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晋商在向西北地区扩展其贸易范围的过程中，虽然得益于随军贸易，但其与陕商及陇商等地域性商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联合，并促使其在该地区能够长时期保持旺盛的经营态势。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烟酒茶”不仅属于晋商、陇商共同的重要经营品类，在当时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商品，同时也成为西北地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消费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关物品的性能。
明清时期，活跃于商业领域的徽商、晋商、陕商、鲁商、闽商、粤商、宁波商、洞庭商、江右商以及龙游商等商人群体被称为“十大商帮”。其中，晋商称雄商界达500年之久，在我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陇商虽然并未纳入明清十大商帮，但作为西北地区山陕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乃至其他商帮拓展业务的重要中介，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发挥的作用也有目共睹。明清晋商之所以迅速崛起的原因综合而复杂，学术界对其已进行了较为充分和深入的探讨。②就西北地区而言，晋商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并且善于与陕商、陇商等地域性商人建立适当联合，则是其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时诸多“山陕会馆”以及“山陕甘会馆”的出现正是其最好印证。③在晋商的西北贸易经营过程中，皮毛药材等均是其大宗交易物品，而“烟、酒、茶”三项不仅属于其重要的经营品类，同时也成为该地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消费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公关物品的性能。
一、烟：与陕甘商人联合的地缘资源
兰州水烟久负盛名，为西北地区特产之一，有“兰州水烟甲天下”之美誉。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酷寒，由于水烟能“解山岚气”④，具有消除瘴气、解除疲劳的功效，《蚓庵琐话》谓之“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⑤，从而有“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⑥的说法，致使水烟成为西北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品(或称嗜好品)之一。张鹏翮曾在《俄罗斯行程录》中提到：“塞外最喜中国茶、布，宜多带以为盘缠。烟、烟袋、荷包，酌量随带，为换物找数。”⑦由此看来，边贸对于烟草的市场需求清晰可见，山陕商人则在贩运内地百货到西北地区的过程中，逐渐将潜藏商机的兰州水烟市场培植起来。
清初，烟草种植从山西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之很快成为陕西烟叶的重要产地，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的“同朝商人”的基地，即所谓“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⑧。另据记载，烟于“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金。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1663)，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⑨。显而易见，正是清代的山陕商人促使陇甘地区的水烟市场逐渐发展起来。⑩
山陕商人开发出兰州水烟后，先后在经济发达的汉口、上海设销售分庄，在苏州南通、常州设分店，在各州县镇市设驻庄门市，形成独具特色的销售网络。在湖南衡阳县，山陕商人垄断了烟草业。“自明季海内通买社坛衡烟。社坛，城北旧坛地也。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11)这些“业烟者”、“烟铺”、“堂”、“号”的经营规模都不小，在当时以商业营销为主，兼事加工，有的属于前店后厂式。(12)山陕商人在衡阳县开设的烟草店，还雇佣大量工人，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打成“京包、广包”，然后再“鬻之各省”。(13)同治以后，水烟风行全国，“北线沿黄河出宁夏经张家口运到京津；向南则经秦州、广元、成都、重庆运至云贵：向东经西安、汉口，终端市场在上海、杭州……以至到东北各地”(14)，其商业网络进一步扩大和完善。
兰州水烟因晋商、陕商和陇商的推销，其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我们知道，兰州水烟从生产到销售，是一个产业链，包括种植、工业加工和商业的系统工程。山陕商人通过水烟的产销，把西北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15)这对于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的开放，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除了兰州水烟外，山西曲沃的烟草也是非常著名的。通观明清两代，曲沃是山西全省种植烟草最多的地方。曲沃最早的烟坊产生于明天启年间的永兴和，创始人是郑世宽，(16)首先开设在曲村镇下坞村。至清乾隆年间，烟坊遍设于曲村、城关、侯马镇地区。嘉庆《曲沃县志》显示，乾隆五十二年(1787)，征收“在城烟税”和“侯马、曲村二镇烟税”共236两多。后来，烟坊又向高显镇发展，曲沃成为无镇不烟坊，烟坊大小百十家之多。即使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曲沃烟坊仍有32家。另外，曲沃旱烟根据各地烟民口味的不同，生产出多种各有特色的品牌。比如“永春皮烟”主销于临汾地区，“晶生烟”的市场在蒙古，其外包皮上还特意印上了“蒙文”，每一大包上放一片柏枝叶做防伪标志。(17)其防伪意识强烈，防伪技术成熟。
自从兰州水烟和曲沃旱烟盛行后，晋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与陕西商人、陇商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烟也成为商人馈赠亲友、招待宾客、进行公关的主要礼品之一。在晋南及晋东南一带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设宴离不开‘郑世宽’，没有‘郑世宽’，席再肥，也算不得好筵席。”其中的“郑世宽”，既非一道名菜，也非一种名酒，正是曲沃生产的，以其制作兼销售者——郑世宽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名烟。
二、酒：传播到西北地区的技术优势
有清一代，酒作为一种嗜好对象，其品名之繁，饮用人之众，消费量之大已出现空前的盛况，恐怕没有其他嗜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通都大邑、城镇闹市，最为常见和最多的就是酒店，甚者更有酒市，乡村僻野，酒棚、酒亭也比比皆是。“天下沃饶人聚之地，饮酒者常十人而五，与瘠土贫民相较，以最少为率，四人而饮酒者一人”(18)，当时常饮酒者人数高达25％以上，即是对饮酒者数量及其普及程度作出的一种估计。事实上，上自帝室，下至百姓，整个社会，祭祀用酒，交际用酒，日常生活更须臾不可离酒，所谓“用酒之人比户皆然”，酒耗之多，难以计算。(19)
晋商故乡即盛产酒，早在唐代，“河东酒”已经被朝廷命名为全国美酒之一。《唐国史补》中对此有详细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20)
提起汾酒产地杏花村，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所作的《清明》一诗。正是这首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名诗，吟出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绝唱。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时期，唐朝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作政和民乐的表现。由于杏花村是当时北方军事中心太原通往皇都西安的必经要驿，无论文武百官、乡土访学，凡路经者都要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杏花村酒为乐事。积极促进了当地酒业的兴旺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杏花村酿酒作坊已发展到72家，酿造工艺更趋成熟，纯度也大为提高。(21)这一时期，除杜牧外，“酒仙”李白、“诗圣”杜甫等文人墨客都曾到过汾阳，品饮过杏花村汾酒，并分别作《留别西河刘少府》、《过宋员外之问旧庄》等诗留于后世，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汾酒的极度青睐。
明清时期，白酒业迅速崛起，优质白酒的酿造技术成为全国酒商竞相争夺的焦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拥有悠久酿酒历史的汾阳杏花村为众多商家和酒家所瞩目。汾酒也以其悠久的历史、纯熟的工艺、上乘的质量和皇家贡酒的声誉而风行全国，并奠定其“白酒祖庭”的行业地位。《清俗纪闻》曾详细反映了乾隆时期福建、浙江、江苏一带民间风俗、传统习惯和社会情形等，其中所列“酒名”一条中的粮食名酒只有山西的汾酒和潞酒，(22)而此时的杏花村酒业也发展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其酿酒作坊达220家之多。(23)
晋商在称雄商界的同时，汾酒也已香飘天下，二者相生相伴，遥相辉映。无论是应对于商场和官府，抿呷驱寒于戈壁与草原，还是婚丧嫁娶的民俗交往、祭祖酒缅、商场得意、伤感驱愁，汾酒皆是晋商心中的上品、手中的利器、交融的桥梁。由此而来，酒业和酒店也成为晋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在查禁酒制造时奏称：“第查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署秋收丰稔，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24)此外，晋商仅在曲阜开设的酒店就有10多家，从业百人之多。许多酒店的历史均在200年以上。乾隆时期，晋商在直隶一省开设烧锅就多达1000余家，其中口北道和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承德府开设烧锅200余家，每家(酒工)少者十余名，多者三四十名，统计不下六七千名。(25)
自古以来，晋商视酒宴为公关宝地，而汾酒往往是其公关制胜的法宝。所以，晋商走到哪里，就把家乡的汾酒带到哪里，传播到哪里。诸如茅台酒也是1704年山西盐商郭某从山西雇佣技术高超的酿造杏花酒的工人来到茅台镇后，与当地酿造工人一起，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所酿造的一种烧酒。山西酒对于西北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陕西的西凤酒则是因“山西客户迁入，始创西凤酒”。西宁的青稞烧酒、新疆的代酒等许多名酒也是由晋商传统汾酒技术而兴起。“会做山西酒，腰无半文天下走”是流传于全国的关于晋商和山西汾酒的一句谚语，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晋商对杏花村汾酒的传播所发挥的作用。
在陕西关中麦产区，“民间每于麦收之后，不以积贮为急务，而以跴曲为生涯，所费之麦，不可数计”(26)。咸阳、朝邑等县届民，“开设曲坊，伊等并不自己造酒，只踩成曲块发往外省”，这些曲块多通过山西、河南商人运销，“盈千累万，骡负船装，每年耗费之麦，不下数十万石”(27)。乾隆三年(1738)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张楷奏报：“山右富商，亦群至陕省，广收麦石，大伙开跴，民间糊口之粮，悉耗为无用之曲。”(28)
乾隆二年(1737)八月初五日，甘肃巡抚德沛疏言：甘肃烧酒，“计其工本，通盘核算，每糜麦一斗，造成烧酒，仅获利银五分”，其实际利润已经不薄。由于甘肃并非产酒之区，“至通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唯饶裕之家始能沽饮；其蓬户小民，虽欲饮而力不胜也”(29)。显而易见，畅销于甘肃市场的正是山西汾酒，其经营者必然会以晋商为主体。
事实上，清代有许多富商和中小商人进入甘肃开展业务，主要分布在兰州、永登、永昌、张掖和酒泉等市场，并以晋南的襄汾、曲沃和晋中的祁县、太谷、榆次、交城人为主。更为详细的记述是：“在酒泉经商者，多是外地商贾。清代以来，以山西商人势力最大，他们开设的大小商铺遍及酒泉城邑乡镇，他们出售丝绸布匹、京广百货、日用杂品、糖茶烟酒。”(30)此外，甘肃正宁县有山西稷山王家开设的酒坊。王家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开始经商，到七世王璋已是名闻河东的商业家族。其商号除在本地开设者外，在外省开到西安、咸阳、兰州、开封、郑州、重庆、成都等地，多达97个。而最早在外地开设的商号却是在正宁县山河镇的德顺志老烧坊，随后还在山河镇开了粮店和布庄。另外，天水有名为“元兴恒”的商号，专门生产汾酒。据载，该商号在解放时已历七世，210余年的历史，产品驰名陕甘两省，以兰州、武威、张掖为主要市场。(31)
青海的西宁、威远、贵德等地也是晋商经营的重点商埠。由于该省蒙、藏、土、汉等民族性格豪爽，喜好饮酒，“宴席无酒不成席，男儿不醉非好汉”，与其酿酒业的源远流长不无关系。明末清初，来青海经商的山西客商看上了互助县产的黑青稞以及威远镇的井水，于是请来山西的“酒大工”和“曲大工”，在威远镇开设酿酒作坊“天佑德”，并引进山西杏花村白酒的酿造工艺，所酿之酒即至今驰名全国的青稞液。(32)
三、茶：迎合西北地区的大宗商品
相比烟酒对于人体的刺激而言，茶是一种刺激性低且可口的饮料。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茶具有消食、提神的功能，特别在游牧民族地区，其受欢迎的程度更甚。由于特殊的地形和气候，西北地区多食肉，但其油腻，不利消化，“而茶性通利”(33)，能涤荡之故也，因此“恃茶以生”，以化其油腻，“不得茶，则困以病”。(34)正如明代王廷相所议：“茶之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35)另外，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需，以至往往可以当钱用。在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人等土著民中，“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钱，因为他确信，在任何地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36)。
山西并非产茶之区，但晋商的茶叶贸易却伸向全国各地。晋商主要经销湘、鄂红茶，而甘肃、新疆、蒙古等北部边疆地区成为其国内贸易的主要区域。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不适宜产茶，因此茶叶在西北贸易市场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其运输路线，“内地茶叶运往新疆，一路由甘肃经哈密，另一路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经古城”(37)。
甘肃境内的茶商一向被分为东、西两柜，“东柜为山陕，西柜为回民”(40)。兰州是甘肃会城和西出长安的西北商业中枢，因而山陕商人沿平凉和天水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汇聚兰州。出长武趋平凉为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是山陕会馆设立最早的区域。通渭做茶叶、布匹的山陕商人很多，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41)。出略阳入秦州(天水)是茶马古道入甘肃的主要通道，明代在河州(临夏市)设茶马司，“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运之茶马司”(42)，使这条商路上的两当、徽县、天水、甘谷、夏河、临夏遍布了山陕商人的足迹。
在西北茶叶贸易过程中，驼队为主要的运输工具。明末清初，为解决运茶工具问题，兴起于陕西的明朝茶商马合盛西迁甘肃民勤，依托这里水草丰茂的牧场大量饲养骆驼，相传仅骆驼珍品——白骆驼就达300多峰。(43)马合盛在甘肃业务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民勤商人给予的支持。民勤商人以赶骆驼经商闻名天下，他们吃苦耐劳、诚信质朴、恪守商道，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有很高的声望。乾隆二十年(1755)十二月，陕甘总督黄廷桂曾奏称：“臣入山西境，见商人运货驼甚多。查陕西现赴河南购买，山陕接壤，解送较易。”(44)与此同时，“西路军营需用驼，陕、甘二省竭力采办，尚未充裕，晋省归化城、朔平府一带，商贩驼只盛多，请敕令采买一二千只，由沿边一带迅解肃州听用”(45)。
茶叶同样是内地销往新疆地区的传统商品，“伊塔镇迪之汉、蒙、哈、回，均以茶为养命之源”(46)。新疆地区的回民更是“最喜饮茶，得饮上国茶叶如获珍宝”(47)。雍正三年(1725)，晋商王钦安、茅自义等11人，自湖广买茶，囤贮陕州(今三门峡)、平陆等处，准备分运陕、甘、哈密和内、外蒙古。后来这些茶叶被陕西咸宁知县知晓，禀告川陕总督，于是“遣人隔省提拿，诬以私贩，勒派赎罚银一万四千两，复将曲沃县富户高科等十人姓名陷入案内，勒派帮助银七万六千八百两”。其中，咸宁知县严士俊及曲沃知县魏士瑛两人共分赃银9240两。(48)由此也可窥见新疆茶商资本雄厚之一般。道光八年(1828)，那彦文回忆乾隆以来新疆茶叶贸易时说：“北路商人由北路归化等处兴贩杂茶，领票行销……大约均至巴里坤、乌鲁木齐后由吐鲁番地方行走，向来未有章程稽考。”(49)现存祁县茶商大德诚的文稿中，多次提到在湖北等地采制专门运销蒙古、新疆一带的口庄红茶。(50)
烟酒茶为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均带来了颇为显著的影响，晋商以及陕甘商人在这方面所起的推动示范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也是我们如今在探讨传统社会商人时，万万不可或缺的。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商人常年在外生活工作的情况，才能尽可能窥视包括陇商在内的晋商作为一个引领世界潮流的商人群体的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方面。
注释：
①魏明孔：《陇商特点刍议》，《北京陇商》2011年第2期。
②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29页；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页；渠绍淼：《晋商兴盛溯源》，载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71页；刘建生等：《晋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2-104页。
③韩顺发：《关帝神工：开封山陕甘会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许檀：《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前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魏明孔：《从山陕会馆碑文(碑阴)看清代工匠地位及报酬》，《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1期。
④陈琮：《烟草谱》卷2《主治》，嘉庆二十年刻本。
⑤陈琮：《烟草谱》卷2《贩烟》，嘉庆二十年刻本。
⑥陈琮：《烟草谱》卷2《主治》，嘉庆二十年刻本。
⑦陈琮：《烟草谱》卷2《贩烟》，嘉庆二十年刻本。
⑧陈琮：《烟草谱》卷1《水烟》，嘉庆二十年刻本。
⑨康熙《延绥镇志》卷2《食志》。
⑩李刚：《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3页。
(11)同治《衡阳县图志》卷11《货殖六》。
(12)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13)王仲荦：《历史论丛》第3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319页。
(14)王致中：《清代甘宁青市场地理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
(15)李刚：《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5页。
(16)郑世宽是明代天启年间人，祖籍翼城枣园村，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的曲沃烟坊创办人。
(17)张江虹：《晋商成败的66个细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18)方苞：《望溪集》集外文卷1奏劄《请定经制札子》。
(19)尹会一：《健余奏议》卷5《河南上疏四》。
(20)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21)刘建生：《回望晋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22)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卷4《饮食制法》，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1页。
(23)刘建生：《回望晋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24)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十八日，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奏，“为报地方查禁酒曲及得雪情形折”，参见叶志如编选：《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跴曲烧酒史料》下，《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
(25)《工商史料》1，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参见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26)《皇清奏议》卷31“雍正十一年《筹禁烧锅疏》”，史贻直奏。
(27)乾隆三年(1738)十月十一日，川陕总督查郎阿，“为曲坊之禁实有裨民事折”，参见叶志如编选：《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跴曲烧酒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28)乾隆三年(1738)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张楷，“为遵旨复陈陕省行禁跴曲情形折”，参见叶志如编选：《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跴曲烧酒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29)乾隆二年(1737)八月初五日，甘肃巡抚德沛，“甘肃巡抚德沛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参见叶志如编选：《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跴曲烧酒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30)张才提供、张寿彭执笔：《解放前酒泉山西商帮述略》，载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4页。
(31)侯文正、侯平宇：《清香飘万里：汾型酒在晋商本土普及和随晋商向全国拓展的历程》，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32)侯文正、侯平宇：《清香飘万里：汾型酒在晋商本土普及和随晋商向全国拓展的历程》，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33)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2《征榷考》。
(34)《明史》卷80《志第五十六》。
(35)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6《严茶》。
(36)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7页。
(37)郭蕴静：《清代商业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
(38)秦翰才：《左文囊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86页。
(39)秦翰才：《左文囊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88页。
(4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5“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奏稿”。
(41)光绪《通渭县志》卷3《地域》。
(4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3)尚季芳：《陇商：一个待解的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5日，第B06版。
(44)《清高宗实录》卷502“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戊申”条。
(45)《清高宗实录》卷502“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戊申”条。
(46)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526页。
(47)《新疆孚化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1页。
(48)《清世宗实录》卷36“雍正三年九月庚申”条。
(49)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载《筹划回疆善后事宜奏议》卷73。
(50)史若民、朱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