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运行十年之久了。在我看来，全国法院的裁判文书在一个平台上集中公开，至少期待它实现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作为裁判规范的参考功能，二是作为行为规范的指引功能，三是彰显司法公信力的政治功能。
首先，裁判文书的公开，有助于发挥裁判规范的参考功能，促进同案同判。通过裁判文书网，全国的法官在处理具有争议性的案件时，能够检索查询类案的裁判理由和结论，寻找到同行的帮助和支持。这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司法水平不均衡的大国的法治运行而言，能够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实现法治的安定性价值。
其次，裁判文书的公开，有助于发挥行为规范的指引功能，让公民知晓行动自由的边界。法有限而情无穷。法律条文规定再缜密，文字毕竟生硬，数量终究有限。普通公民的社会生活，更需要鲜活和大量的判例指引。特别是在涉及到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商业合作贸易往来等生产生活领域，一个个鲜活的判例，为法律规则的含义提供了最好的普法说明，增加了社会公众认识法律的机会，强化了公民的行为预期，建立起对规则之治的信仰。
最后，裁判文书的公开，有助于彰显公开透明、中立裁判的司法公信力，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功能。法院在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作出裁断的时候，需要让人民群众看到，司法机关以及整个执政党是没有特殊利益的，是不偏不倚的，没有倒向任何一方。由此树立阳光透明的司法形象，向社会表明裁判的中立无私性，从而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这是司法公开能够功能性地担负起的政治责任。
自2013年设立以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基本体现了上述三个功能，成绩有目共睹。同时，运行十年，也有必要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具体来看，前两个功能的运转效果，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方面，裁判规范的参考功能，发挥得不太稳定。从期待目标来看，裁判文书公开的效果，应当是有利于实现法院裁判标准的统一化，实现同案同判。但实际上，很多类案的裁判文书，由于不同法官的说理相左，在同一问题上尺度不一，集中上网后反而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被放大，部分偏离了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性的初心。
另一方面，行为规范的指引功能，体现的权威性不足。从期待目标来看，裁判文书以案说法，应当有助于公民直观地或在律师帮助下，通过法院判决，明确行为预期，更加充分地法律的保障。但是，由于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会让人们的违法性认识模糊不清，对于应具备何种诉讼预期产生犹疑，不易建立对法院判决的信赖感，司法权威性难以有效提升。
此外，还有一些外部成本逐渐显露。在未经充分甄别、全体量上网的情况下，一些虽然涉案但也应当受到保护的个人或企业信息，在上网文书中被披露出来。由此引发了关于涉案公民的隐私权如何保护、轻罪人员难以重返社会等一系列争议问题。在通过裁判文书网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确实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权利。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运行十年之久的裁判文书网应当继续保持公开。因为它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功能。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特性，以及政法体制的特点，共同决定了，司法公开在中国的象征意义，主要不是祛除司法神秘化，而是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的中立性，强化这种不偏不倚、没有独立于人民的特殊利益诉求的形象。这不仅是法院要追求的，而且是它镶嵌于其中的政法体制要传递给公众的法治自信。实现这一点，有助于强化司法的公信力，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这就是裁判文书网公开运行的政治功能。
在此过程中，参差不齐的司法文书公开上网后被“挑刺”、被批评，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对于司法公开的政治功能的实现，恰恰不是损害而是增益。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不能仅仅把公众作为法治教育和宣传的对象，而且也应当让公众成为关心和监督司法的主体。先有自信，才有公信。只有让人民群众监督司法，而且对批评意见表现出尊重和容忍的态度，人民群众才会“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司法自信。
十年运行，回顾反思，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三个功能中，专业层面上的参考功能和指引功能，确实有所不足，但最重要的政治功能的体现，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需要做的是继续保持公开，同时优化升级。
在我看来，“两库一网”的改革方案是一套组合拳，是对原先的裁判文书网的功能分化。三水分流，各司其职。其一，面向司法者的裁判规范的参考功能，以及面向普通公民的行为规范的指引功能，以后将主要由“人民法院案例库”来实现。其二，大数据呈现全国法院情况，为制定司法政策、推进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议等提供依据和参考，以后将成为“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任务。其三，运行十年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仍将保持公开运行，且要不断上传新文书，继续承载着树立阳光司法形象、提振司法公信力和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使命。当然，标准要更加优化，机制要更加规范，减少无必要甚至有损害的个人信息披露，最大程度避免因为裁判文书上网而给公民合法权益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