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26年前，高智晟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挖煤工，会成为名震北京的大律师。但他确确实实在26年前就决定不会一辈子做个挖煤工。然而真正转变他思想观念的还是他3年的军旅生活。这3年使他知道了什么是世界的大，使他拥有了坚强的意志。
1991年，高智晟还在推着车子卖菜，但他已经自学完高中的课程。
“乌鲁木齐人买菜有个习惯，不是拿着菜篮子，而是爱用报纸包。”高智晟回忆着那个传奇般的经历，“有一个人拿了一张很大的报纸，包住菜，因为用不了，就随便撕下半张扔在地上。”
法律大专？律师？
1995年，在他取得法律大专后的第二年，高智晟一次就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我不是为了拯救谁才做法律援助”
虽然高智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律师，但一没有关系，二没有案源，怎么办？
“既然没有案子，我为人家免费做法律援助还不行吗？”这就是他最初的动机，“开始我没有更加长远的想法，我是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使自己在律师界有一席之地而已。”
乌鲁木齐的一个雨天，气温很低。高智晟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翻阅近期的法制杂志，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找他办案子。门被吱吱呀呀地推开，一位衣衫单薄浑身被雨淋透的老汉探头探脑。高智晟急忙起身，他没有想到，老汉突然跪在他的面前，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高智晟不知所措。他连连地问：“老人家，有事说事，不要这样。”老汉哭诉：“我的孩子被杀害，至今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凶手被抓起来一阵，又放了，说有精神病，难道我的孩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吗？”
高智晟急忙扶起老汉，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老汉接着说：“我家里太穷，找遍了城里，没有律师肯给我代理这个案子，听人说您专门办理免费的案子，就到您这里来了。”老汉又要下跪。高智晟急急地拦住，诚恳地对老汉说：“这个案子我接了。”
最后凶手得到了应有的处罚，老汉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而高智晟为此付出的不仅是金钱，他说：“感情，当你真正置身于一个弱者生活中，你必须把感情也融到里面。这个案子使我知道，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什么，也使我知道我将来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很多人开始找他。“在乌鲁木齐的那两年，如果办40个案子，其中30个是免费的。”
“你吃什么？怎么生活？”记者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
“什么事情要看长远，我在拯救别人的时候，也是在拯救自己的将来。”高智晟强调：“但，我不会把现在办免费的案子，用作将来的发达的资本。如果这么考虑，什么事情都会鸡飞蛋打。”
“我的出身很穷，我知道穷人的感情，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高智晟幽默地说：“我不会把帮助别人看成是对别人的施舍。我的目光很长远，我要用我的这一辈子拯救我的下一辈子！”
“有人尊称我为疯狗律师”
有人挖苦他：“你图什么呢？就让老百姓说你个好？知道有多少人讨厌你吗？”
高智晟对这种问题一般都不予回答，他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他这样的人。
有的地方很害怕他的到来，同行也有不少人恨他，因为即使是免费官司，高智晟也从来不给对方留情面，甚至对方是同行的朋友。
一次，新疆一家电台邀请高智晟和另外一名律师做客一个法制栏目。当高智晟来到演播间的时候，另外那名律师正在对主持人说：“我知道高智晟，像一条疯狗一样满世界跑，人见人恨。”高智晟幽默地拍着那人肩膀说：“我这条疯狗可没有咬普通老百姓啊。”
被对手羞辱，高智晟只是呵呵一笑。可被救助对象对他的误解很让他心酸。
高智晟受到的阻力不仅来自当事人和明里的对手，最大的阻力恐怕是无穷无尽的匿名举报、恐吓信。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多次找到他谈话，询问有没有私下收费等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最终得到落实，“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
“为什么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还有这么多的困难？”记者有些不理解。
“往往弱势群体的问题会牵涉到更敏感的事情，弱的反义词是强，你替弱者说话就是在和强者对抗。对抗强者，谁的麻烦会少？”
“律师应当为弱势群体撑腰”
当高智晟在丹东的一位当事人家，看到这家人细心保存的人民币复印件，他哭了。“这个案子虽然已经办完了，我每年都要给那个受伤致残的孩子寄些钱，没想到他们会把钱复印后保留下来以示对我的感激。”
这个受伤致残的孩子叫周伟毅，因为闹肚子，被医院过量输入庆大霉素导致耳聋失语。家长多次找到医院要求赔偿，遭到了狠心的拒绝。为了能够使孩子尽快得到救治，周伟毅家四处举债，但仍不能满足所需的医疗费用。在与医院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周家只得向当地法院起诉。此时有朋友介绍，高智晟对此类官司很有经验而且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当高智晟答应为周家办理这起诉讼之后，周伟毅的父母高兴得热泪盈眶。
案件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遭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威胁，最终周家实实在在地获赔80多万。周伟毅的父母拿着感谢金来见高智晟时，他没有接，只说了一句话：“将来我再到你们那里办案子管我饭吃就行，你们还是拿着这钱尽快为孩子看病去。”
白涛的案子是高智晟最大的心病。案子的原因和周伟毅一样，只是在法院所历经的周折，就让高智晟寒心。曲折过后，虽然法院判决白涛的儿子胜诉，但那只是一纸空文。48万元的赔偿金，至今吉林省白山市法院连个零头也没有执行回来。
“像法院判决但执行不了的案子，多吗？”
“很有一些！”
“你会有什么感觉？”
“除了觉得当事人可怜，除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们声张，剩下的就是孤单。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说一句话：律师应当为弱势群体撑腰！”本报记者张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