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1日，带着六次报警记录，两份家暴告诫书，数份伤情鉴定、伤残鉴定，小谢走进离婚案件的庭审现场。
法院查明，自2021年5月结婚以来，小谢被丈夫贺某长期、反复实施家暴。在2023年4月24日，小谢被殴打致十二指肠、左肝破裂，腹腔积血，肾功能受损，身体四处重伤二级，五处轻伤二级。
被家暴的两年间，小谢尝试过报警、咨询律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曾向妇联、社区求助，几乎穷尽了受暴者能触及的求助方式。
2016年实施的《反家暴法》包含了层层法条，包括“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庇护制度”等。这些法条为受暴者编织出了一个保护网，小谢既是从尚不严密的缝隙中被漏掉的受害者，也是最终被这张保护网托住、逃离家暴深渊的幸存者。
“家暴是一种权力控制”
第二次因被家暴报警时，成都女子小谢已经怀孕八个月。
那天是2022年1月13号凌晨，前夫贺某用取暖炉砸了她的头，抢走她的手机，锁上了家里的门。
忍着恐惧和疼痛，小谢等到贺某熟睡后，才拿着自己的旧手机去卫生间偷偷联系朋友，“我被家暴了，你帮我报警，要让警察在早上八点钟之前来。”收到回复后，她迅速删掉了聊天记录。
早上七点多，警察上门将两人带去派出所做笔录，小谢叫来了哥哥谢庭，从小疼爱她的哥哥这才知道她挨了打，激愤地要求警方拘留贺某。但警察告诉他“不是想拘留谁就能拘留谁，办案有办案的流程。”在谢庭坚持之下，警方出具了一份家暴告诫书。
小谢不是会委屈自己的女孩，“我刚开始被他家暴就报了警，提出要离婚，但一方不同意，这个婚根本离不掉。”律师告诉小谢，离婚诉讼一审是不会判离的，她又处于孕晚期，难度更大。
孩子出生后，小谢再次联系律师想要离婚，她不要财产和抚养费，只要孩子。律师劝她和丈夫协商离婚，这样冷静期一结束就可以拿到离婚证。“我跟他协商一次，被打一次。一共有六次，都是因为跟他提离婚被打的。”
后来，小谢在家里发现贺某和前妻的离婚判决书，上面写着他常对原告“大打出手”，她才意识到贺某是个“家暴惯犯”。结婚后，小谢遭遇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家暴，受伤或留下记录的就有16次。贺某的爆发总是毫无预兆，有一次，两人在外吃饭时，贺众阳猛地把滚烫的砂锅掀到她身上。这一幕被饭店的监控拍下，小谢看视频时觉得恐怖“那个锅刚烧开能烫死人，他一点犹豫都没有。”
但在施暴后，他又会迅速冷静下来，控制她的手机和人身自由，删除她保存的图片视频，警告她，如果不听话就不会送她去医院。
贺某曾对小谢说，“别人打一次也就好了，你怎么打都打不好。”他觉得小谢挨了打，就该听话，不再提离婚。
这印证了代理律师李莹的观点，家暴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是一种长期、有计划的控制模式。李莹是长期代理、援助家暴受害者的婚家律师，2015年创立了运营“家暴求助”小程序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在她看来，施暴人一旦觉得自己要失去控制权，会用更严重的暴力去控制对方。
告诫制度回应“家暴证据痛点”
两份家暴告诫书是帮助小谢一审胜诉的重要证据。
《民法典》规定，实施家庭暴力属于一审就能判离婚的情形。但在现实中，要证明且认定家暴长期、反复存在非常困难，这种来自亲密家庭成员的暴力，往往发生在密闭空间，难以留下证据。即使留下明显的伤势，在暴力发生后也很难证明是家暴造成的。
小谢离婚案开庭当天，几位家暴受害者从各个地方赶来支持她，其中有一名脸上带着严重烧伤痕迹的女性，她是李莹代理另一家暴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曲木铁古木。
来自凉山的铁古木自述长期遭遇家暴，2023年8月13日晚，她被丈夫当街殴打，几个小时后被泼白酒烧伤，致重伤二级。警方拘留了她的丈夫，但他坚称是铁古木烧伤了自己，不久后就被释放了。
今年3月，警方通报称，事发前当事人双方均有饮酒，事发时无第三人在场，曲木铁古木系被酒精类物质烧伤，目前未发现证据能够证明系其丈夫所为。
徐珺是曾介入援助铁古木案件的源众志愿者社工，说起这个案子她忍不住叹气。
前往铁古木家走访时，她发现，就连铁古木的家人也认为“男人总要打老婆的，只要打得不严重，就不是大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铁古木被家暴多年，却几乎没有留下报警、求助或就诊的记录，案件调查因证据不足陷入停滞。
李莹和徐珺都提到，警方出具的告诫书对受暴者来说非常重要。告诫书内容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是对家庭暴力事件的收集取证，可以在离婚诉讼中作为证据被采纳。
报警求助中完成双向“普法”
对于像铁古木一样的受暴者来说，报警也有难以跨越的“技术门槛”。
“你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能够清晰地知道法定程序、法定术语。很多受害人只会说，我被我老公打了，你们把他抓起来。警察就会告诉你抓不了，不能随便关人。然后，就结束了。”徐珺观察到，这样的消极回应会让受暴者陷入更大的无助感。
作为志愿者社工，徐珺扮演的角色更像一个翻译，把口语化的求助转译成警察熟悉的法律术语，帮助受暴者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开执法记录仪，索要报案回执，留下记录。伤势重需要警方委托机构做鉴定，及时做笔录固定证词，要把报警变成有用的事。”
《反家暴法》刚实施那几年，徐珺在介入援助时，不时会遇到不知道反家暴法，也不知道《家暴告诫书》怎么开的基层警察。“他们的认知也停留在‘清官难断家务事’上，不会主动介入家暴案件。”源众在2023年对求助者进行调研的一份报告中，74位有过报警经验的受访者里，拿到告诫书的受害者仅有6名，警方出警后明确批评教育的19名，制止家暴的4名，而被劝和的有33名，占比超过40%。
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受暴者往往可以成功争取到《家暴告诫书》，并固定其他有效的证据，这种求助事实上完成了一次对接警人员的反向“普法”。
“家暴告诫书是制止家暴的有效手段。”这也是“万家无暴”项目发起人万飞，从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他在对基层人员的培训中，也不断推广以书面制止代替口头批评的经验。
万飞曾经是湖北监利市的一名警察，退休后，他创立同一片蓝天妇儿消费者维权研究会，为被家暴的妇女儿童提供援助。在他的观察中，《反家暴法》实施后，警察对家暴案件的处理有了极大的转变。
“首先是认知的转变，过去家暴被当成民事纠纷甚至是家务事处理，但现在是作为一个行政案件，严重的就是犯罪刑事案件。其次，则是处置方式，以前口头批评为主，现在要开法律文书。”万飞在回访中发现，经过书面处置，家暴复发的比例会大大降低。
反家暴民间志愿者郭咋也有类似的感受，“警方的合理处置可以预防家暴升级，我们会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就是因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如果没有干预，权力上位者的施暴是很难自行停止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完善
在小谢的案件中，面对一个“家暴惯犯”，告诫书的震慑力十分有限。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就是为预防严重家暴行为设计的。保护令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等。
然而在落实层面，受暴者经常被申请程序拦在门外。
被砂锅烫伤后，小谢曾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为自己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023年4月24日，她将人身保护令申请和离婚申请书一并提交至法院。但由于材料中缺少贺某的身份证明，她需要补齐材料，第二天再来办理。
当天晚上，贺某再次找到小谢，将她带到一家酒店的房间里。看到她准备的离婚材料后，贺某握拳不断重重击打小谢腹部，无论她怎么闪躲、抱紧自己都没能避开。小谢抓住机会拉开酒店房门大声求救，一个路过走廊的旅客报了警，她才得以被送到医院抢救，在ICU昏迷三天后才醒来。
贺某没有被保护令限制，直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4年1月5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以其涉嫌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提起公诉。
5月31日，成都武侯区人民法院当庭判决准许离婚，小谢获得女儿的抚养权。次日，小谢接回分开一年多的女儿。
11月22日，小谢收到财产纠纷庭审及刑案庭前会议延期的消息，她将对左肾重新进行伤残鉴定，再次提交证据。她在律师协助下申请法院提级审理，希望将贺某的罪名改为“故意杀人罪”。
2024年10月1日，《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创了一站式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工作机制。
谢玲介绍，这套机制下，家暴受害人可以通过手机直接向法院申请线上签发获取，也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妇联向法院提出保护令申请并送达。整个流程易操作、速度快、最快20分钟受害人就能申请到保护令。
尚未完全激活的庇护制度
11月中旬和小谢见面时，她开心地告诉记者“重庆最近出了一个反家暴的地方规定，我看到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不管我在这件事上有没有出一份力，但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总能推动一点点。”
这也是郭咋与徐珺相信的，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有丰富介入经验的社工志愿者。她们要做的，是将复杂的问题拆解开，撬动各方资源协作，对受暴者进行援助。郭咋说，“一部法律出台，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做到有法可依。当事人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实践求助的流程时，就是在激活这个制度，推动反家暴法的适用。”
李莹也认为，反家暴法中的庇护制度就是这样，还没有被完全有效激活，“它是个很好的制度，但你会发现许多人并不知道庇护制度的存在”。
庇护面向“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或处于无人照料等状态的受暴者”，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这是重要的兜底制度。
当小谢讲述自己逃到重庆的朋友家，被贺某堵在出租屋楼下的经历时，记者问她，成都其实有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庇护场所，你知道吗？小谢摇了摇头。
不光受害者不知道，她向公安、法院、妇联、社区求助时，也没有工作人员告诉她，存在一个庇护中心，是贺某无法闯入的。
源众的调研报告显示，58名被访受害人明确表示曾因家暴需要寻找暂住地，但在这些人中，仅一人入住过庇护所。
在调研结论中，源众建议改变庇护所管理理念，完成救助思维向服务理念的转化。“这对普遍存在心理创伤的受暴女性尤为重要。”
自2016年出台以来，反家暴法的落地和执行已经成效初显，但是，家暴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对从事反家暴工作的基层人员、服务者有一定的专业能力要求。和受暴者数量及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相比，援助机构的力量杯水车薪。
像郭咋一样的民间志愿者，在工作时也会面临身份合法性的质疑。“对我们来讲，这部分工作的问题在于不可持续。”
但这并不能阻碍她继续服务受暴者。她乐观地倡议，“其实很多旁观者也可以加入进来。这份工作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对于个案受暴者来说，只要其中的一环，稍微有一点点突破，这套保护机制的齿轮就可以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