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调查｜新就业形态下，遇新纠纷咋维权？劳动仲裁专家以案说法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记者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了解到，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在新就业形态下，都应该做好规范的合同订立、薪酬确认等工作。
案例
“到底谁是我的老板？”
但是谁也没想到，当他与A平台出现支付工资纠纷，到劳动仲裁院进行仲裁请求时，却发现自己为谁打工成了疑问。
小王认为自己是为平台A打工，但在仲裁员审理小王提交的材料时发现，小王的派送任务信息截图显示，其任务详情为配送服务，任务类型为业务外包，任务说明中，外包服务企业名称为B公司。小王提交的支付凭证，也显示配送收入的支付账户名称为B公司。
仲裁员联系了平台A，平台A表示其公司的部分配送业务外包，与B公司之间签订有业务外包协议。小王成为配送员时，线上签署的协议也是和B公司签署的，配送费用是B公司核算并支付的。平台A据此认为小王主张权利的对象有误，该案件中小王应该向B公司主张权利。
仲裁员也在核实后告之小王，应该向B公司主张权利，也就是说，小王的“老板”是B公司。
建议
明确双方法律关系
“新就业形态自身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探索和自我调整，已有定型化的趋势，在具体案件中表现为争议类型化的特征。”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审理庭庭长吴昊介绍，一些大的平台已经开始针对不同的业务、不同的工作方式、不同的报酬计算方式及不同的管理方式等，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分类化管理。有些是劳务派遣用工，有些是业务、服务外包形式，有些是平台企业直接用工。劳动者有时候可能不是很清楚，主张权利对象有误，可能影响其权利救济。
“我签的是什么合同？”
老张是个厨师，以前活跃在酒店的后厨，见不到食客的面貌。后来他成了互联网厨师，接单上门做饭，几乎跟食客面对面。
这种服务在近些年兴起，尤其逢年过节，请一个星级名厨到家掌勺，既方便又有面儿还能尝到上乘的美食。老张于一家互联网企业签约，收入分固定部分和接单提成两部分。干了一阵，老张发现家庭厨房无法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便提出离职，但在结算薪水时与运营这款APP的公司发生了纠纷。公司拿出当初签订的合同，却是一份《中介服务协议》，公司称只提供中介服务，和老张并不是劳动关系。老张傻了眼：“我怎么签的是中介合同？”
最后，仲裁员认为，从主体资格、管理关系、报酬取得、业务组成四要素来看，公司要求劳动者到固定地点报到，进行考勤管理、培训、指定工作内容等，按月发放有固定的报酬，劳动者受到公司的劳动管理，双方有较强的从属性，此种情况下宜认定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认真阅读合同内容
另外劳动关系的认定是以实质审查为原则，用人单位切勿借承包、合作的形式掩盖实际用工的事实行为。
“我怎么不知道薪酬变了？”
小李是一个代驾。
每天夜里，在各大酒楼门前，小李都和同行们跨在折叠电动车上，等着接单。手机信息一响，意味着活儿来了。他接上客人、找到车辆、确定目的地、把客人安全送回家。随着人们交通安全意识变强，代驾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虽然辛苦且经常颠倒黑白，但小李说这是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而且，由于代驾的存在，也给城市的交通安全增加了一份保障，小李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可渐渐地，小李发现自己的工作量没什么变化，但收入比以前明显少了。
他在与公司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寻求劳动仲裁，向公司要求支付工资差额。小李说，他的工资由基本工资4000元和业绩提成构成。他指出，公司自2020年8月开始，未足额支付工资。根据小李提供的银行发放记录显示，他在职期间实发工资每月4000到8000元不等。
而公司则主张，从2020年8月开始，公司对薪酬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基本工资降低了，提成标准也变了。而且，公司规定了每月的最低接单量，未达到最低接单量的，不发放提成，仅支付最低工资。
“我怎么不知道薪酬标准变了？”小李提出，公司没有告之调整薪酬的事宜，也不认可公司单方调整底薪、提成标准及提成发放条件。
最终，公司未能证明薪酬标准的变更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且制度的制定经过了民主程序，劳动者已经知晓。仲裁员未采信调整工资标准的合法性，故支持了小李工资差额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