采访的译文，在该采访中周雪光教授对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的成因进行了组织社会学的分析。在访谈中，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张力，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此次肺炎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访谈中，他还谈及了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思考，以及他近期学术研究的方向及成果。原文链接在斯坦福大学官网上，文末附有英文链接。
问：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大陆继续上升，同时人民对政府应对疫情的反应感到愤怒。这场危机对中国政府有何影响
答：这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虽然任何政府在处理新的流行疫情的爆发都可能准备不足，然而，据我们目前所知，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
我不会把责任归咎到地方官员身上，因为他们遵循了以前同样应对危机的模式。由于文化和政治原因，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春节前几周和每年省人大会议之前平稳运行，并保持局势稳定。这种应对模式已经在中国官僚机构中已建立了多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错误行为暴露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弱点。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其他省份和城市也都也发生过类似的卫生危机和其他问题，因为官员们都有着相似的心态。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个别官员身上，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命令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些不和谐的信息。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这种情况下的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足以使他们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情况。我希望它使政府必须改变其决策过程、透明度以及对社会的开放性。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因此，即使如新型冠状病毒一样丰富的信息，但它也没有从地方到高层的有效信息传递。中国现行体制无法应对国家广袤领土和庞大的、异质人口的大量信息。事实上，高官们试图保护自己并过滤信息，而不是公开处理他们无法应对的信息规模。
问：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你对中国治理的研究有了浓厚的信息。请谈谈你更多的研究内容。
问：你讨论了一种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张力，这张张力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显现的
答：由于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
问：中央集权和有效治理之间这种根本的紧张关系对中国的未来有何影响
答：历史上这种紧张局势造成了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分权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效益，并推动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是由分权所产生的，正是它使中国取得成功。但是，权力下放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因此它又回到了权力巩固的状态，正如我们过去几年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下所观察到的那样。
问：你对中国官僚体制的研究有什么发现
答：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做田野调查，研究中国官僚体制的内部运作机制：观察地方官员在解决问题、危机管理、政策执行方面如何表现，以及与上级和下级官僚机构之间的互动。关于中国政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视角)和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视角)是如何运作的，我已经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和论点。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我已经在研究江苏省官员的职业流动模式。江苏省是中国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上海。我现在有一个数据库，包含了超过40000名官员的50万条记录，详细记录了他们从1990年到2013年的职业生涯，该项目揭示了许多与中国官僚机构和治理有关的重要议题。例如，党和政府的双重权威是中国党与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从人事管理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关键性特征，即官员是如何在党与政府不同岗位上流动的。我们将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
这个项目的另一个方向是我所称之为“层级空间流动”的研究，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官员能够越过官僚阶梯的行政管辖权，从而进入下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管辖权，而大多数官员一生都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生活的，官员流动的两级分化，与空间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密集的社交网络和强大的边界。中国官僚体制中的这种分层流动对理解中国的治理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地方网络的强大相互保护与其直接权力机构的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危机或与上级互动时“共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未能成为流行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依据《宪法》第六十七条对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职权行使的规定，其中第二十与第二十一款规定：“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百度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其中第四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需要解除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
第七条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工作。”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监测制度。……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流行的因素，进行监测;对国外发生、国内尚未发生的传染病或者国内新发生的传染病，进行监测。”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传染病发生、流行以及分布进行监测，对重大传染病流行趋势进行预测，提出预防控制对策，参与并指导对暴发的疫情进行调查处理，开展传染病病原学鉴定，建立检测质量控制体系，开展应用性研究和卫生评价。”
February3,2020CoronavirusCrisisExposesFundamentalTensioninGoverningChina,SaysStanfordSociologistandChinaExpertXueguangZhouNoaRonkincoronavirus_wuhan_market_getty_1194134328.png
AsecurityguardsitsoutsidetheclosedHuananSeafoodWholesaleMarket,whichhasbeenlinkedtocasesofCoronavirus,onJanuary17,2020inWuhan,Hubeiprovince,China.
Photocredit:
GettyImages
OrganizationalsociologymaynotbethefirstacademicfieldpeopletendtolooktoforanexplanationoftheoriginsofapublichealthcrisissuchasthespreadingWuhancoronavirus,butfromtheperspectiveofStanfordsociologistandAPARCfacultymemberXueguangZhou,whospecializesininstitutionalchangeincontemporaryChinesesociety,thewritingonthewallhaslongbeenthereforalltosee.Zhou,whoisalsoKwoh-TingLiProfessorinEconomicDevelopmentandseniorfellowatFSI,studiesChineseorganizations,Chinesestatebuilding,andChinesebureaucracy.HisworkshedslightonthecharacteristicsofandtensionsingoverningChina,andispertinenttounderstandingtheunfoldingofthecoronaviruscrisisandtheChinesegovernment’sresponsetoit.
Inthefollowinginterview,Zhoutalksabouttheseissues,hisresearchinto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governanceinChina,andsomeofthechallengesthecountrynowfaces.Theconversationhasbeeneditedforlengthandclarity.
Q:ThedeathtollfromthecoronaviruscontinuestoriseinmainlandChinaalongwithangeroverthegovernment’sresponsetotheoutbreak.WhataretheimplicationsofthiscrisisforChinesegovernance
Thisisnotonlyanoutbreakofanovelvirus,it'salsoamanifestationofthebreakdownofChina’sgovernancestructures.Thecrisishasexposedthecracksinthesystem.Granted,anygovernmentmightbeunderpreparedtohandleanoutbreakofanewepidemic.However,basedonwhatwenowknow,thenewvirusstrainwasdetectedinWuhansomeweeksbeforethebeginningoftheoutbreak,yetthebureaucraciesatseverallevelsdidn’tworkandtheauthoritiesinvolvedwerenotputintohighalert.
Iwouldn’tplacetheblameonthelocalofficials,whohavefollowedthesameoldpatternofcrisisresponse.Forbothculturalandpoliticalreasons,theirprimaryconcernwastolielowandkeepthingsstablejustweeksbeforetheChineseNewYearandinthelead-uptotheannualgatheringsoftheProvincialPeople’sCongress.ThatpatternofresponsehasbeenbuiltintotheChinesebureaucracyforyears.Butinthiscase,thedefaultbehaviorexposedtheweaknessesofthe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WecanimaginesimilarscenesofhealthcrisesandotherproblemshappeninginotherChineseprovincesandcities,becausetheofficialshavesimilarmentalities.Theproblemisnotwithindividualofficialshereorthere,butratherthatthegeneralbureaucracyhasbeentamedtorespondtosuchdissonantinformationinthismanner.
Ihopethatthiscrisisbecomesaturningpoint;thatthegravityofthesituationtouchespeople'slivesdeeplyenoughtomakethemawareofthekindofconditionsthatneedtobetransformed.Ihopeitmakesthemrealizethatthegovernmentmustimproveitsdecision-makingprocess,transparency,andopennesstosocietalinput.ThepresentsystemofgovernanceinChinaisdesignedfortop-downdecisionimplementation,notbottom-upinformationpoolingandtransmission.Therefore,eventhoughinformationisabundant—ashasbeenthecasewiththecoronavirus—thereisnoefficientinformationtransferfromlocalitiestotheupperlevels.Andthelattercannotdealwiththeloadofinformationcomingfromthecountry’svastterritoryandhuge,heterogeneouspopulation.Infact,topofficialstriedtoshieldthemselvesandfilterinformationinsteadofopenuptoinputthescaleofwhichtheycannotdealwith.
[Togetmorestorieslikethisdelivereddirectlytoyourinboxsignuptoreceiveournewsletters.]
Q:Sincethecoronavirusbrokeout,therehasbeenasurgeofinterestinyourresearchonChinesegovernance.Tellusmoreaboutthat.
Formorethantenyears,IhavebeendoingfieldworkinChinaandpublishingmywritingsonthattopicinChinese.In2017,IpublishedacollectionofessaysinavolumewhoseEnglishtranslationisTheInstitutionalLogicofGovernanceinChina:AnOrganizationalApproach.Thebook’sthemeis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a’scentralgovernmentanddifferentlevelsoflocalgovernmentwithregardstovariousgovernanceissues.ThatrelationshipisfraughtwithfrictionsinandchallengesforgoverningChina,whichthecoronaviruscrisishasnowexposed.
Withinsixmonthsofpublication,thebookwas“unshelved”inChinaandreprintwasprohibited.Thepublisherreturnedthecopyrightstome.SoImadeadigitalversionofitavailableforfreedownload.Sincethecoronavirusbrokeout,withinafewdays,referencestothebookhavebeensharedonChinesesocialmediaplatformWeibonearly4,000times.ThissetofissuesthatIhavebeendiscussingformorethanadecadehassuddenlybecomehighlyrelevant.Ontheonehand,Iamsadaboutthisturnofevents:sometimesyoudon'twantyourpredictionstocometrue.YetIalsofeelvindicated.Thatistosay,forthelongesttime,IhavebeenstudyingsomethingthatIthoughtwasfundamentalyetneverfullyunderstood,andnowsuddenlythelinesofargumentIdevelopedovertheyearsarecirculatingbroadlyandhavingimpact.IamworkingonanEnglishtranslationofthebook.
Q:YoudescribeafundamentaltensioningoverningChina.Whatisthistensionandhowisitmanifested
GiventheformidablescaleofgovernanceinChina,the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inevitablyintroducesaseparationbetweenpolicymakingatthecenterandpolicyimplementationatlocallevels.Thisseparationgivesrisetoafundamentaltensionbetweenthe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andeffective,localgovernance.Thesourceofthetensionisthis:theextentofthe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isachievedattheexpenseoftheeffectivenessinlocalgovernance.Thatis,the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placesdecisionrightsandresourcesfurtherawayfromthoselevelsthathavemoreaccurateinformationandcapacitiesinproblemsolving.Conversely,thestrengtheningoflocalgovernancecapacitiesimpliestheexpansionoflocalauthority,whichoftenleadsto(orisinterpretedas)deviationfromthecenter,therebybecominganacutethreattothecentralauthority.
Overthelastseveralyearsunderthenewleadership,Chinahasundergonetremendousconsolidationandcentralizationofpoliticalpower.Andthat'swhatmadelocalgovernmentsparalyzed.Theylackautonomyandinitiativeandshunresponsibility.Oneoutcomeisthatinformationisfilteredorbeingblockedfromonelevelofgovernancetoanother.Problemsariseeverydayandnevermakeitintomediaorpublicattention:thereareaccidents,crimes,corruption,andpeopleprotest,butweneverhearofthat.Thecoronavirusoutbreakisoneextremecasethattheauthoritiessimplycannothide,and,temporarily,wehearmorevoicesandcriticismviasocialmediaandotherinformalchannels.
ItismyhopethatthiscrisiswillbeaturningpointandmakeChinesesocietyrealizethatinformation,andefficientinformationsharingiscriticalforitswell-being.Fromtimetotime,Ipostbookreviews,commentary,andmythoughtsonvarioustopicsviaapersonalpageonWeibo.Awhileago,IpostedmyreflectionsafterwatchingtheHBOminiseriesChernobyl,consideringthefailuresthatcausedtheChernobyldisasterfromtheperspectiveoforganizationalsociology.Andthoseareallinformationfailures.TherearemanyparallelstowhathasnowhappenedinWuhan.Sincethevirusoutbreak,thispostofminehasbeensharedmanytimesinChina,insocialmediaandvariousotherchannels.
Q:Whataretheimplicationsofthisfundamentaltensionbetweenthe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andeffectivegovernanceforChina’sfuture
Thistensioncreatescyclesofcentralizationanddecentralizationovertime.Decentralizationgivesrisetodiverseinterestsandpropelseconomicdevelopmentsindifferentpartsofthecountry.Indeed,China’sdecadesofeconomicriseandreformsweremarkedbytremendousdecentralization.It’swhatmadeChinasosuccessful.Butdecentralizationposesathreattothecentralauthority,soitrevertsbacktopowerconsolidation,suchaswehaveobservedoverthelastseveralyearsunderthenewleadership.
Thenagain,themoreresourcesanddecisionrightsarecentralizedupward,theloweristheeffectivenessofgovernanceatlocallevels.Thisismanifestedintheformoflackofinitiativebylocalgovernments,which,inturn,createsburdenonthecentralgovernment.China’seconomicslowdownhasalreadybeenputtingtremendouspressureonthecentralgovernmentandnow,withthescrambletocontainthespreadofthecoronavirus,China’seconomyisvirtuallygrindingtoahalt.Economicstagnationisalmostinevitable,thequestionsarehowsevereitwillbeandhowlongitwilltaketorecoverfromit.
IthereforebelieveitisonlyamatteroftimeuntilChinagoesthroughyetanotherphaseofdecentralization,butthatwillmostlikelybemerelyanotherpartofaperpetualcycle.ThecyclewillcontinueunlessChina’schallengesaretranslatedintopoliticalactionandfundamentalchangesaremadeto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governance.Suchchanges,however,willinvolvetheChinesebureaucracyandofficialideologyandareunlikelytohappenintheforeseeablefuture.
Q:WhataresomeofthefindingsfromyourresearchintotheChinesebureaucracy
Overthelastdecade,IhavebeenconductingfieldworkandstudyingtheinnerworkingsoftheChinesebureaucracyinaction:observinghowlocalofficialsbehaveinproblemsolving,crisesmanagement,policyimplementation,andinteractwithbothhigherauthoritiesandlower-rankingbureaucrats.IhavedevelopedtheoreticalmodelsandargumentsabouthowtheChinesestatehasbeenorganizedandhowitoperatesbothatthelocallevels(bottom-upperspective)andcentrallevel(top-downperspective).
Aspartofthatproject,IhavebeenstudyingpatternsofcareermobilityamongbureaucratsintheJiangsuProvince,whichhasthesecondlargesteconomyinChina,justbehindShanghai.Inowhaveadatasetencompassinghalfamillionrecordsonmorethan40,000officials,detailingtheircareerflowsfrom1990to2013.ThisprojectshedslightonmanyimportantissuesrelatedtotheChinesebureaucracyandgovernanceinChina.Forexample,thedualauthoritybetweenthepartyandgovernmentlinesisadefiningfeatureoftheparty-stateinChina.Wecanexaminethekeycharacteristicsofthisphenomenonthroughthelensofpersonnelmanagement,thatis,howofficialsaremovingthroughdifferentpositionsbetweenthepartyandgovernment.Wehaveapaperforthcomingonthistopic.
AnotherlineofresearchinthisprojectiswhatIcall“stratifiedspatialmobility,”meaningapatternwherebyjustahandfulofofficialsareabletomovebeyondtheadministrativejurisdictionalongthebureaucraticladderintotheimmediatenexthigher-leveladministrativejurisdiction,whereasmostofficialsstaywithintheirownjurisdictionforlife.It’spolarizedmobility,instarkcontrastbetweenspatialmobilityandlocalmobility.That’swhyineachlocalitytherearedensesocialnetworksandstrongboundaries.ThistypeofstratifiedmobilityintheChinesebureaucracyhashugeconsequencesforunderstandinghowChinaisgoverned.Forexample,localnetworksfiercelyprotecteachotherandhavestrongtieswiththoseofficialsatanimmediateauthority,resultingincollusionamonglocalgovernmentswhentheyrespondtocrisesorinteractwithhigherauthorities.ThefailuretokeeptheWuhancoronavirusoutbreakfrombecominganepidemicisacaseinpoint.Soweopenedthisconversationwiththecoronavirusandenditwiththesametopic.Topics: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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