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富国，商贸福民，商联天下，是商业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如何实现商业持续的大发展，让百姓享受较长时期的富裕生活，则是一个关键问题。“心存天理，义取天下”是清代晋商留给我们的答案，《行商遗要》揭示了一个商贸福民的鼎盛时代。
繁盛于18-20世纪的“万里茶路”是当时亚欧大陆的“世纪动脉”，晋商正是这条商路的开辟者和主导者。他们每年用于茶叶生产、运销的白银投入有数百万两，1850年茶路贸易兴盛时期，年输入俄罗斯的茶叶就达近千万斤。“万里茶路”不仅成就了晋商“富可敌国”的神话，也让俄罗斯恰克图茶商所居街道，成为“百万富豪一条街”；不仅让中国众多产业卷入其中，许多百姓因此富裕，许多城市因此繁盛；也开发了许多俄罗斯的工业经济，让俄国商人和政府的收入迅速增加。十九世纪上半叶，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俄国全部关税收入的15~20%，而所征关税又以进口茶税为主。1841-1850年十年间收茶税480.8万卢布，1851-1860年间又收茶税482.79万卢布，二十年间茶税不减。道光时期(1821-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国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输入商品的19%是通过这里进行的。
可以说“万里茶路”造就了众多富商大贾，也造就了一个因茶叶贸易而繁盛的时代。但是富商大贾因何壮大，繁盛时代因何造就，背后的细节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本文以山西三和号茶庄遗留的办茶宝典——《行商遗要》为研究对象，对繁盛背后的缘由做一个探讨，便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那个时代。
一、《行商遗要》——晋商办茶宝典
（一）关于《行商遗要》
《行商遗要》（手抄本）是山西祁县三和号茶庄在湖南安化办茶的操作手册，现存于山西祁县渠家大院博物馆。《行商遗要》（手抄本）是用毛笔字书写在线装麻纸上的，共77页，2万多字，封面覆有兰色封皮。此手稿为三和号茶庄百年办茶经验积累，由几代办茶商人总结笔录而成的经典办茶操作手册，也就是说，它是一部珍贵的晋商“办茶宝典”。因此，作为第一手原始资料，通过它来了解当年晋商办茶的细节，以及万里茶路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具有很强的可信度，是我们了解晋茶商当年盛况最有力的工具。
（二）《行商遗要》为何能折射出茶商鼎盛时代？
《行商遗要》为何能折射出茶商鼎盛时代呢？如图1所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行商遗要》为经营100多年以上的三和号茶庄的办茶手册，手稿作者年龄60多岁，在安化办茶40多年，走遍十余省份，老茶商毕生的经验与百年老号的存续，无疑映射出了一个鼎盛的时代；二是《行商遗要》反映了茶叶贸易与社会的关系，由茶叶贸易，引发的各行各业的繁荣，形成了一个百余年的鼎盛时代。
首先，三和号茶庄在两湖办茶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1818-1921）。据史料记载三和号茶庄生产的“三和茶”就是当年畅销国内外的“千两茶”。《行商遗要》这个办茶宝典，揭示了三和号茶庄办茶的细节，也解释了三和号茶庄兴盛百年的秘密。所以，能从中折射出茶商鼎盛的缘由。
正因为《行商遗要》通过办茶手册，反映了茶叶贸易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以及茶叶贸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如涉及的行业、投入的人力物力等，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办茶宝典就能理解它（茶叶贸易）为何能带来一个时代的繁荣。
图1：《行商遗要》为何能折射出茶商鼎盛时代？
图2：《行商遗要》（手抄本）主要内容
二、《行商遗要》——茶商鼎盛根基之注解
《行商遗要》（手抄本）详尽记录了三和号茶商办茶的细节，这些细节也让我们能通过观察茶商经营活动，悟到其之所以鼎盛的根源。
（一）纯正朴实的行商之道——成就茶商百年基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又云“廉贾归富”。他在2000多年前对商人基业寿命长短的判定，在三和号茶庄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细读《行商遗要》全文，我们发现这一经商准则，点滴化为各环节的操作细节，直接指导了它们的商业行为。如果把员工当作企业组织的一个“细胞”。《行商遗要》中强调的“心存天理，义取四方”就是给每个“细胞”安装的“定位罗盘”。有了这样的“罗盘”，员工们便可“从义不惑”。个人心理“焦距”与企业心理“焦距”可以迅速“对焦”、“重合”。“对焦”过程速度快、调整半径短、迷惑少，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每一个“细胞”“定心”、“正心”，进而做出正确抉择的法宝。正因为如此，三和号的“注重商德”，成就了其百年基业，也验证了“廉贾归富”的道理。
（二）操作流程细密清晰——执行准确高效，不走样
图3：《行商遗要》中办红茶、黑茶的细节
（三）例外情形预设对策——完成使命不退缩、不放弃
办茶过程中遇到人力不可控的例外情形怎么办呢？《行商遗要》中除了正常情况下的细节指导外，还在可能出现例外情形时给于具体的指导。如从河南赊旗镇进入湖北，一般改走水路。但是若“唐河水小”，无法走水路怎么办呢？那就“起旱，三天半至樊城”；再如“二十五里至欧池口,进小河下水,如大水，右走晃湖寺省路；如中常，走左，三乂河；如水枯，再左，走年鱼夕，此路多走一二百里。”……,类似这样的叮嘱，文中多处出现，这让南下办茶的员工能在遇到例外情形时，不退缩、不放弃，体现了一种积极应对，无论如何完成使命的商业精神。
图4：《行商遗要》中描述的从山西祁县至湖南安化行程简图
（四）风险揭示规矩周知——商道交规与警示
行走在商界，自然要知道一些常识和商业规矩，并且明白哪里可能暗藏陷阱。这些知识看似与业务无关，却可能因此功亏一篑，造成商业上的失败。《行商遗要》中不惜笔墨地记录了湖南安化的风暴日期、茶叶产地分布、茶叶商号分布、茶商、茶行、茶农的关系细节（各自的分工、费用等细节）、茶叶加工、包装、运输、税收等细节，各种货币兑换细节、称码高低、原材料价格细节，与各方人士打交道的规矩细节……，这些细节的叮嘱，起了“商道交规”的作用，让员工能预先对这些规矩心中有数，进而遇事“行止有度”。除了“商道交规”的交代外，《行商遗要》中还有多处对商业陷阱的警示：如在谈到从边江到益阳，经资江水运货时，提醒员工这条河与别的河大不相同，在装船的时候要确保船夫是熟练稳重的老船夫，如果是生疏的船夫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装船；武汉码头是五方杂处之地，花费大，诱惑多，一定要择选诚实稳妥之人驻扎在此码头，否则，稍有不正，易入赌博匪类之道；在樊城负责往赊旗发货的人，一定要经常去码头看看，了解货到与否的实情，以免被船行蒙骗。……，这样的叮嘱犹如在商道上设置的“警示牌”和“红绿灯”，让员工对可能存在的商业陷阱，以及规避陷阱的策略了如指掌。
图5：《行商遗要》对运茶途中的风险揭示
（五）行情万变抉择有方——练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商业功夫
成本控制是茶商获利的关键，除了对经销茶叶所涉及的各种原料、人工、运费、税费，甚至给官吏的打点费等的一般行情、最新规定、及上下浮动的详述外，还专门针对赊旗镇瞬息万变的运输费用行情作了描述，对员工在此地的抉择标准进行了指导：“世（此）处码头,百货皆聚,陆路为首。在彼发货之人，更宜精细活便，不可值滞（迟滞），而道路甚多，脚价涨、吊（掉）不等。即以西路马车论之，每千斤四五十两价，业已见过，一十三四两行情亦是有之。思此涨、吊，实属远矣！虽是此论，尚属思量，日节迟早、知事缓急如何，再思码头存货有无及之多寡，乃发货第一要法也。即此处多费脚资，能在赶通州、祁县春季之驼，货早上口，亦方可矣！”行情万变、涨跌甚大的情况下最易紧张、慌乱，而稍有决策失误，便会失算赔本。《行商遗要》给了员工此种情形下的抉择标准和“精细活便”的决策权，无疑能让员工在惊涛骇浪的商海中，练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商业功夫。
图6：《行商遗要》中叮嘱茶商对运费行情变化如何抉择
正是《行商遗要》中这些按照办茶流程各环节，对茶商需了解的知识、要注意的问题的，考虑周密、详尽的告知和操作性极强的叮嘱，保证了三和号茶庄办茶的质量和效率，也奠定了其兴盛百年的根基。
二、茶叶贸易引发的鼎盛时代
茶叶贸易为何能带来一个时代的鼎盛，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巨大持久的市场需求是茶叶贸易发展的原始动力
《神农本草》中有关于茶的记载：“苦荼，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学者据此推断，人们对茶叶的认识，最早源于公元前2700多年的神农时代；茶叶的商品化大约出现在南北朝的宋（公元420-479年）时期，茶树种植方法最早在公元805年由海登法师传入日本，19世纪20-30年代开始，欧洲殖民者开始在爪哇、印度、锡兰种植茶树，在这些茶的生产、加工技术日渐成熟之际，大约在民国时期，印度和锡兰茶开始在世界茶叶市场上与中国茶竞争，并逐渐占据上峰。
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几乎是唯一产茶的国度（日本的产量很少），茶叶的消费群自上而下，从神坛走向贵族，又从贵族走向民间百姓；茶叶的生产地自东向西，从原产地云南，一路向东，走向福建武夷；茶叶的销售地自中原向外围不断辐射，从中原腹地走向北部边疆，又从中国走向世界。诗人拜伦说“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山的红茶，酒有害，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严肃”（拜伦《唐璜》）；俄罗斯人说“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牧民们说“没有茶，我就不上工”。毫无悬念地，茶成了区域贸易、世界贸易的主角，成了能带来政府税收，商人利益的极品“膏脂”，随后又成为政治的砝码，战争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了。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继唐、宋、元之后出现了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与俄罗斯领土的南移，亚洲近邻密切交往、欧洲人用大帆船输送美洲白银到中国等要素，奇妙地相互融合、牵引，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中国被纳入了世界贸易网，她为全世界输送着自己丰富的物产和手工制品。我们不可能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为“世界工厂”，但形象地称她为“世界作坊”，却似乎并不为过。
中国独产，异域他乡嗜求，轻便耐储，健康、时尚、高雅的“茶叶”，理所当然地成了洲际物流的核心产品。除了海上茶叶贸易，由晋商开拓主导的、从福建下梅经蒙古库伦至俄罗斯恰克图，再至莫斯科、圣彼得堡，长约1.3万公里，串连起无数个沿线城市和乡村的“万里茶路”，繁荣了约2个世纪，成了拉动中蒙俄经济的一条“世纪大动脉”。
三和号茶庄之所以能繁盛一个多世纪之久，与这个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除了三和号茶庄，还有很多茶庄因此繁盛，《行商遗要》中提到，民国初年两湖地区的洋庄茶庄就有288家。
（二）初级的生产、加工、运输方式引发大规模人力物力支持
除了当时有巨大持久的市场需求，茶叶贸易能成为“经济动脉”，带动许多产业的繁盛，还在于当时相对初级的交通、运输、生产、加工、销售等方式。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的兴盛，需要众多行业、众多人力物力的支持，否则，这个行业将无法长期兴盛。
《行商遗要》（手抄本）中记录的从祁县到湖南安化县边江村，陆路加水路合计3665里，按清代里程1里=576米计算，合计2111.04公里。用时45天左右，经停地名135处，日行50公里，用餐135次，住宿45次。按书中记载每人每天伙食费160钱计算，每人去程的餐费为7200钱，如三人同去，需花费21600钱，按1000钱换1两银子计算，需21两银子。其它还有住宿费、车船费、税契费、雇人搬东西的脚力费等，无法一一计算。假设住宿、车船等费用与餐费相当，则从祁县至边江每人用银21两。有学者计算清中后期1两银子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200元左右，则每人需花费4200元，是现在费用的4倍还多。（据史料记载，当时湖南长沙嫁姑娘的聘礼是700文钱，不足1两；现在坐飞机到长沙用时2小时，再乘汽车到安化边江约用时5小时，合计7小时。中间用餐1次，不用住宿；如果坐高铁到长沙，用时7.5小时，再加上乘汽车到安化边江的用时，共14.5小时。中间同样用餐1-2次，无住宿。费用不足1000元。仅餐饮、住宿、车船的经济拉动作用和贸易引致的行业联动作用更是远大于今天。把今天与清代末期的情形做一比较，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当时的交通方式引发的经济拉动作用。（见表1）
可以说当时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方式，甚至金融业相互配合的方式（大量的当铺、钱庄、票号出现）、信息传递方式（民信局出现，在沙漠地区，用狗当通信员）、行业行会的管理、政府的税收等，都有配套的变化和构造。这种拉动作用，对交易各国都是一样的。
（三）各种联合合作使各方力量汇聚成河，连结成网
也正是这种“信任大网”的神奇力量，起到了给茶叶贸易保驾护航的作用，成为茶叶贸易繁盛时代的核心力量。
三、“万里茶路文化线路”将成为新的“世纪动脉”
“万里茶路”再度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将以“文化线路”的姿态成为21世纪的“世纪动脉”。
（一）“文化线路”是文化时代的“世纪动脉”
时代的发展总是以那个时代人们的主要诉求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生存需求”为最大的需求的农业时代（18世纪前）、以“成长需求”为最大需求的工业时代（18-20世纪），自21世纪初开始，人类进入了以“追求精神满足的需求”为主要需求的“文化时代”。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文化消费以多种形式涌现。其中类似“丝绸之路”的“文化线路”在世界各地的申遗成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拉动沿线的产业发展，成为文化时代的“经济动脉”。从福建下梅经蒙古库伦至俄罗斯恰克图，再至莫斯科、圣彼得堡，长约1.3万公里、跨越4个世纪、串起无数个风光旖旎、人文底蕴深厚、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的城市和乡村的“万里茶路”，无疑拥有新时代“文化经济动脉”的巨大潜力：
1、“万里茶路”是拥有丰富生命特质的“神奇之路”
“万里茶路”由众多的辅线、支线构成，形成一张贯穿南北、联络东西的商业贸易大网。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骆驼牛羊马，“万里茶道”是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洲际物流通道”；“万里茶路”引发了深刻的产业连带效应：茶产区的种植业与加工业，沿途的水陆运输业、沿线城市的商业、西伯利亚的工业都因之繁荣，无数的劳动力被动员，众多的商人致富，政府的税收也“滚雪球”般地增长，“万里茶路”是给经济增长添加“酵母”的“生命之路”，是推动亚欧大陆经济运转的“世纪动脉”；“万里茶路”成就了晋商、俄商等沿线商人的传奇故事，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商业成长、繁荣、衰落的的丰富细节，所以，它是一部“商业传奇史诗”之路；“万里茶路”是农耕地区、手工业生产地区与游牧地区互通有无的纽带，是中蒙俄和平相处、互利贸易的产物，所以它又是一条“民族融合、文化交汇之路”
2、“万里茶路”是穿越时空，反差强烈的“体验之路”
曾经因茶而生，处处是金，为俄罗斯提供近1/4税收的恰克图，如今静谧、祥和，如一个安静的小镇。但是，浓浓的历史依然裹不住恰克图人对经济增长的渴求；曾经是纵横南北的商业网络中心、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海纳百川的财富中心、群英荟萃的人才中心的山西，现在正为经济崛起的雄心而奋斗；曾经“茶去如流水，银来如堆山”、上交税收占湖北省的一半、最早开通电报业务，建有自己的发电站，全县的教育经费由茶商捐助，实行区域自治的湖北小镇羊楼洞，近几年差点被当地政府改了名字，抹去与过往辉煌的联系；曾经“苍岩铲为赤壤，清溪汛为黄流”、“每日竹筏300张，转运不绝”热闹非凡的武夷市下梅村，如今以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身份，成为一个令人身心陶醉、安静、美丽的世外桃源。
重走茶路，我们处处能体会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一片柔嫩的茶叶、一丝掠过舌尖的清香，就这样带着我们在历史的漩涡中沉浮。不知不觉，我们的身心会被历史融化，融入它多变而又神奇的世界。
3、它是景色优美、文化交融、新奇不断的旅游“瑰宝之路”
风光旖旎的南国水乡、山河壮美的中原腹地、气象雄浑的塞外大漠、银装素裹的雪域高原，热情浪漫的异域他乡，编织着“万里茶路”最秀丽的自然风光；散落在相当于地球南北直径距离的茶道上的无数历史古迹，默默地讲述着久远的故事；点缀在茶路上的200多座城市尽情地展示着多彩的风土人情。
“万里茶路”赋予了自下梅村至彼得堡，所有沿线景点、城市，一个整体的生命。当我们换成这样的眼光，去欣赏茶路沿线不同的地域和气候造就的，一处处奇特的山水风光，茶路先辈留下的文物古迹、文化遗址，不同民族的民俗风情，特别是品味对茶文化的情结；去体会因茶路贸易而形成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建筑、习俗、礼仪等文化的相互融汇，共同发展；像翻阅一本书一样，品读这个生命的过去，推断它的未来，发现和补充书中没有记载的更多新奇、丰富内容。这时，每个人的心中便有了不同的“万里茶路”，一个还将继续成长、清晰、美丽的“万里茶路”。
“万里茶路”不仅是一条可以与汉代“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国际贸易通道，也是一条跨国黄金旅游线路,更是一条象征开放、文明、友谊的文化纽带。对这条线路的联合开发，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万里茶路”新时代之“世纪动脉”的愿景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二）打造“文化”“世纪动脉”需借鉴晋商经验
三和号茶庄的成功，取决于三个重要的方面：
作为当代经营“万里茶路”文化产业的企业，对自己的经营是否有准确的心理定位，是否能贯彻在各项规章制度，以及无处不在的行动上，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实在是不容易的；
二是有精细、准确的实践。《行商遗要》是三和号茶庄多年经营经验的总结。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就像打磨精细的手工作品。常年经验教训的积累，形成代代相传的文字和操作指南，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这种精益求精的经商之道，一是会节省经商成本，因为所有过去的实践都沉淀成了经商的规矩，省去了接班人的探索和试错过程；二是对照旧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就清晰而明显，调整起来也较容易，使企业在正常运转的同时，又不失灵活性。
（三）中蒙俄联手是成功之道
“万里茶路”要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以“文化线路”的身份重获新生，同样离不开中蒙俄三国的联手。事实上，中蒙俄三国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图。自2003年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就在“茶叶之路”沿线地区民间交往、文化、经济、旅游合作发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合作。自2009年起蒙古国开始参与“茶叶之路”项目，于是开启了三国联合的“茶叶之路”研究工作。在2011-2012年间，三国联合开展了旅游线路开发、国际学术研究等多种会议。2014年3月，中华文化促进会成立“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为中蒙俄三国茶叶之路沿线地区历史、文化、人文、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对接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14年9月，中蒙俄三国国元首在杜尚别首次会晤，一致同意优先发展经济领域合作。2014年10月，“万里茶道”沿线中俄17个城市，共同在武汉签署了《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提出“各方将积极保护本市域内的中俄’万里茶道’历史遗址，收集整理研究’万里茶道’历史资料，以利跨国文化遗产线路申遗”。2015年4月，“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在武汉设立，经过茶路沿线众多城市的共同努力，2019年5月，“中-蒙-俄万里茶道”正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万里茶路申遗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遗产保护为主线，打通连接中、蒙、俄三国，贯通南北八省的文化廊道，实现文化交流互鉴，进而带动沿线经济发展的最好切入点，相信在中蒙俄三国政府与民间力量的联合推动下，万里茶路必将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新时期的“世纪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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