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北大法律信息网、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寻找中国的法律印迹”暑期实践活动，经过近一个月的招募、筛选、培训等流程，共组织了三个暑期实践团，分赴山西、陕西、河南，开展“寻找中国的法律印迹”系列活动。
从左至右依次为第一批实践团成员
北京大学法学院韩康麒、王晨焕、陈敏同学
此次活动缘起于余定宇老师《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一书，一本“游记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余老师早年曾孤身上路，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法律之旅”--从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到长城内外的万里戈壁，从“铁马秋风”的塞北，到“杏花春雨”的江南，一步一个脚印地寻找着5000年来中国法律的遥远故事，聆听着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依稀足音。翻开这一部文笔生动而思想深沉的法学游记，你可以看到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幕幕悠长的《月光》和《悲怆》，读出了中国文明进化史上一个个跌宕起伏的《命运》与《英雄》……如今正逢《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一书修订，法学学子如果能沿着余老师书中走过的路，走出课堂，迈向田野，梳理法律思想史的流变，或许可以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特色”和“今日中国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的道路方向”等现实问题，产生出许多更明晰或更深刻的感悟。同时，也希望能够借助北大青年法律人的力量，发掘、传播和弘扬中国优秀的法律文化。经过长期的筹划、准备工作，此憧憬终于在多方的努力下转变为现实。
《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
作者余定宇先生
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所李雪梅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陈夏红副编审
本次实践活动特邀《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作者余定宇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所李雪梅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陈夏红副编审作为学术顾问。
7月4日上午，陈夏红老师就法律印迹的寻找地点、方式、摄影技巧、游记撰写对同学们进行了实践前培训。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老师对此次活动的缘起、意义，进行了介绍。
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北大法宝）、北大法律信息网、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寻找中国法律的印迹”暑期实践活动第三阶段河南队已于7月24日出发至河南，第一站目的地是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县函谷关景区和渑池县刘少奇旧居（渑池八路军兵站）。
河南省，因其位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南而得名。自人类文明曙光照亮这片土地之时，河南就是中华文明始终不变的历史舞台。她哺育了远古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昭示着她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母亲身份；她见证了商周时期中华文明逐渐成熟的历程，散发着青铜文明和分封制、宗法制的璀璨光辉；她承载了隋唐时期封建社会所创造的厚重文化成果，记载着隋唐盛世的空前自信。因此，我们代表北大法学院踏上这片中华文明的中兴之地，试图解码她厚重历史中的法治文化基因。
7月24日，我们首站到达三门峡市灵宝县函谷关景区。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探访一位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先哲--老子。除去这个雄踞边塞要地的关口千百年来所历经的烽火硝烟，函谷关最显著的标志便是老子。《史记·老子列传》记载道：“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也就是说，函谷关作为西出中原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不经意”地见证了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那位虚心求教的关令“逼迫”途经函谷关的老子写下了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道德经》。老子以不到万字的篇幅道尽了宇宙运行、道德人伦的玄妙之理，道家学说自此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其中所蕴含的法治思想自然也彪炳史册，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文明的走向。事实上，函谷关景区处处可见老子的影响力：太初宫、老子塑像、道圣宫、藏经楼、瞻紫楼静静地诉说着中国哲学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这里的苍松翠柏、淙淙清泉似乎都沐浴在道家思想的圣光中。
7月25日，我们来到了三门峡市以东的渑池县探访刘少奇旧居。这里甚至难以称为景点，只是一处隐藏在市井中的偏僻居所，但是却同样见证了一份伟大文献的诞生，这就是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领导。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西安、洛阳、竹沟以及八路军总部之间的交通线上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1938年11月，经朱德、彭德怀签署文件，林伯渠写信，委派刘向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后建立八路军渑池兵站。兵站从1938年11月建立到1940年6月撤离，历时1年零7个月，兵站主要由兵站站部、刘少奇旧居和豫西特委会议旧址三部分组成。
1938年11月，刘少奇到达渑池后，主持召开了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渑池兵站的任务、活动方式、思想路线等一系列工作做出了重要安排。在停留渑池兵站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工作间隙将他对于共产党员思想建设的思考付诸笔端，最终形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员思想建设理论方面的空白，首次提出共产党员思想上入党的要求，成为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必读文件，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影响着我党的思想建设。巧合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称为共产党员的“道德经”，两部道德经同时诞生在相距不远的三门峡市的两个县，似乎历史在冥冥中将相隔两千多年的两个节点连接在一起，形成伟大的法治文化遗产泽被后世。
在傍晚返回三门峡市区的路途中，疾驰的高铁驶过这片古老的土地，将两个法哲学时刻连接在一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沃土，中原大地河南哺育了远古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见证了商周时期青铜文明和分封制、宗法制的璀璨光辉，也亲历了隋唐时期的文化盛景。洛阳博物馆是洛阳市的文化地标，馆内集中收藏了洛阳地区出土的上自史前、下迄明清时期的各类珍贵文物，尤以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汉唐陶俑、唐三彩和宋代瓷器为多，藏品数量较大，种类丰富，富有地域特色，充分体现了洛阳十三朝古都的都城文化、遗址文化、河洛文化、园林文化、地理形胜，彰显了河洛文明丰富的的历史内涵，也恰恰是如此丰沛的文化积累，才为法治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顶着烈日骄阳和近40度的高温，在参访完文化地标洛阳博物馆后，实践团一行人马不停蹄来到了著名的遗迹类博物馆天子驾六，寻觅周礼之踪迹。虽说由于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僭越周礼而驾六马之境况时有出现。但毫无疑问，实践团成员此行所拜访的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车马坑，才是周礼乘舆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体现。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周王朝的奴隶主贵族内部等级森严、制度严密。周代的礼乐制度详细地规定了不同等级的贵族享受不同的待遇，涉及政治、军事、文化、个人生活各个方面，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大者国之大事，如都城建设、军队编制等，小者个人生活用品，如服饰、乘舆等，通通被纳入了礼的范畴。寻着展馆陈列，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具映入实践团成员们的眼帘之中，其中“九鼎”最为瞩目。“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是君王至尊身份的彰显，也是周朝礼乐制度的典型体现。问鼎中原一词也正是出自于此。正如余定宇老师在《寻找法律的印迹--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一书中所说，周公的“制礼作乐”，不仅仅为中国的民族性格奠定了基础，亦为西周王朝开辟了一个法制文明的黄金时期。西周的礼制，彰显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和“正义公平”的治国之道，体现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法律秩序的高度重视。
本次目的地是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和白马寺景区。
本次实践活动的主题是“寻找中国法律的印迹”，那么这一天的行程自然会令人生疑：佛教遗迹与法律有何关联？事实上，这是一个鲜有人论述的话题。每当提起法律这个词汇时，我们现代人首先想到的大多是国家立法机关经由立法程序制定的表现为法律文本形式的实定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关于法的含义的不证自明的真理。然而当这一结论适用于古代法时，答案却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并不存在近现代社会的典型国家制度，而是运行着一套与我们所熟知的实定法体系全然不同的复杂法秩序。这套法秩序包括皇帝的敕令、道德、天理以及宗教，它们不具备现代法律的形式特征，但却在事实上发挥着法律的作用，是古代社会的法律。其中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在其产生后与国家权力结合，调整着世俗社会和政治秩序，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易言之，研究古代法就必须研究宗教与法律、政治的关系。因此，我们来到了十三朝古都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白马寺景区，追溯佛法传入中国的起点，探寻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解码中国法中的佛教基因。
如果说白马寺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那么龙门石窟则是佛教世俗化和政治化的典型体现。世界上所有宗教自诞生之日起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世俗化与宗教化的关系的问题，世界三大宗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世俗政治权力结盟以扩大信众、传播教义的途径，或者直接追求掌握政治权力，建立宗教国家。耶稣基督在传播基督教之时遭到罗马帝国的追杀，他也许不会想到当初迫害他的罗马帝国竟然完全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将其作为统治庞大帝国的精神工具，影响欧洲历史长达千年以上；伊斯兰教创始人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追求意识形态纯洁化和世俗生活宗教化；佛教在印度诞生后经历了几次大的繁荣和衰落，其中佛教的兴盛无一例外都与印度国王的支持密不可分，最明显的例子是阿育王在印度留下的无数佛教遗迹。同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离不开皇帝的财力支持，佛教和政治的这种紧密结盟在龙门石窟达到了巅峰，甚至可以说龙门石窟本身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建造的，其政治意义早已超越了宗教意义。
如果说魏孝文帝的造像工程还只是小试牛刀的话，那么武后下令开凿的奉先寺石窟则可称得上是神来之笔了。龙门石窟的标志性主佛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在以皇后身份代理朝政时下令开凿的，据说其造型参照了以武则天的面容为原型，其名卢舍那意味智慧广大、光明普照；旁边的弟子阿难、迦叶面目清秀，似已超脱尘世，参透佛法；文殊菩萨面容慈祥温和，身材饱满丰腴，酷似唐代贵妇；力士像高大魁梧，肌肉发达，是唐朝审美标准的全面体现。卢舍那大佛完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代理朝政，她意图登上皇位，开创前无古人的辉煌。如此石破天惊的举动自然招致朝廷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但她的做法亦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公元686年6月的一个夜晚，有人在河南汜水里打捞起一块刻有《大云经》的石头，宣城武则天为弥勒托世，当贵为天子；龙门石窟自唐高宗中期开始出现大量弥勒佛，在佛教中弥勒佛将取代释迦牟尼成为未来的主宰；众多男性菩萨也变为女性菩萨，昭示众生平等。武则天精心经营着这些偶像，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已昭然若揭。武则天登基后为感念佛祖庇佑，继续在龙门东山大会莫开窟造像，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看经寺，洞中罗汉标志着禅宗在唐代的崛起，意味着佛教中国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本次龙门石窟之旅恰如一次在龙门石窟万佛洞中的顶礼膜拜，我们的思想沐浴在西天极乐世界的祥和宁静中，灵魂在悠悠梵音中与佛陀共鸣，穿越回千年前的那个繁花似锦的时代，静静感受着佛法与尘世之间的微妙互动……
古有熊氏之墟，《竹书纪年》曰：“黄帝轩辕氏居有熊”。《史记》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帝王世纪》曰：“新郑县古有熊国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居之，故曰新郑。”
河南省新郑市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创业、建都之地。黄帝故里位于新郑市轩辕路1号，汉代建轩辕故里祠，历代迭修；明隆庆四年于祠前建轩辕桥，清康熙五十四年，新郑县令徐朝柱于祠前立“轩辕故里”碑。故里经过多次扩建，面积达7万平方米，整体布局突出“中华之根”的主题，构成了“天、地、人”三大板块，气势恢宏，灿然有素。一进景区大门，就可以看到两座高17.08米的子母汉阙，正中是轩辕故里祠，也是景区中最古老和核心的部分，祠内供奉着黄帝和其元妃嫘祖、次妃嫫姆像，并有壁画展现黄帝一生的丰功伟业。
祠堂后面是拜祖广场、轩辕丘与黄帝纪念馆区。“三月三，拜轩辕”，每年都会在此广场举办盛大的拜祖大典，广场正前方树立一座高大的黄帝中年雕像，两侧墙壁向后世昭显黄帝的功绩：“五谷丰登，蚕桑美裳；初定甲子，历算星象；德修振兵，擎造华章；律吕谐音，教民岐黄；宇内一统，铸鼎开疆；踪迹六书，文典辉映；设官司职，政体滥觞；创制指南，舟车四方。”在古代，鼎由一种炊具上升为礼器，成为国家政权中君主、大臣等权力象征，同时也会在其上刻上法律，来宣传制度。新郑是鼎器之源，中国最早的鼎器出自八九千年前新郑的裴李岗遗址。五千年前轩辕黄帝最早将陶鼎炊器制成铜鼎礼器。
随后实践团成员步行至郑韩故城，故城位于新郑市双洎河与黄水河（即古洧水和溱水）交汇处。因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在此建都，所以称郑韩故城，又因其平面形状象一只牛角，周长约45华里，有着“四十五里牛角城”之名。199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故城东的两座礼乐器坑集中清理发掘，出土了40件春秋青铜器。1997年，又在东城内发掘一圆壶、一豆，另一种是九鼎、九鬲。西周时期列鼎制度是有严格限制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五鼎、士大夫三鼎或一鼎。郑国只是一个小国，最多只能用七鼎，而且不能有如此完备的配套礼器。但适值春秋，周天子势力衰微，诸侯势力强大，各诸侯国君纷纷突破了原来的礼乐制度，采用天子的等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
现在的故城遗迹为马路中心的一个环岛，被远远的孤立在来往车流之中，不高的土丘上立着两个亭子，和周围的现代化的建筑群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由的感叹历史的无情与沧桑，有多少人能想到：这里的古城墙有着两千七百年的历史，轰动一时的“子产铸刑鼎”事件发生在这里。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536年，郑国以商立国，为了更好的发展商业经济、遏制奢靡腐败、抢劫诈骗等犯罪发生，用“法治”去引导经济。子产为郑国执政官，在故城里铸造一个巨大的青铜鼎，将许多法律条文铸刻在鼎上，一举打破西周以来“法在官府／贵族”、秘密法传统，使中国法律史第一次迈进“公布成文法”新时代。故城遗迹碑旁的道路也被命名为“子产路”，以纪念子产的功绩。
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在位期间建立古国体制，设官司职，以德治国，铸铜鼎，对犯罪进行打击，有着“以法治国”的趋势，黄帝时期出现了大动荡、大融合、大变革、大发明的文明曙光，使得华夏文明与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相互辉映、熠熠生辉。郑韩故城，则在礼乐崩坏的年代，又向我们昭示着法治的必要性，推行法的道路并不容易，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大环境和历史铺垫。相比黄帝故里的恢弘大气，郑韩故城的短短二十米长的古城墙更能触动内心。古城墙在暮光中屹立着，等待着世人去细数它的痕迹，探寻春秋后期的法治萌芽。
开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因战国的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都在此建都，所以又称“七朝古都”，有着“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汴京富丽天下无”、“东京梦华”等美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绘画的就是北宋的汴京（开封）。
首先，参观的是开封府。据史实记载，开封建府始于五代，至北宋号称天下首府。是时，开封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国际都会，开封府典治京师，名流重臣如寇准、范仲淹、蔡襄、包拯、欧阳修、苏轼等在此担任府尹或推官，政绩赫赫，显于史册。其中尤以包拯公正廉明、执法如山，咸以“包青天”称之。现今开封府景区建成于2002年12月30日，仿大宋营造法式，兴建楼阁五十余座，府前照壁，獬豸腾空。府门耸立，低廊曲迴。正殿为开封府衙，设有正厅、议事厅、梅花堂。左侧为府司西狱，用于关押府衙审理京城及其属县治安司法狱讼事务中的犯人和证人；右侧专门设立了一个“包公祠法文化博物馆”，院内包公铜像背后的展厅上，高悬的牌匾上写着“执法如山”四个大字。而“执法如山”中的“执”字正是包公司法精神的精髓所在。馆内主要展列了包公断案中的经典案例，指出包公在从政过程中重视以法治国，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法存画一、赏德惩罪、杜渐防微、严惩赃吏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法治思想。流传至今的包公上百个断案故事，其中掺杂许多虚构、夸张或迷信的部分，但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到一些可以考证的包公亲自处理的民刑案件，从中了解到包公司法实践中智慧、刚正、廉洁特色。
入开封府衙，扶今追昔，悟人间正气，禁戒贪腐之心。
访包公祠堂，忆古思今，学廉明公正，弘扬法治传统。
没来开封，只是知道“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但是对包公司法文化并不了解；来过后会真正企盼人间正义常在，公正永存，也都会祈求法律至高无上，包公精神永存，青天与世同在。
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北大法宝）、北大法律信息网、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寻找中国法律的印迹”暑期实践活动第二阶段陕西队已经圆满完成实践任务。
实践队在山西的旅程，是对中国法律起源的探索之旅，结束了在山西的寻访之后，实践队来到中国法律变异和定型的陕西，继续寻找中国法律的印迹。7月10日-7月15日，陕西队成员陈鑫（北京大学2016级法律硕士）、周轩宇（北京大学2014级法律硕士）、于玥晗（北京大学2016级法律硕士）在秦川大地上相继寻访了文景路、文景公园、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碑林、灞陵、灞桥、秦坑儒谷、陕西历史博物馆、骊山华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栎阳城遗址、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不管是在熙熙攘攘的景区，还是在空无一人的郊外，实践团成员都从中切实地感受到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厚重的历史底蕴以及其在中国古代法律定型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文景路
实践团成员在陕西造访的第一站，是文景路及文景公园--纪念汉文帝、汉景帝而得名。西安千年来饱经了兴衰，这片土地更从不缺帝王将相，但唯文景二帝享此后世尊崇，不以城池华府，亦非冢墓瑰宝，因其政通人和。文景之治距今久已，遗风也消磨殆尽。但作为法律人，天然对政治有着深深的的思考与关切。文景二帝与武帝不同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同的司法政策：前者“宽省刑法，与民休息”，后者“独尊儒术，重用酷吏”。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汉长安城始建于公元前202年，为西汉帝国（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的都城，其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北郊渭河以南的台塬上，南屏秦岭、西邻河、北临渭河。《三辅旧事》里写，“长安城中，八街九陌”，实践团成员仅在未央宫遗址里走上一圈，已感疲乏，可以推想当年长安城的建制规模。但昔日繁华已不再，目睹眼前未央宫的遗迹废墟，不免让人心生落寞。
碑林博物馆
灞桥
灞桥，既有着曾经文人墨客笔下“灞柳风雪”的盛景，也是当年刘邦废秦苛法与百姓约法三章之地。昔日的灞桥早已不在，今日的灞桥气势恢弘。虽然灞桥之下骄阳烈日，但当实践团成员来到这里时，目光所及桥下那无边无际的碧水时，还是觉得不虚此行。
灞陵
灞陵，汉孝文帝刘恒陵寝，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今灞桥区席王街办毛窑村内，“因山起陵，不复起坟”，在选址上，其母薄太后有言，“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实践团成员先是寻访了名为霸陵墓园的现代墓地，继而辗转继续寻觅，在毛窑村内，沿着十分狭窄的山路，持续爬高一小时，终于得见文帝陵寝，虽不算大气恢弘，但是依山而建，也能一览众生，洞悉百姓疾苦。
秦坑儒谷
秦坑儒谷，最费周折。《太平寰宇记》，“唐天宝年间玄宗诏为旌儒乡，立庙，命贾至为碑文”。实践团队员们本期待可得见只言片语，没想在临潼区洪庆沟村里，几经折返，穿过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才见到了写有“秦坑儒谷”四字的碑。若不是旁有零星的鲜花祭奠，有清整过的痕迹，乍看之下，似与寻常人家的墓碑几无差异。秦始皇焚书坑儒臭名昭著，汉高祖楚汉之争毁誉参半，汉文帝文景之治后世尊崇，如今留有的遗迹也大多不在，只有灞河水依然静静流。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博展馆里，从蓝田人到唐宋，涵盖了华夏民族的发端与兴盛的所有遗迹都得到了充分的陈列和展示。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到秦汉一统，再到盛唐的繁华，瑰宝无数，陕西博物馆有如一所大学，让实践团成员在历史的长河里流连忘归。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陈列当属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鼎器尤其为最。回顾历史，周以礼乐建国，结束了原始人的荒蛮，结束了崇尚巫术的蒙昧，形成了严格的礼制和刑罚。
秦始皇陵
一如搬入地下的人间世界缩影，视死如生，秦始皇的灵魂在这座地下王国里，似乎照样可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统治一切。最为著名的兵马俑，千人千面、原物等比、彩色出土，不禁让人回忆起以武力实现大一统的昔日帝国。秦国从商鞅开始，大力提倡尚武精神，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注重战争、热衷战争、以战为荣、用战立功上。抛开军事谋略不说，当时投入的兵力越多，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动辄数十万兵力，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宏伟壮观，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历史大背景。
华清宫
如今的华清宫主体一分为二，从景区入门开始的前半段，展示的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故事。幸运如杨贵妃，爱美人如唐玄宗，一朝马嵬兵变，也只得落个美人香消玉勋，帝王空对一汪池水的寂寥。而位于华清宫景区山顶的兵谏亭，记叙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结束内战，联共抗日的民族大义。虽然少帅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途中被秘密软禁起采，由大陆到台湾，失去了自由，但其以一己之力，扭转时局，其功绩当永载史册。
栎阳城遗址
秦栎阳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阎良区东南，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当政，“二年，城栎阳”（《史记？秦本纪》），从雍迁都栎阳。至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之前，秦在栎阳发生了如商鞅变法等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并以其为基地陆续夺得河西之地。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
秦咸阳宫博物馆
实践团成员在陕西寻访的最后一站是秦咸阳宫博物馆，视秦为中国法律文明的转折，恐怕是因为，先秦思想百家争鸣，此后秦遵法家一脉，后汉武帝兼用儒家。中国政治的大一统，自此与思想的大一统紧紧勾联。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国，实行德治、仁政，称王道；法家主张用法令刑罚治国，称霸道。长平之乱，坑杀赵卒四十万人，至今想来仍是骇然。
在结束对古都长安的法史寻迹之旅后，实践团成员将奔赴河南，在中国文字、律师业以及自然法学思想发源的中原大地上去继续寻找法律的印迹。
7月4日下午，此次“寻找中国的法律印迹”之旅顺利开启，北京大学法学院韩康麒、王晨焕、陈敏同学作为第一批实践团成员分赴山西。
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国政法大学陈夏红老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寻找中国的法律印迹”实践团成员、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副主编
我们一行三人于7月4日晚8点半到达霍州，一出站看到的便是火车站前开阔的广场。我们迅速被广场一角的喧闹鼓声吸引，走上前去。被层层人群围绕的是六七个中年人，他们腰前挂着锣鼓，手持鼓槌，敲击鼓面，一致而热情的动作伴随着振奋的鼓点，夜色里的众人也似乎被点燃。坐上出租后，我们讯问司机今天是否有什么特殊活动，因而要打鼓。司机告诉我们不是什么特殊日子，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活动。果然，在我们去宾馆的路上，也听到了别处传来的鼓声。热情，这是对霍州的初印象。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了霍州署，霍州署是中国已知唯一一座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州级衙署。今天我们看到的霍州署尚保留了中线的建筑。霍州署内部有很多体现我国古代司法思想之处，霍州署仪门前立两石碑，左书“诬告加三等”，右书“越诉笞五十”。通过甬道向前行至戒石亭，戒石亭南楣上书“天下为公”，右边的石碑上刻着“公生明”，是为对官吏的劝诫。大堂内部正上方悬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匾额左右分别是“克己奉公”与“执法如山”。二堂正挂“仁恕”匾额，左右分别为“厚德”、“省刑”。府衙内还有“天理国法人情”之匾额，取法律应循“天理国法人情”之意。
“神羊”遗迹
午饭后我们立即出发前往位于羊獬村的唐尧故园，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疾驰，道旁杨柳掩映。洪洞的这个雨前的下午尤其闷热，坐在车子上我不禁开始想象这个传说中獬豸出生的地方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像当年余定宇先生一般幸运地看见小白羊并且被小白羊相送呢？找到唐尧故园颇费了些周章，我们按照地图导航开进了羊獬村，在村子里七转八转，却始终没有看见传说中的唐尧故园。询问了村民之后，终于重新确定方向，顺利找到了绿树掩映下的唐尧故园。唐尧故园的大门洞开，却并不见人迹。我们走进侧院，也只见房门紧锁。于是我们只好决定自己开始逛一逛这唐尧故园。偌大的院落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幢仿古建筑，能够看出来建筑还很新。我们首先到了尧王殿，大殿前安置着法庭，台阶前是两只獬豸的石雕。尧王殿右侧是娥皇女英殿，也就是村民口中的“姑姑庙”。站在尧王殿右侧的道路上，一眼便可望见“生獬滩遗址”的石碑，石碑右侧是獬豸园，一座獬豸雕像高高耸立在基座上。
大爷带着我们重新进入殿堂看到了殿堂内部的景象，尧王殿大堂东侧窗下，立着一尊獬豸雕像。大爷告诉我们这个獬豸是原先的形象，所以我们见到的这尊雕像还是长着独角的绵羊形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设计之后的獬豸的形象则是以山羊为基础，而不再以绵羊为基础。原因在于，尧王时代只有山羊，绵羊是后来改良的品种；且山羊的形象较绵羊的形象也更有威严。我们在獬豸园中见到的獬豸，已经是威风凛凛的山羊形象了。
獬豸园中，除了獬豸的形象，长廊壁画中还有各种字体的“法”字形象，与壁画中对獬豸从出生到长大的不同过程的形象的刻画交织在一起，体现了獬豸与“法”这一概念的紧密联系。
明刑弼教
离开唐尧故园后，我们前往皋陶所在的士师村。士师村离羊獬村并不远，我们很快就到了前身为皋陶庙的华夏司法博物馆。我们找到了博物馆内管理的大爷，向其询问此地的历史。大爷告诉我们，这个司法博物馆前身就是皋陶庙，只是皋陶庙于1948年拆除后就不复存在，后来有村民在此地建房并居住下来，直到2005年才从村民手中将此地收回并建造了华夏司法博物馆。
皋陶被认为是中国司法的鼻祖，相传皋陶“明五刑、弼五教”，主张以德服人。大爷告诉我们，当地人非常信服皋陶，每年的清明节，都会有众多村民自发到皋陶墓上祭拜。人们相信只要诚心相信皋陶，便会有好事情发生，而贪官们往往是不敢到皋陶庙前来的。
传说中皋陶断案，遇见比较疑难的案件之时就令人将獬豸牵出，獬豸便会以角“触不直”。因而除了大堂中威风凛凛的皋陶形象外，獬豸形象也在华夏司法博物馆中随处可见：博物馆的门前矗立着两尊獬豸雕像，正对大门的法鼎上雕刻着獬豸纹样，四角雕刻着獬豸立像。我们虽然没有在华夏司法博物馆看到獬豸雕像，但是博物馆的殿堂、厢房乃至围墙的瓦当上，全部都是獬豸的形象，令人惊叹。
苏三监狱
我们在小雨中步入苏三监狱，这是一座明代的监狱，因该监狱曾经关押过苏三，因此得名为“苏三监狱”。该监狱始建于洪武二年，由普通牢房和死囚牢房组成，现在又建有“古代刑律展”和“苏三蜡像馆”。
监狱北边的院落是两排12间的普通牢房，这分东西对称的两排单坡式瓦房，每间为4平方米，每间牢房会关押多名犯人，牢房窗户低矮，加之甬道狭窄，室内终年不见阳光。在甬道的上方，铁丝网密布，并在铁丝上挂着数个铃铛，如果有犯人企图翻墙而出，将触碰到铁丝，铃铛就能起到“报警器”的功能，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禁房和普通牢房的中间，是一座小的狱神庙，供奉皋陶。皋陶曾经画地为牢，被认为是中国司法的鼻祖。古时犯人进出监狱都要朝拜狱神，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出狱。紧挨着狱神庙的是“死囚洞”，当犯人死亡后，尸体从该死囚洞拉到监狱外，不能从大门抬出去。
在监狱的西北处是死囚牢房，死囚牢房中有一间叫做黑牢。黑牢囚禁的是即将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犯人，牢房没有窗户，阴暗、潮湿、终年不见一丝阳光，故称“黑牢”。
当来到监狱的东边，我被眼前再现的明代五刑的实施场景所震惊。明代的五刑为：笞杖、徒、流、死。其中死刑又分为凌迟、斩首和绞刑。
最后我们来到了苏三蜡像馆，这里讲述了苏三的故事，分为四幕：喜逢知音、槐乡落难、起谢太原和花好月园。讲述的官宦子弟王景隆相遇苏三，一见钟情，在那里不到一年，王景隆床头金尽，被老鸨赶了出门。王景隆发奋读书，二次进京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老鸨把苏三卖给山西马贩子沈洪为妾后，沈洪将苏三带回了山西洪洞。沈洪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皮氏本想毒死苏三，在苏三吃的面中下了砒霜，但该面却被沈红吃了，沈红被毒死，皮氏诬陷苏三。并以一千两银子行贿，知县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三受刑不过，只得屈忍画押，被判死刑，禁于死牢之中，适值王景隆出任山西巡按，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密访洪洞县，探知苏三冤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全部人员到太原。王景隆为避嫌疑，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刘氏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以昭雪，苏三和王景隆终成眷属。
苏三监狱因苏三蒙冤囚禁于死囚牢而闻名，其中体现的明代监狱的特点和描绘的明代五刑实行的场景，让我们颇为惊叹。
古道青槐倚夕阳
广胜佛光
《西游记》中有唐僧扫塔的情节，而唐僧扫塔的塔正是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内的飞虹塔。只不过由于飞虹塔内部并不对外开放，故当时电视剧拍摄时只是取了飞虹塔的外景，而内景则在别处拍摄。飞虹塔八角八面，塔体外部以琉璃装饰，阳光直射下散射出七色虹光，故得名飞虹塔。飞虹塔不仅体覆琉璃，且塔底部保存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故为广胜寺三绝之一。
广胜寺有三绝一宝一奇。三绝之二为《赵城金藏》，广胜寺自元代级供养《赵城金藏》，但直到1933年才被高僧范成和尚发现，引起轰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一度想要将《赵城金藏》据为己有，广胜寺僧人与八路军共同想方设法将《赵城金藏》保护至解放区，才使得这一国宝得以保存下来。然而，原版的《赵城金藏》藏于故宫博物院，我们在广胜寺见到的为副本。广胜寺三绝之三为下寺水神庙中的元代壁画，壁画绘于明应王殿，南壁东侧是一个散乐班正在登台谢幕的场景。戏台为前台后幕，顶悬“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的横批。散乐是元代流行的元杂剧，正中主角“忠都秀”是领班艺名，为女扮男装。画中生、旦、净、末、丑角色皆备，行当齐全。这是我国目前唯一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古代戏剧壁画，反映出元杂剧在古平阳地区的兴盛，尤为珍贵。所以被专家誉为广胜寺之一绝。此外大殿上尚有下棋图、捶丸图。一宝则指雍正尚是阿哥时题写的“光辉万古”匾额，由于雍正留下的墨宝即为罕见，故该牌匾被封为广胜寺一宝。
广胜寺虽有一些部分为现代重建，但仍然处处流露出岁月长长的印记。寺院中的东西侧柏，一科树纹向东旋，另一棵则向西转，两树位于大殿前，各自相悖，甚是有趣。相传当年广胜寺内有两位小和尚常有龃龉，师父就让他们在院中各种下一棵树，希望借机使两人和好，孰知种下的书长大后却各向一方，因此人们又称其为“各奔东西”。
舜王遗风
我们今天的寻根之旅并没有在大槐树下结束，而是走向了更加遥远的历史深处--位于历山的舜王庙。车子向着远离城区的方向开了许久，兜兜转转，待反应过来时我们已经位于山区之间。盘山的公路两边是种满了玉米的田地，早季的玉米已在头顶结出黄色的穗，晚季的玉米尚青绿，甚是惹人喜爱。一畦畦田地平整地铺展开来，犹如南方常见的梯田。间或有一两畦田地种满了向日葵，正是黄昏时分，朵朵向日葵低下了头，却令在山间盘行的我们饱了眼福。
车继续盘着山路上行，渐渐开进了迷雾深处，舜王庙就位于这迷雾最深处的山顶。舜王庙地势本就高，又由于刚下了一天的雨，山上雾气蒙蒙，这为我们的这一程更增加了几分“寻仙”之意。舜王庙内的建筑多为现代重建，根据守庙的老人的介绍，原先的舜王庙仅为现在的舜王庙的四分之一大，但一直香火不断。每年三月三羊獬村的村民从羊獬出发来到这里“接姑姑”，每年四月历山的村民则从这里出发去羊獬村“迎娘娘”，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舜王当年在此地活动的遗迹已经见不到了，但老人告诉我们，从舜王庙可以看到当年舜居住于历山时耕种的田地。可惜今天由于雨后山间的雾气，我们从舜王庙放眼望去，只可见白露茫茫了。
下山的时候，司机师傅指着路边的人家告诉我们，他们来历山“接姑姑”的时候，这些人家都会在路边摆上丰富的食物和酒水供“接姑姑”的人们食用。不知是否是因为惜别的情意，下山的路似乎短了许多，一回头舜王庙已经隐没在浓雾之中了。
我们三人今天的目的地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起点——山西壶口。与当年余定宇先生寻访壶口旧迹时不同，当时人们要前往壶口瀑布还只能坐班车走山间的公路，而单是吉县的山路就有三百六十五道弯，早上五六点从临汾出发，到达壶口时便已是正午十二点了。今天的我们则要幸运得多，车离开临汾市区开上高速，只需两个小时就可到达壶口。车子在高速上飞驰，导游在车上和我们介绍着壶口瀑布的一些特征，无心细听的我却慢慢被窗外的景色吸引了过去，山西由于采煤事业的发展，沿路看到很多地方的山体都被掘开，露出黑黑的底色。由于吉县在山西境内属于不产煤矿的地方，所以车子开到吉县境内后，就基本看不到被剖开的山体了。与想象中的黄土高坡不同，不得不说沿途山体的植被覆盖还是相当不错的，只是相比起我生长的南方，却仍然显得稀疏了。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植被覆盖下，还是时常可见一些巨大的峡谷，长满了绿色植被，却仍然是沟壑毕现，让人不禁想象其当初是如何被大水冲开了脊梁。
不多时我们就已到达了壶口景区。这个时节并不是黄河水最多的时候，又兼是日烈日高照，天空中并无很多云彩，站在入口处只见巨大的岩石裸露在眼前，在烈日下让人感受到了些许分外的热情。岩石的形状并不规则，但也无锋利的棱角，被河水冲刷后顺着岩石的肌理一层层剥离开来，在烈日晴空下，似有人敞开了胸膛。我们下到龙洞，拾级而下时，岩石的内壁沁出水珠，并随着高度的降低汇成涓流，与我们在地上感受到的干燥炎热的气氛截然不同。龙洞是观赏壶口瀑布最佳的位置，一到达龙洞，果然壶口瀑布就赫然出现在眼前，蔚为壮观。巨大的黄色水流将自己重重地摔向山崖，恍若化为齑粉般在空中激荡起白色雾气，再落下几十米高的深渊，汇成黄色浊流，混杂着白色浪花，裹挟着、奔腾着向前。水声隆隆，水汽氤氲，就如此周而复始，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疲倦亦永无尽头，游客们赞叹、惊呼，我也不由得升起一种壮怀激烈之感，又更有一分悲壮之意，脑中闪过的是“浪花淘尽英雄”，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种感受，在我离开龙洞，沿着瀑布向上游走的过程中越发明显。站在上游回望壶口瀑布，在上游处还略显平静的河流在壶口处摔下山崖，形成巨大的黄色瀑布，让人震惊于自然的神奇力量。而这股力量，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释放又会如何呢？这从高山之巅发源，渐渐汇聚起的巨大水流，携带着巨大的能量，若未能有合适的水道使其能够继续前行，后果便是洪水泛滥，冲毁良田和村庄，所到之处皆化为汪洋。传说壶口是大禹治水的起点，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即在于其以疏导代替了其父鲧堵塞的方法，通过疏通水道引导水流，从而使得肆虐的洪水得以被驯服。向前奔流，是水的权利和自由。对于这样一种权利和自由，可加以适当引导和限制，以确定其边界以免冲毁良田。万万不可取的是不听取其诉求，一味地堵塞。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被正确引导了的水可称为人们交通的有效方式，可以用来磨磨用来发电；而如果未加正确引导，则其自身所包含的巨大能量则会称为可怕的力量。想着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故事，眼前奔腾的瀑布仿佛在一遍遍地告诉我们，只有当权利和自由被保护和有效引导之时，社会才能够向前发展。
夏县禹王城
在探访了尧舜故迹及相传大禹治水的起点壶口瀑布之后，我们来到了旅程的下一个目的地--位于夏县的禹王城。禹王城位于山西运城夏县的禹王乡，据说大禹受舜的禅让之后建都于此，当然目前夏朝的历史尚未得到考古界的确认。之前旅程的目的地不乏神秘幽深者，但大都路途平坦，这次不一样，车开进禹王乡，进入了一条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乡间土路，土路两边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农田。在这条土路上颠簸了一会儿，一座高高的黄土台赫然出现在眼前，土台上正对着大路的方向有一座简陋的庙宇。
土台上修有简陋的水泥阶梯，通向土台顶端。这个庙宇只是三间可以称得上是简陋的平房，庙宇正中的殿上写着“禹王大帝”四字，供奉着禹王，旁边还有两个殿。庙宇旁有一棵秋椿树，土台上庙宇旁的其他地方则长满了杂草。我们从土台上下来，见土台旁边的一棵树下有两位坐着聊天的村民，我们向他们询问是否知道土台下窑洞的由来，村民告诉我们这些是以前军队驻扎时做饭挖的洞。在村民的热心帮助下，我们见到了几十年来义务为维护夏县禹王庙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史师傅。史师傅告诉我们，这个人工堆建的土台是尧顺时代用来祭天的天坛，大禹即位后就曾在这里祭天。这里也一直由禹王庙，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毁于战火。《孟子·万章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世本·居篇》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夏本记》则说“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禹王城是春秋战国时的魏国国都安邑城，也是秦、汉及晋时的河东郡治所，位于山西夏县禹王乡的禹王村、庙后辛庄、郭里村一带，南面中条山，青龙河、天盐河、白沙河、姚暹渠流经东南，鸣条岗枕其西北，地势北高南低。
史师傅向我们介绍了禹王城的布局，禹王城包括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四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庙在小城的东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随后，带领我们参观了北、西、南城墙等地。北墙、西墙和南墙的西段保存较好，一般高出地面1-4米，西墙最高达8米。东墙大部分仅存断续残基。在西墙北段之外有宽约30米的护城壕痕迹。出土春秋战国遗物有鬲、盆、罐、浅盘豆、盖豆、甑、筒瓦和板瓦等，还有汉代的卷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等。据初步研究，大城可能为战国时期魏都安邑，中城为秦汉时期的河东郡治，小城使用年代最长，可能为原安邑的宫城，建于东周，至北魏仍沿用。城墙由黄土建造，我们在路边看到的城墙还有非常明显的分层，城墙的黄土土质及其细腻，据说当时是工匠把黄土一层层铺上去，然后用重物敲击使其夯实，然后再往上铺一层黄土，夯实，如此一层层建造起来的，因而几千年过去这些城墙虽然因为战争、文革以及农民种庄稼和修路等种种原因遭到一定破坏，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被保存下来。只是这些仍然被保存下来的城墙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北城墙上被农民种满了桃树；西城墙上则在从前修路时直接在城墙上挖开作为地基，沿着城墙修了一条水泥路；南城墙则只剩部分了。
与夏朝历史的关系不可确知，但此地与商鞅变法倒是有一些关系。历史上商鞅曾在魏国做过小官，“少好刑名之学”，熟悉李悝、吴起等变法理论及实践。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了富国强兵，下令求贤。据说商鞅当年就是从此地挟着一部《法经》入秦的。商鞅入秦后，取得秦孝公信任，被任为左庶长，主持秦国变法长达21年，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在第一次变法时，他改“法”为“律”，以《法经》为蓝本制定了秦律；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号。认为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保守现状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从历史观上为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据；推行法治必须具备三要素，即法、信、权。“法者，国之权衡也”；“信赏必罚”，“厚赏重罚”；“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提出“定法”、“立禁”的法律起源论。商鞅首次将法律起源问题与确认土地问题、货财的所有权联系起来；提出“以刑去刑”的重刑理论。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一方面要求“刑多而赏少”和“先刑而后赏”，另一方面要求加重轻罪的刑罚。
商鞅被秦国重用后，又以探访老朋友的名义诱杀了安邑的守将，为秦孝公夺得此城，迫得魏国迁都大梁（即今日开封），从而开辟了秦灭六国之路。漫步在这里的土地上，路边、田埂上、田地里常常可以看见堆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破瓦片，随手捡起一块，那表面为细绳纹，背面为布纹的可能是汉代的文物，再细细看来，也能够发现一些可能是商周时期的瓦片。史师傅告诉我们，由于此地已经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因此按照规定，这里只能种庄稼，地表五十公分以外不得挖掘，但仍然还是有很多人偷偷进行挖掘。
断颓的古城墙和随处可见的古代瓦罐碎片仍然在默默地讲述着这个地方作为曾经的都城的光辉与厚重，而眼前的田地里结满了两毛钱一斤都卖不出去的桃子的果园和飞扬的尘土路则无一不在诉说着贫穷。史师傅告诉我们这里早已经被划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当地县政府没有充足的财力来对这里进行保护和开发。我们从来时的大道离开，汽车在夏日午后卷起飞扬的尘土，路两旁的田地里油葵静静地低着头，一切都是如此静谧，似乎在等待后来人来这里聆听它的辉煌和创伤。
平遥古城
实践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中部的平遥古城。平遥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自西周宣王时期建城，自公元前221年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平遥一直是作为“县治”的所在地，至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内现在仍然有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城墙、平遥县衙署、市楼、寺庙等历代古建筑。漫步在古城的大小街巷之中，仿佛一下子穿越回了明清时代，脚下的石板路、街道两边的大小店铺基本都保留着其原有的形态，让人一下子竟有点不知今夕何夕了。
平遥古城的独特历史价值，在于它是清代晚期的中国金融业中心与“晋商”的发源地。古城里最常见的建筑是各个大小票号、及镖局，昭示着其在清代晚期曾经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繁荣。我们参观了“晋商”中最负盛名的日升昌票号，其地面上三进院落的高墙、大院、深宅，布置有典型商号都会有的账房、信房、伙房等，其地下还有巨大的金库。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诞生于清道光四年，其诞生之后发展迅速，不但在其他省份设有分支机构，而且业务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日升昌的繁荣只是一个典型代表，鼎盛时期，平遥的票号多达22家，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票号总部所在地和金融业总部所在地和金融业总部机构最集中的地方，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我们今天在平遥古城见到的，除了日升昌票号之外，还有协同庆、天吉祥等好几家著名票号。足可见平遥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重要地位。晋商兴起于明朝，到清代成为中国实力最雄厚的商帮，这从我们在平遥古城见到的票号、镖局、商会繁多的情形中可见一斑。
一般评价晋商成功的原因，主要认为在于其“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而其中的诚信，反映在法律中，则是一种契约精神。中国古代是不是一个契约社会，有没有契约精神？对于这一问题是有争议的。我国古代社会在政治上有君臣、官吏、官民的等级之分，在社会等级上有良贱之别，家族家庭内部有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别，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一个等级社会，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中国也是有契约精神的。汉代以来有“民有私约，如律令”或“有私约者当律令”，体现了一种将契约视为法律的意识。北梁和高昌时期有“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强调双方当事人对约定的遵从；唐代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显示了契约的特殊地位，这些都证明中国古代是有契约意识的，这种意识即体现为将私人间的契约视作法律加以尊重。
虽然中国古代讲求忠孝，但从另外一个故事当中，这种契约精神，甚至超越了亲伦关系。我们今天游览的百川通票号和蔚泰厚票号当中，就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儿子是百川通广州分号经理，父亲是蔚泰厚汉口分号经理。两人先后获悉广东巡抚向北京要十三万两京饷，儿子捷足先登，拜见巡抚大人，争览这这笔生意。而父亲获悉更早，早已转告蔚泰厚广州分号掌柜争作这笔生意。两家票号实力相当，都与巡抚大人交情不错。为了争到这笔生意，邢嘉宾写信给父亲陈说事由，父子二人互不相让。争来争去最后还是百川通做了这笔生意。这个父子相争各为其主的故事一时之间在在商界传为美谈。这个故事乍看起来和契约无关，但是事实上，父子象征各为其主，实质上是对各自的雇主负责，这是一种对与雇主之间雇佣契约的尊重。按道理说，儿子应当对父亲尽孝，但是在雇佣契约之下，父子的职责则是按照雇主的指示，最大限度地为雇主谋取利益。在这种两难局面下，父子显然都选择了尊重各自与其雇主的契约，而外界对这一故事的赞许也显示了当时社会对这样一种契约精神的肯定。
河南-开封
河南-洛阳-唐明堂夜景
河南-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
河南-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陕西-秦始皇帝陵
陕西-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陕西-西安碑林
陕西-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
山西-壶口瀑布中国第二大瀑布，世界最大黄色瀑布
山西-大槐树
山西-广胜寺
山西-中条山
山西-霍州署
与故宫博物院、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河南内乡县衙构成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古代官文化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