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有些人看来，是横空出世；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却已经等待了整几十年。
在今天，不论《民法典》被赋予怎样的价值，它背后的故事，总是值得探知。
1902年早春，上海闸北。
一名码头挑夫受审，他被指控杀死英国商人。
审判他的「衙门」，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是《虎门条约》的产物，行使各国「治外法权」。
这个审判进行的同时，一千公里外的北京。
盛宣怀正在和英国公使进行第8次谈判，续约的重要争议，就包括撤销「治外法权」。
英国最终允诺，「兹俟中国法律状况改善，足使英国满意，彼将允弃其治外法权」。
此诺一得，当世法律人在清廷治下，辗转腾挪，谋求改良法律，移走「洋法庭」。
1911年，司法大臣沈家本完成《民律草案》。
翌年，清帝逊位，沈家本朝着六岁的溥仪拜了三拜，从此退出官场，闭门谢客。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民法典随之消亡，但民法典的故事，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一、
新中国的五年之约。
1954年秋天，全国人大的机构建立，各项立法起草很快被提上日程。
北京政法学院等高校以及各级法检单位，陆续有人接到通知，要求限期到北京集合。
集合地点，是中南海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法律人聚齐后，重点翻译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以此为参考。
三个月后，研究室小组以苏俄的框架为蓝本，编纂出第一版民法典，初稿累计525条。
“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
折戟北戴河。
1957年初，民法典初稿已成，专家组成员前往各地征求意见。
编纂组里有个西政的教师，人叫金平。
很快，调研组成员们纷纷启程，回到各自单位参加整风活动，民法典被搁置下来。
领袖在发言中提到：
民法、刑法那些东西，都别搞了，条数那么多，谁能记得住？宪*法是我参与制定的，我早就记不得了。
此言一出，新中国首版民法典正式折戟北戴河，「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开始了。
跟全世界翻脸之后。
正如领袖所说，大跃进一搞起来，犯法的人当真少了，不过主要是体力不支的缘故。
北戴河讲话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里，右派法律人大多饿过肚子，此时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诗人北岛，靠大把偷食家中味精度日。
浮肿初消的各地专家再汇北京，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于1954年，此时的立法环境更是大变。
领袖开会时说：
刑法、民法还是要搞，现在简直是无法无天。
四、
既要「反帝」又「反修」。
这次立法开始时，我们跟所有人都吵翻了。
西方的法律不能看，东欧的框架也被推倒，自创法典，是摆在编撰组面前唯一的路。
这部《民法典》里，法人和自然人这样的名词消失了，单位和个人取而代之；「合同」变成了「关系」；继承被直接砍掉。
来自北大法学院的魏振瀛这年刚满三十岁，他注意到了金平对继承法的保留意见。
某位领导反驳金平说：
有个年轻人要结婚，他家里有五万块钱的话，那他就有了五万块，年纪轻轻有这么多钱，这样还了得，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
这时，我们跟苏联的矛盾公开化已久，批修开始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当务之急。
「一个年轻人什么都没干，就有五万块，这样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
领导发言之后，与会知识分子自然不敢再多说，第二版民法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来的。
事实上，这部法典刚刚开始编纂，中南财经政法的李静堂就曾到基层调研。
他发现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商业」可言，物品交换几乎被禁止，运输只能靠手提肩挑。
带着这样的无奈，法典草稿勉强确定下来，金平等人再次开出介绍信，准备到基层征求意见。
这年已经是1964，「四清运动」开始了，「10年探索」蓄势待发。
第二版民法典草案的最后一稿说明上记载着：因参加社教运动，起草工作停止。
五、
大立法时代下的民法。
1979年，大立法时代开始了。
这年三月，美国国务院官员傅立民到北京出差。
有一个周六，他早起沿着南池子散步，快走到长安街时，看到角落里有人推着小车在卖面条。
他买了一大碗，边吃边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对方说：我是个体户。
傅立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
新中国第三次民法典立法，在这时开始，距离上版草案，已经过去整整15年。
参与这次立法的，大半还是之前那批学者，但此时他们韶华不再，饱经沧桑，甚至有些人已经永远的消失了。
主持这次立法的，是新中国首任法制局局长陶希晋，以及单位被砸烂十年之久的大理寺正卿杨秀峰，他们都恢复工作不久。
陶希晋在立法会议上说：
没有法律保护，人民随时变奴才。
你随便讲错一句话，就有人给你戴帽子，现在帽子公司垮掉了，帽子小店还在的。
第三个版本的民法典，是思想大解放的产物。
立法者们既可以参考西方，也可以借鉴苏俄，甚至还能采纳台湾地区的优点。
1982年5月，第五稿终于完成，但民法典项目再次被叫停。
改革开放初期，还没人知道我们会走向何处去。
六、
民法vs经济法之争。
批发改零售制定后，立法的风波并没有停止。
1985年，《民法通则》呼之欲出的时候，有一股风从香江南岸的广州吹到北京。
北京大学等校的「南派」学者，几次向中央反映意见，要求缩小《民通》的调整对象范围，或者同步制定「经济法大纲」。
广州是「全国经济法研究中心」的驻地，「十年探索」结束后，时任全人常委员长叶剑英指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还需要有各种经济法。
此言一出，经济法的地位陡增，民法则在一旁无人问津，稍显落寞。
叶帅本人，就是解放广州的南下干部，新中国第一任广东省主席，地道的广东人。
七、
二法背后。
1986年初，经济法与民法之间，展开决战。
上书无果的「南派学者」，在杭州、沈阳等地陆续召开「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规模不小。
这样一番举动，造成了北京讨论「民法通则」，广州讨论「经济法大纲」的南北对立局面。
直到彭真出来讲话说：
你们搞什么经济法大纲啊，以后经济领域的平等主体，都是民法来管。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民法与经济法背后，是市场和国家的手，一只有形，一只无形。
两法相争的结果，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方向，立法领域无小事。
八、
立法中的废话。
《民法通则》公布之后，问题不少。
其中，第90条所书「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就广受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句废话。
条文审议之初，还有一句后话「禁止高利贷」。
仅此四字，就在全国人代会上掀起几轮讨论。
按照银行方面的介绍，传统定义中，超过银行利率四倍就算是高利贷，这个条款对西部、北部等地影响不大。
可是80年代中期，「标会」等形式的民间借贷在江浙、福建等地颇为盛行，其利率远远高于四倍这个标准。
如果原文通过，那么势必对此类经济产生冲击。
江浙与福建代表为此，强烈反对把「银行四倍以上利息」的借贷归罪化。
《民通》90条公布时，就只剩下这前半句「废话」，一时沦为行业内的笑柄。
四川省代表在分组会议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
九、
1990这一年。
春天的七届人大会上，出现一个插曲。
表决当中，每次投票都有一个人反对，哪怕是很多大家看起来没什么争议的问题。
这让与会代表觉得很奇怪，也引起了会务组的注意，决定查上一查。
原来，每次都投反对票的，是廖承志之子、廖仲恺之孙廖晖，他就是想知道，这个表决器是不是真的能反映他的意见。
这是全国人大首次使用表决器，在此之前，开会表决的方式是举手和鼓掌。
一定不要去做官，坚持走学术这条路。
9月16日，佟柔先生与世长辞。
桃李满天下的他，甚至没能成为母校东北大学的「杰出校友」。
这份杰出校友的名单上，大多是商界名流与朝廷大员，包括后来的「铁老大」刘铁军。
十、
「反动权威」物权法。
社会主义不承认绝对权，导致86版《民法通则》只能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样的说法，来表达「物权」的概念。
千禧年前夕，我们终于决定做一部《物权法》出来，牵头的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梁慧星教授。
1999年10月，《物权法专家建议稿》出炉，梁慧星选择摒除意识形态，拿掉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
此举令法某委错愕、学界震惊。
专家论证会上，人大法学院的一位后生站了出来，此人就是9人立法小组中最年轻的王利明。
他对梁稿大加批评，并很快拿出了自己牵头的意见稿，把国家、集体、私人并列为三主体。
两年之后，以梁稿为体例基础、以王稿为制度主张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形成，梁王的矛盾也在此种下。
物权法这一「反动权威」出台，似乎指日可待。
十一、
「违*宪」危机。
初稿已成五年，《物权法（草案）》才走到三审。
2005年7月，全人常办公厅正式向社会公布草案，征求全民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到三个月，上万条立法建议寄到北京。
北大的法理学教授巩献田甚至撰写了「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上书中央，但没有得到高层回应。
他随即把这封有152人（包括干部、教授、学生）联名签字、长达6000余字的信，发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一位贺姓教授曾说过，在北大的毕业答辩上，他永远是坐得最右边的一个，离他最远，坐得最左的，就是巩献田。
巩献田指责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字不提，妄图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
这让本就波折不断的《物权法》又被扣上了「违*宪」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岌岌可危。
「姓资还是姓社」，保守派在这个档口老话重提，表面上是在讨论《物权法（草案）》，其实是在表达对改革的不满。
《物权法》应声驶离快车道，通过遥遥无期。
民法界绝地反击。
《民法典》四立而不成，《物权法》又腹背受敌。
这让本来松散的民法学界倍感愤怒，他们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准备绝地反击。
2005年12月7日，“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当时每个人都很紧张”，人大教授杨立新回忆说。
会后，学者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立法机关排除不必要干扰，恢复物权法正常立法轨道。
可到了年底，《物权法（草案）》还是没能成功上常委会接受审议。
这个时候，早已在2003年就正式退出立法工作的梁慧星教授站了出来，他率先发文，反驳巩献田对物权法的攻击。
檄文名为《谁在曲解宪*法、违反宪*法？――正确理解宪*法第十一条、揭穿个别法理学教授的谎言》。
2006年10月，《物权法》终于走到六审，常委会在正文中加入了「根据宪_法，制定本法」，解决之前「违*宪」的争议。
次年3月，这部累经7审、历时13年的「反动权威」，终于通过。
我们拥有了这部九死一生的《物权法》。
《民法典》真的来了。
2014年10月，《民法典》再次被提上议程。
第五版和第四版之间，又隔了十五年，这是中国加入WTO后翻天覆地的15年。
《民法典》实在是有过太多个草案。
直到去年，民法学界又掀起了一轮论战，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回《民法典》可能真的要来了。
此次论战，堪比民法界的华山论剑，众星云集。
他们既像武功了得的侠客，出手果断，手起刀落；又像佛法精深的高僧，一心想要辩出结果，告诉世人自己手里的才是真经。
可在更多人看来，这不过是《民法典》出台前的插曲，茶杯中的风波罢了。
这部作品写到一半，仍然不成体系，老舍决定放弃，去配合新的写作任务。
《一家代表》看似并不成功，可却是《茶馆》的雏形，后者的框架，就是依靠前者展开的。
《民法典》出台的价值，也是如此。
面对这部新法，有的人气急败坏，有的人扼腕叹息，有的人意气风发，有的人击节赞叹。
回看过去百余年的历史，这不过都是暂时的。
《民法典》此番出台，是一段跌宕起伏的结束，也注定是另一场风云际会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