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院，常有学生问：我们应当如何学习法律？学法律应学什么？梁启超先生早在1922年12月演讲时就作了回答：“学做人！”他说：“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别问题。”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理应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任何真正的科学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人学。在法治社会，法律是人们共同意志的产物，它以规范人的行为、保障人的权利为基本内容，根本目的就是让人真正成为“人”。所以学法律更应学做人，如果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从事法律职业时怎么能实现法律的规范目的呢？
学做守规矩的人
如果教法律、学法律的人自己都不守规矩、不守法，那么我们指望谁来守规矩、守法？显然，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工作者要带头遵纪守法，学做一个守规矩的人。
学做敬畏现行法律的人
多年前，侯欣一教授曾指出，我国法学院中存在一种现象：老师们对我国现行法律往往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在课堂上动辄采用一种不屑一顾甚至嘲讽的口吻，对其弊端慷慨激昂地加以指责；相反，对于西方法律制度则大加赞赏，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其作为讲授重点。近些年来，许多法学老师都在反思这种教学方式。
可以想象，这种对我国法律制度一味批判的教学方式，可能导致恶劣的后果——我们法学院培养的人才对本国法律没有好感，缺乏起码尊重。以这样的态度去从事法律职业，在工作中怎么会认真地执行法律呢？毫无疑问，这种批判式的教学方式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如张建伟教授所指出的：“执教者对本国法律进行宣泄式地鞭尸的结果，固然可能获得不少喝彩，瓦解的可能是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当一个法学教师在课堂上尽情宣泄自己对本国法律不满的时候，他是否会想到、是否应当想到这种宣泄的不满会产生强烈的传染性，从而培养出新一代蔑视自己国家法律的‘愤青’而使法学教育走向歧途？”
因此，法学教师在教学中对待本国现行法律应持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法科学生在学习中同样要培养尊重和敬畏现行法律的习惯。早在1944年，曾任老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杨兆龙教授就指出了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和奉行法律的重要性，他说：“抽象的法律原则在实际政治或生活上的具体化，固然有赖于各方面的‘知法’而尤其有赖于朝野上下的‘重法’。所谓‘重法’就是‘真心诚意’的奉行法律，也就是信仰法律而见之于实际行动的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讲的‘力行哲学’在法律生活上的表现。……它的本质是与尊重道德或习尚的风气相同的。”“法律虽不完美，只要有适当的知法的人去解释运用它，使它合理化，仍旧可以在实际政治或生活上发生良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不能养成一种重法的风气，则虽有完美的法律，亦等于零。”
我们学习和研究法律，不能总以“立法者”自居，动不动就以批判的态度去主张修法或废法。在现行法律修改或废止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尊重、遵守和执行该法律。学法律，就要做一个敬畏现行法律的人。
学做具有宪法理念的人
社会时时刻刻在发展变化，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那么，我们如何尊重、遵守和执行现行法律，以及对待现行法律存在的缺陷呢？
答案是：在穷尽法律解释空间之前慎言修法。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的前提。执法者在适用和执行法律时，必然要理解和解释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法律适用和执行的过程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执法者以不同的理念来解释法律、执行法律，其结果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一般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合宪性解释是重要解释方法之一，其要求依照宪法的基本精神来解释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人民主权、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法治国家等，均为宪法的基本精神。
2004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后，该条款已成为基本宪法理念和执法者的宪法义务。心中持有宪法的理念和精神，就不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全面贯彻……确保宪法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执法者应当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尊重和保障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和底线，时刻以宪法理念和精神来理解和解释所要适用和执行的法律，并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和漏洞，使之发挥良好作用。法科学生在学法律时，也理应充分领会宪法精神，做一个具有宪法理念的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