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段沉寂甚至衰落之后，进科新世纪，基于社会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和国家治理战略的调整，人民调解得到了全面复兴和发展。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调解在法治社会的正当性仍受到部分法律人和社会精英的质疑，调解被指为「和稀泥」、权利妥协、软化或弱化法律作用，甚至一部分人视其为传统社会落后遗存的象征；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的定位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和不同的趋向。一些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在积极推行调解员统一资格考试、强调通过提高学历和法律专业水准提高调解员素质的同时，却贬低村、居委会选举产生的、或兼职的调解委员。一些地方通过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推行所谓「庭式调解」，极力模仿诉讼程序。不仅如此，各种统计和学术研究都试图证明，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以及法治社会的建构，人民调解的作用已经全面下降。凡此种种，都违背调解规律，不利于合意的达成，难以实现及时就地解决纠纷的目标；消解着人民调解的群众性、民间性等特点。
此外，在各地的大调解实践中，还出现了大量以人民调解名义运行的行政调解，很多政府调解、信访机构都在以人民调解的名义参与纠纷解决。毋庸置疑，在我国，行政调解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混同，却使得二者的定位都出现了混乱，可能招致人民调解行政化或「权力化」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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