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程式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存在的价值
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已达47.5%，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传统乡村文化正面临逐步消亡的危机。我们必须树立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和谐共生的思想
总之，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乡村文化始终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一旦中国乡村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大量优秀文化基因加入中华文化母体中，我们同样可乐观期待，未来中华文化将结出更多鲜艳之花，中华文化将更具生机和活力。
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能在放弃农村教育的前提下实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村教育发展是当下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必须以系统性思维去定位农村教育，以前瞻性的眼光去规划农村教育，以统筹协调的策略去发展农村教育。
资料图片：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宋志芳和刘安元夫妻双双坚守寸腰小学
“变味”的乡村学校消失的乡村文化之魂——透视新型城镇化下的农村教育(中)
如何既顺应农民进城的趋势，提高城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又要把农村教育办好，留住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石？农村学校的作用不容忽视。
学校是乡村的文化中心，是一个村庄的未来之所在。留住了乡村学校，就留住了农村教育的根，就留住了农村现代化的希望，就留住了乡村文化的灵魂。
乡村教师，曾是受人尊敬职业
从1981年开始担任甘肃宕昌县临江铺镇张家庄小学校长，郭巨堂在大山沟里一呆就是30多年。早年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知识分子，郭巨堂虽然清贫，却也受人尊敬，书教得有声有色，村民很认可。
现在的张家庄小学是“撤点并校”的产物。2006年，县教育局将周边3个村子的学校关停，在距离3个村庄差不多远近的位置新建了张家庄小学，目前这所学校只有学生151人，还在逐年减少。
郭巨堂还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村子里人气很旺，村民都还耕田种地，一到农闲时节，人们就会三三两两来到学校，和老师们谈天说地，聊国家大事，有时还聚在一起下下棋、打扑克;平时谁家有人来信了，都会到学校请老师念，并请老师代笔回信。
那时候，老师们一到节假日，也会去村民家串门。代课教师王世明家离学校有几十里地，经常不能回家，每到节假日，他都会去学生家里做家访，每到一家，全家人围在王世明身边，谈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请教他如何回家指导孩子上学。
在郭巨堂的记忆中，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校成了农村的文化教育中心，乡村学校的老师和村民的关系比村长还熟络，村民尊敬老师，老师也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好务，学校里有啥事，不用招呼，村民就赶过来了。
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社会的一方“孤岛”
可近些年来，郭巨堂明显感觉到，学校和村民们之间的疏离感在加剧，逐渐沦为乡村社会的一方“孤岛”。除了几十个学生和几个老师，学校和村里好像没有任何联系，村民们也很少来到学校。
村民一个个外出打工挣钱，盖了新房，日子越过越好，同时对学校和老师的认可和需求远不如前。如今的乡村，物质财富已然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尺度，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老家，不但不会来学校，见到郭巨堂，还会炫耀一番自己一年挣了多少钱，对他多年独守清贫当老师不仅不屑一顾，还不乏各种耻笑声。
村民们陆续发家致富，乡村教师则一如既往清贫度日，二者的价值取向也渐行渐远，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之间的藩篱不知不觉形成。如今的张家庄小学，乡村老师很少走村串户，做家访的也寥寥无几，学校和村民已近乎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学校是学校，村庄是村庄，完全成了两张皮。家长没人关心孩子的教育。”郭校长痛心地说。农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老师们愈显清贫，不再受人待见，昔日热闹的学校也逐渐无人问津。一辈子献身山区教育，对于学校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郭巨堂有着独特的洞察和切身的体会。
放在学校，就放心去外面打工，对孩子平时关心很少，回家也很少进学校。如此一来，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的联系只剩下师生一条线，面对近乎空白的家庭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成了农村教育唯一的主角，而学校脱离农村社区，仅凭自身努力，要扛起农村教育的这面大旗，着实堪忧。
从昔日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的文教中心，到如今逐渐沦为乡村社会的“孤岛”。被孤立的恐怕不仅仅是校园里的几个教师，而是农村社会在发展致富过程中对传统知识、乡村文明的漠视，这固然有学校关门办学的原因，更重要的或许是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大潮中，乡村社会受裹挟后的无意识跃进和急功近利所致。
“农村教育既找不到过去的影子，也不像城里的教育”
“现在的农村教育，都是参照城市学校，早已闻不到一点乡土味儿了!”提起农村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倪月红语气里透出几分伤感。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大兴镇兴泉村位于川滇交界处，用倪月红的话说，“一根烟的工夫就能从村头跑到四川攀枝花地界”。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兴泉村成了攀枝花的原材料基地。
“依托靠近攀枝花的便利位置，我们村现在有20多家企业，每年产值超过10亿元，全村6000多人中，超过六成留在村里工作。村民们富了，但心里还是没有太多幸福感。”倪月红说，“主要原因，还是觉得现在的农村教育既找不到过去的影子，也不像城里的教育。”
在兴泉村，从村主任到村支书，倪月红做了10余年村官。对于农村教育的衰落，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据倪月红介绍，兴泉村是大兴镇政府所在地，下设24个自然村，最远的村距离村部约10公里。过去，村里有两所村小，每所约有300名学生，其中位于村部所在地的村小，曾是当地最好的小学，教育质量甚至超过不少县城小学。但是，前几年，两所村小合并到镇中心校后，比较好的教师都先后调进县城，学生也由过去的走读变成了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在校寄宿。
“集中办学后，学校变了。过去，每到农忙，学校都会放一周左右的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现在，学校跟城里学校一样，除了上课还是上课。村里60%至70%的娃娃基本不参加农业生产了，甚至有的娃娃连田里种的庄稼都不能完全分清。”倪月红说。
乡村记忆，学校并不在意。”倪月红说，“我在想，农村教育为什么一定要办得跟城市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办得有点儿乡土气息呢”
“教育之于农村，并非单纯的教书育人。事实上，一所农村学校就是当地的一个文化高地。随着大量学生逃离农村，形成进城上学热，割断了农村的文化脉络。”倪月红对当下的农村教育表示深深的忧虑。
富起来的农村更需要高质量的农村教育
新型城镇化之于广大农民，是一个幸福的梦。“但是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医疗卫生、养老和教育，是决定他们是否能安心留在农村的难题。在这三大难题中，教育首当其冲。”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草庙村村支书秦真岭说。
“衣食无忧的农民们最关心的，还是子女就近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秦真岭回忆，前几年，发展种植业留住了草庙村几乎所有村民，外出打工的很少。然而，村民们觉得，家门口的学校少了过去的乡土味儿，师资水平和教学条件也与城市有差距。于是，相当一部分农民选择送孩子进城上学。
2001年，有500多名学生的草庙村村小被撤并到了6公里外的镇区。村里唯一的学校被撤并后，村里陆续有些家庭将孩子送进县城学校。“现在村集体经济条件好了，可以给村民建设施，也可以给村民买医疗、买养老保险，但唯一无能为力的，是村里提供不了高质量的教育!”据秦真岭介绍，目前，全村小学阶段的孩子2/3在镇区中心校上学，超过一半的初中孩子在县城就读。
“新型城镇化无论怎么发展，未来的农村还是离不开农民，只有办好农村教育才能让农民心安。”秦真岭说，“目前，草庙村正在筹建一所占地22亩的双轨制完小以及三轨制的省级示范幼儿园，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村民们今后在我们自己的田园上望得到山、看得见水，让孩子们在家门口的好学校接受教育。但是，这得依靠一批懂农村、爱农村的优秀老师。”
安徽省太和县张槐村也是个富裕村，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富起来的村民希望子女能接受比家门口学校更好的教育。
“但是，村里现在除了两所规模很小的民办幼儿园，只有一所闲置了好几年的村小!”据村支书徐淙祥透露，2009年前，村里还有一所占地10余亩、在校生400多名的完全小学，两年前，村小被整体并入中心校。现在，最远的孩子上学得走5公里。
“学校合并后，村民们觉得孩子们上学远了，教育质量比不上县城学校，考试考不过县城孩子，所以，这两年村里几乎家庭经济条件稍微好点儿的，都把孩子送进县城上学。2009年前，全村为了送孩子上学而去县城的不到300人，现在，超过1500人!”徐淙祥说，集镇中心校现在虽然有1000多个孩子，但只有二三十位教师，如果在城市，至少得配备六七十位教师。这几年，学校几乎年年招聘教师，就是没人愿意去!“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三农’政策，不少农民还是喜欢农村，但他们最担心的，是农村学校不能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更有质量保障的教育。所以，农民中的不少能人砸锅卖铁也要带着孩子举家进城。如果不把农村教育办好，不能把一批有经营头脑、懂技术的农民留在农村，我不知道，今后的农村，究竟是谁的农村。”徐淙祥说着说着，表情突然严肃起来，声调也一句高过一句。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学校远离了乡村，乡土文化就无法传承。过去，乡村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影响到学校教师和学生，现在学校的远离，使得乡村传统美德和文化对孩子们越来越陌生。”
守住乡村文化的魂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社会进步和人口迁移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学校必然处于一个长时期的布局调整与优化之中。
业内专家建议，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与优化，固然要考虑人口变动与迁移趋势，更要综合考虑以下要素：
二是要充分考虑乡村文化缺失带来的不利因素，有人群的地方就应该有教育，以往的村小或教学点实际上在当地还是一个文化的集散和传承的场所，村小或教学点的撤并，在一定程度上势必造成乡村文化的流失。
三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一定要满足学生的成长发展需要，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办好更加适合农村孩子需要的教育，而不是让农村孩子被动适应工业化背景下的“大班额”教育。
总之，对于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要着眼于我国城乡人口变动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长远战略考虑，要与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相配套。
可以说，农村学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和文明建设的灵魂，没有了农村学校，农村文化和文明建设必然走向荒漠化。
学校从来就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的“孤岛”，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过去的农村学校，既是村里的公共教育机构，也是村里的文化与文明建设高地。
一、生态文化与学校文化
1.生态文化及核心价值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伯罗和克拉克洪对文化做了系统而全面的定义:文化是由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得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即历史获得的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蕴含的价值;文化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种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观,已将人生活的总体纳入人类文化的范畴,并将文化进一步发展到动态的理解中。由此,人类的文化外显的表现形式是物质的、制度的;内隐的表现形式则是精神的,正如钱穆先生所强调的,文化的核心要义是“精神共业和心性修养”,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和谐性、共生性与生命性。按照文化的发展机理,文化内部各部分的变迁并非是同步的,文化中的物质部分与制度部分先于精神部分。虽然在变革的次序上有非同步现象,但如果将文化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讲,系统的正常发展还是遵循了“平衡—失衡—新的平衡”的发展模式。因此,时代的变革会促使人类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断流变与整合状态,这种流变与整合状态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当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内部处于暂时的失衡状态时,必须有精神文化发展作为支撑,使蕴含生命意涵的精神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最终归宿。由此,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在相互的冲突、协调、适应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平衡的生态关系模式,达到彼此的和谐共生。
2.学校文化的生态属性
学校文化是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具有稳定性的、独立品质的一种文化传统,这种独立品质既体现了学校师生在精神层面的基本价值取向,也预示学校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它以管理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堂文化等方式映射出学校独特的教育与管理理念、学校主体间的关系模式与价值追求;它以丰富的教育资源为基础,以师生生命发展为动力,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校文化生态;它是由教育范式、教育理想、学校文化精神、组织规范、活动形态和物质支持系统组成的相互关联的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网状文化生态系统,发挥着整体周流、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文化生态功能。[2]和自然生态一样,学校文化生态也强调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一种整体的、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平衡。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学校文化与周围的文化环境之间在不断地进行沟通与交流,它对周围社会文化环境有极其敏感的感知力,也以特有的标准对周围文化环境进行筛选与适应;作为自为的文化系统,学校文化内部的各个文化要素也处于不断地生成、发展与变化之中,通过各文化要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支撑,使学校文化在“平衡—失衡—新的平衡”的动态平衡结构中获得活力。
二、基于生态文化视域下的乡村学校文化检视与反思
1.传统乡村文化生态价值伦理失落
2.学校文化定位缺乏对教育价值的多重理解
3.学校文化资本重“资本形”的建构,缺乏对文化资本内在价值的挖掘
三、生态文化视域下的乡村学校文化建构
1.理性整合开发乡村文化,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乡村文化是乡村学校文化发展的根基,乡村学校的文化定位与建设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地域范围,每一个乡村都有自己的乡村符号,每一所学校周围都蕴含着丰富的、独一无二的育人资源。尽管乡村文化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潮冲击下,文化因子中带有浓厚人文色彩的文化情感日益消磨,朴实的民风习俗受到代表现代潮流的城市文化的侵蚀,但学校作为乡村文化整合和建构的阵地,应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乡村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对生于此、长于此的乡村文化,学校文化不能完全摆脱它、不能漠视它,应该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的整合与开发,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以乡土文化为依托、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契机,将乡村文化引入课堂、引入校园,引导青少年了解乡村文化中质朴的、有浓厚人文色彩的文化因子,坚守乡村文化中积极的文化精神。能理性地对涌入乡村的代表现代化潮流的城市文化进行选择,摒弃对城市文化的“形”的模仿,汲取城市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培植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自觉意识,树立文化自信与发展意识。
2.准确定位乡村学校文化目标,培养合格公民
3.深度挖掘学校文化资本的内在价值,建构健康的文化生态
关键词:乡村;文化危机;乡村教育
一、乡村文化危机
清末以来的新教育运动无论是模仿日本,还是参照美国,均以模仿甚至抄袭西方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为其特征。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种从异国他乡移植过来的新教育体制在中国实施后,出现了许多弊端。陶行知在当时就看出了这些弊端:“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习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2]欧美国家的现代教育血液输入到中国乡村社会肌体内,产生了排异反应,导致了当时乡村社会的文化危机,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教育几尽瘫痪。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的教育和城市相比相差甚远。中等以上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城市,乡村的孩童小学毕业后很难进入中等学校学习,农村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庞大,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广大民众对学校教育仍持有怀疑的态度,新教育在乡村社会很难推行,私塾还有一定的市场。尽管国家在用强制手段把欧美的近代教育模式嵌入乡村社会,欲在与工业文明尚无多大瓜葛的乡土社会塑造一套与近代社会合拍的新文化系统。然而,外在的强制力量还无法把传统的教育与乡土社会分离开来,私塾等旧的教育模式在乡土社会中以其独有的隐性方式顽强地存活。
一是新式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与乡村实际不符。对此时人有深切的体会:“现在的农村小学课程,太觉深泛,不切实际生活,应教的不较,不教的反而去死教。”[3]遂有论者感叹道:“村民认为(学校教材)不若四书五经有用,非四书五经适合于学校教材,实为学校取材不适合于当地情形。”[4]
二是新式的乡村教育与乡村需求相背离。“小学毕业生,在社会上办事,每不能游刃有余,甚至家庭社会常用之便条帐簿不能做。”[5]此论述虽不能完全反应当时乡村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但至少从某种程度折射出了当时乡村新式教育的实际效果与乡村需求的背离。关于当时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背离,费孝通也有所论及:“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一是他们并没有利用新的知识去改良传统社会,一是产生了一批寄生性的‘团阀’阶层,既不能从生产中去获取生活,只有用权势去获取财富了。从这方面说,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做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点像‘采矿’,损失了乡土社会。”[6]
三是乡村教师的都市化使其难以融入乡村。十年兴学,学堂是由诏书推广的,由诏书推广的学堂同时又按诏书分布:“着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7]而后,县城、府城、省城便成为了新学堂的汇集之地。这个过程使教育的重心移到了城市之中,并顺着由高到低的等序向大城市归趋。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不愿意回到乡土社会中去。知识分子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使得他们仅仅“见闻限于通都大邑”,仅仅“熟视过东洋的工业社会”,“而广大的中国社会对于他们却是谜样的模糊”[8]。
新式教育无法在乡村真正确立,旧式教育的功能亦处于失常状态,乡村文化调节机制失效,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失衡,乡村的文化教育陷入了危机之中。正如有的学者研究表明:“自新政以后,农村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的毁去,新教育的不来,而是农村社会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纷乱和无序,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9]
二、乡村文化危机下的教育思想
面对如此严重的乡村危机,当时不少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中国乡村的出路,抱着“振兴农业”、“拯救农村”的强烈愿望,纷纷走出“象牙塔”,离开大城市,放弃城市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深入农村,进行乡村改革和乡村建设实验,以复兴日趋衰落的乡村社会,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思潮。
乡村建设知识分子大体上都设想通过平民或民众教育入手,谋求乡村的全面改造与建设,试图最终解决他们各自所看到的乡村问题。因他们对乡村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见解不一,提出了不同的解决乡村危机的途径。梁漱溟本其多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认为当时的乡村危机的问题所在是“文化失调”,试图通过儒学的复兴,来拯救当时的乡村危机。粱漱溟认为,中国的各种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都不过是根本的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西方文化的输入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和崩溃造成了当时的乡村危机。他曾指出:“中国人既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自维新变法一直到现在,其中有好几次变化,有好些地方的变化;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三年一变,二年一变,孙猴子有七十二变,中国人变得也和他差不多了。——旧的玩儿几乎通统变化得没有了!中国乡村就在这一变再变七十二变中被破坏了。”[10]
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害。1933年他在《中华平民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中写道:“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大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11]陶行知认为当时乡村的主要问题是乡村教育的瘫痪,进而主张“乡村学校做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试图通过乡村教育来解決当时的乡村危机,决心“募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2]。
三、乡村文化危机下的乡村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方法[J].东方杂志(第24卷60号):5-13.
[2]陶行知全集(卷1)[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3.
[3]江问渔.乡村教育[J].中华教育界,1930:4.
[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40.
[5]缪序宾.乡村小学之缺点及其病原之补救法[J].中华教育界,1924:4.
[6]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卷4)[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59.
[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520.
[8]东方杂志[J].(第27卷第6号):70.
[9]张鸣.教育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J].浙江社会科学,2003:3.
[10]粱漱溟全集(卷1)[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07-608.
[11]晏阳初全集(卷1)[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247.
[12]陶行知全集(卷1)[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83.
[13]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2006:2.
[14]林语堂.吾国吾民(英文版)(序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6.
谈论乡村教育的意义
意大利着名儿童文学家德·亚米契斯在《爱的教育》中这样写到：
——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农夫吧。
——人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
——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的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成清洁健全的人。
乡村教育的问题：说不清的读书
有个报道称，四川山区，上大学无用论抬头，有家长这样说：“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浙江富裕小镇的教育状况同样堪优。玉壶镇是浙江温州着名的侨乡，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玉壶中学初中有5个班，高三只剩下3个班，高三2班是惟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18个人。这说明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学位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深沉的问题。与此同时，京沪地区的家长不计血本投入。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上海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而在北京，几所最着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读书无用论何以在乡村社会抬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扩招前乡村社会对教育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读书人在乡村社会有着良好的美誉。扩招后，尽管上大学的比例提高了，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来看四种人读书的命运：大致有两类，一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又有两种情况，少数成功，大多数境遇一般，在激烈的竞争中，乡村社会出来的大学生，他们享有的竞争资本不够，只有学历资本，在社会关系资本以及个人综合素质资本上他们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类是考不上，考不上的人总结起来打工是基本命运，但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早退学早打工早适应，反而是不上不下的最尴尬。
在乡村社会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多读一年书和少读一年书，对于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他而言，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成功的体验。乡村社会的成功与否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关系。读书越多而又没能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些读书少的同龄人。
乡村文化的凋敝带来的乡村困境
韩少功在《乡里少年》一文写了一个令人思考的故事：他曾经帮助这样一位乡村知识青年，从朋友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去学会打字、查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上网聊天寻友，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奖号码。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电脑使他更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甚至对父母更多蔑视和冷漠，成天在屏幕上寻找安慰。奇怪的是，他的父母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
电脑作为现代文化的表征，进入乡村之后，效用是怎样的呢？也许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带来的乡村新的文化与文明，但实际的情况远要复杂。当强势文化进入乡村社会，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乡村文化以及相应乡村生存姿态与理念的贬值，带来的是象这位乡村朋友一样的对乡村生活的疏远、对末流时尚的简单的臣服与置身乡村社会的无所事事，这难道就是我们给他带来的现代化？韩少功先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辍学，没有都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
在今天，在整个社会生活急剧世俗化的背景上，求富裕成为乡村社会的根本目标，乡村社会的主导性价值目标迅速发生位移，这就直接导致传统乡村社会中值得珍视的东西的瓦解。财富就是一切，别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在一边，甚至生命，这直接导致乡村生存的压迫感与村民生存的艰难，这实际上成了乡村文化迅速瓦解的根源。青壮年劳力出去谋生，年长者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主体的缺席、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传统乡村文化渐渐远去，年幼的人得不到文化的滋润。我们曾经在乡村社会中受到多维的文化滋养都已经慢慢消逝，乡村社会失去它原有的内容。与此同时兴起的是买码、赌博、黑恶势力蔓延。传统乡村文化的虚化，外来流俗文化的冲击，导致乡村文化生活的反文化化。
进入市场经济，由于乡村社会的起点太低，能进入市场去比拼的只有有限的资源，这直接导致乡村自然的严重破坏、乡土在村民生活视野中的功用化与自然在乡村生活中的隐匿，村民生活在对外在文化的想象之中，把自己与乡村文化隔离起来。就是这些东西，曾经让我们拥有了无数个尽管贫穷但不乏美好、丰富的童年，乡村社会成了我们生命的根，我个人的每一点成长的痕迹都离不开我从小乡村的痕迹。但今天，乡村少年虽然在乡村，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乡村社会之中，自然没有成为他们成长的有效资源。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伦理价值理念的虚化。我曾经在《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一文中写到我老家的村里有位快九十的老婆婆听说还被媳妇推倒摔断了腿、又撮瞎了一只眼睛，别人还不能去看，她有几个儿子也都在相互的比对中各管自己，没有人去更多地关心。传统乡村文化价值已然瓦解，现代价值理念又无法真正深入，从而导致乡村生活伦理价值的虚化，利益本位、家族本位（实质上还是利益本位，以家族来维护个人的利益）成为乡村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实际上现代法制体系有没有可能解决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秩序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乡村教育问题的三个层面
目前乡村文化秩序遭遇的危机是多重的，综合起来，一是自然生态秩序的破坏，一是乡村文化秩序的瓦解，一是乡村公共生活的危机；一是乡村心态秩序的危机。这些问题的后果也许一时还看不出来，但只要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在眼下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乡村孩子们，他们正在失去乡村社会对他们生命的悉心地、整体的呵护，尽管他们在物质层面大都得到了更好的基本生活条件。但他们精神生活的贫困与从小就形成的生存的迷失也许会陪伴他们一生，而且还在继续蔓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条件的改善与学位的保障，尽管物质层面的问题同样非常关键。乡村教育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教育文化视野的敞开
作为文化主体的标志就是具备自我生存与生长的能力，成熟的文化主体意味着具备基本的自信，能坦然接受自我存在的现实，同时认清自己的不足，找到自我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能对不同文化保持开放的姿态，包容他者，在此基础上具备适当的整合外来文化资源的意识与能力，在创造新我的同时实现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实现自我文化内涵的充实与文化价值的提升。乡村文化的重建，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乡村文化的起码的自信，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存在的尊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发育乡村文化自身的增殖意识与能力。恢复乡村文化的自信其根本就是要给予村民社会个体置身乡村社会的基本存在的自信。
20多年前程琳演唱的《信天游》让人记忆犹新：“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大地留下我的梦/信天游带走我的情/天上星星一点点/思念到永远”。当乡村社会的一切建构着乡村少年年幼的生命世界的时候，乡村社会就与我们的一生发生了水乳交融的联系。
乡村文化的展开有三重内涵：一是乡村自然；一是乡村村民的自然生产与生存的方式，一是建立在乡村自然与村民自然生存方式之上的活动文化样式，包括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白话传统、民间文艺、民间体育形式、乡情。乡村文化孕育并传达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生命姿态和价值理念。乡村文化的核心正是这样一种生存的价值理念：善良、淳朴、亲情、基本善恶的分明等。
乡村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基本处于遮蔽状态，我们的电视充满的要么是富豪与小资生活，要么是天马行空的古装戏和武侠剧，还包括部分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真正显现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能切实引导当下村民生存姿态的影视作品十分少见。湖南卫视的“乡村发现”有较好的乡村文化意义，但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乡村视角不能仅仅是猎奇、新鲜，更重要的是引导、培育建设一种文化的理念，真实地显现乡村文化的内涵，但这本身也是很难的。
乡村在中小学教材中也基本上是缺席的，乡村社会只是作为宏大历史主题的点缀，乡村自身的价值在我们的教材中基本阙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行教材中就没有乡村文化显现的因素，只要用心发掘，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内容。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窦桂梅老师在上《村居》这首古诗时就上出了乡村文化的幽深滋味。“身居上饶老家的辛弃疾，原本‘居安思危’，可看到村居这一切，敏感的他，或者说，猛烈地撞击了他深层次的精神向往，他多么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到童年，像小儿那样无忧无虑，向壮年的大儿那样舒心地锄地一句话，像他们那样自由舒展、安心、安逸！学生的学习成了点石成金，理解了‘村居’就是‘安居’，安居就能乐业之后，带着‘安居乐业’一词中的‘居’字，于此情此景中产生了‘居危思安’的哲思——主题的解构由此进入更高的层次。”由“村居”到“安居”到“居危思安”，村居自身的文化意味被充分地显示出来。
给乡村少年一个美好的童年：乡村教育能有与应有的基本关切
在一个文化几近荒芜的环境中，乡村教育需要挺身而出，成为乡村少年置身文化荒漠之中的精神绿洲。基本出发点就是培养乡村少年的自信心，对自我作为乡村少年与对乡村文化本身应有的自信。2007年1月，我们去湖南宁乡县兰天坪乡中心小学调研，发现这里的老师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乡村文化破碎的境遇之中，他们尽力在给孩子们营造完整而美好的精神空间。从那里得到的几篇小学三年级学生作文，让我对乡村教育的文化关怀的路径有了略微清晰的思考，也增强了我对改善乡村教育的信心。
路径之二：引导孩子们去积极发现并感受乡村环境与生活中的美好。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句话对乡村社会同样适应。当我们避开功用化的思维方式，引导孩子们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发现、想象乡村世界，乡村世界美好的一面就自然会呈现出来。一位叫刘博毅的孩子这样写“家乡的羊肠小道”：“我的家乡到处都是羊肠小道，一条条小道互相连接着，像我们家乡的血脉。”“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家乡的小道到处都长出了花儿、草儿，还有刚发出的小草，到了夏天，花儿争着谁美丽，一个比一个开的艳，小朋友们玩的也正有劲，小道爷爷个个笑哈哈的，秋天花儿病得发黄，小道爷爷很伤心，但有菊花妹妹来安慰小道爷爷，冬天花儿们都进入了梦乡，那是梅花姐姐唱着动听的歌。”作文的最后一句是“长相忆，最忆家乡的小道。”家乡的小道就这样以美妙的精神联系和作者的生命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永恒的记忆。
路径之四：引导孩子们珍视个人乡村生活与成长的经历。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的资源，一个人不管出身何方，其成长经历无疑都是人生的重要资源，乡村少年也不例外。李宁同学写他学骑自行车的经历：“记得我在五岁那年，我曾经成功了！那年，我垂头丧气地倚坐在窗边，傻呆呆的看着清澈的河水，突然，我看见我的好伙伴——杨柳青在兴致勃勃的骑自行车。我莫名其妙的想：我都已经有五岁了，为什么妈妈还是不要我骑自行车呢于是，我兴冲冲地找到了妈妈，娇声娇气的对妈妈说：‘妈妈呀，我可不可以学骑自行车呢？’妈妈二话没说就拒绝了我：‘不行，不行。’‘我就是要学嘛。’我吵着说。经过我的苦苦哀求，妈妈终于答应教我了。妈妈先教我学会了踏车，然后再教我怎样坐稳，于是我按照妈妈的要求来做。每当我骑累了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有志者事竟成，别着急，慢慢来，我一定能成功的！’经过我刻苦的练习，我终于学会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五岁时候的成功喜悦可以不断地向后面传染，成为乡村孩子记忆中的感动。
路径之五，活化乡村少年的亲情，引导乡村少年珍爱那份朴实的乡村情感。有位学生写到乡村生活的这样一个细节：“只有邻居家的‘土锅’才能放下这‘巨大’的猪头，也只有‘土锅’才能炖出猪头的喜庆香味。”（《农村真的变了吗》《我是农民的儿女——乡土叙事文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除了乡村生活中的风土人物，乡村人伦之情同样是重要的成长资源。兰天坪小学的叶样红写“我想对爸爸说”：“爸爸，我想对你说的第一句话那就是：爸爸，您辛苦了！感谢多年来对女儿的关心和指导，你多年在广州打工，完全是为了我和弟弟，您辛苦了！您生活得比我们差，听妈妈说：您经常住在用布搭的棚子里睡，刮风时，您的棚子有可能都会吹倒。您有时在海上打钻，我提醒您要小心一点，有时一刮风，就会把船都吹翻。父爱深深，您做到了，我只能再深情地说一句：‘爸爸，您辛苦了!’”父亲生活的艰辛在这里自然地转化成了女儿成长的动力，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父女之间的真情联系，这在孩子的幼小心灵空间无疑是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乡村生活中确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只要引导适当，就可以转化成为乡村少年健全人格发育的重要资源。就目前而言，除了发掘乡土文化资源，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正视文化冲突中培育乡村少年的文化自信与生存自信，避免他们因人格的不成熟而误入歧途，树立他们正确的成长目标。目前出现的很多乡村问题少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这方面关系，让他们的人生过早地迷失在无根基的生存处境之中。
乡村教师：乡村教育的根本保障
乡村教育确实面临诸多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其中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那就是教师。人才是解决乡村教育的根本，只有优秀的、富于责任感的教师才能给置身荒漠化文化之中的乡村学校提供一片精神的绿洲。
对于乡村教师而言，一方面是留住现有教师，让他们安心从事乡村教育，同时又能不断进步，适应乡村教育的需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积极改善乡村学校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乡村教师的事业感，让他们找到作为乡村教师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找到事业感和人生的归属感；第三是教师的素质与乡村教师的培训问题，这里不仅仅是简单输入现代教育教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如何认识乡村教育的独特性与乡村教师的文化责任。我们目前的课程改革对乡村教师的培训更多地是让乡村教师去贴近现代的教育文化，而不是立足于他们所置身的文化，这其中是有偏颇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乡村教育到底需要怎样素质的师资。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乡村社会更需要的是学历并不一定高、但素质较高的教师，他们具有基本的乡村情感，他们能用心从事乡村教师，他们才真正是乡村教育值得信赖的薪火。中等师范的一刀切，实际上是截断了乡村教育师资的源头活水，所以，适当的保留、发展中等师范，采取必要的措施吸引比较优秀的乡村少年，一是给予学费上的优惠，免学费，还由政府提供适当的奖学金，二是提高师范教育水平，全面拓展师范生立足乡村社会所需要的文化意识和综合素养，三是改善乡村学校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这是一条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需要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路径。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富于爱心的师资，这是发展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文化，甚至实现整个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面对乡村教育问题：从小事做起
曾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题目叫“这条小鱼在乎”：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早晨，一名男子来到海边散步。他发现在海边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小鱼被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虽然大海近在咫尺。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被晒干而死的。男子继续朝前走着。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在每一个水洼旁弯下腰去——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好心劝道：“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哦？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小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也许，对于广阔的乡村社会而言，我们点滴的行动影响甚微，但对于我们的行动能改变的乡村少年个人而言，一就是一切，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没有理由不对乡村文化与教育抱持乐观的期待与良好的信心。对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而言，也许我们个人的努力终究只是蚍蜉撼大树，但也正是无数个人点滴努力的累积，推动着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根据县乡党委督查工作的目标要求，为深入了解茶店乡的乡村文化建设现状，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的对策与举措，我们先后深入文化服务中心、机关、学校、村组进行了调研。在各有关单位和村的大力支持配合下，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走访等方式，与文化工作者和农民群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茶店乡的乡村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认真详实的调查研究。现将有关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近年来，茶店乡的乡村文化建设事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文化部门的直接指导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进文化工程建设，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使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文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文化事业取得较大发展、文化产业后劲逐步增强。
一、茶店乡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现状
茶店布依族苗族彝族乡位于织金县城北面，地处织金、大方、黔西三县交界，距县城36公里，织毕公路从南到北横贯乡境，离贵毕高等级公路黄泥塘入口仅20余公里，也是纳雍至洪家渡至黔西的必经之路，全乡境内村村已通公路。全乡共辖21个村146个村民组8089户29996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2%。总面积106.2平方公里，有耕地21274亩，2008年粮食总产量10420吨，人均粮食347公斤，人均纯收入2168元。2008年乡财政年收入817.32余万元。境内吱嘎阿鲁湖湖面广阔，发展旅游业和农牧渔业的条件得天独厚，烟草业基础扎实，科技农业在全县名列前茅，是一个具有特色的生态农业大乡，也是一片急待开发的热土。的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标志性工程---国家投资49亿元的洪家渡水电站，就建在乡境内。
（一）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强
（二）文化系统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乡文化系统和学校、村在职文化工作人员24人。其中分管领导1人、业务干部23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13人，初级以上职称3人；建立了一支由20个民族青年人组成的红艳村民族歌舞表演队。
（三）公益性文化活动有序开展
乡文化系统开展活动的内容主要是配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县的安排，举
办科技推广、宣传教育和计划生育、禁毒等各类知识培训，利用重大节日，开展和积极参加文艺表演活动。积极组织参加县和兄弟乡镇开展的各类文娱文体赛事活动我乡近年来连续获得县的两次歌咏文艺表演赛一等奖和三等奖的奖项。充分发挥多彩的民族文化优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红艳布依族六月六对歌节”和“海马苗族花坡节”。进一步宣传茶店的民族文化风情和旅游资源。积极组织群众观看“一村每月一场电影”，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从财力上积极支持学校、工、青、妇、老龄开展各类文娱文体活动，繁荣发展农村文化艺术，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文化市场管理正在强化
为进一步推动全乡文化市场安全、规范学校周边环境文化、娱乐等场所的经营秩序，努力为学校营造良好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乡党委政府领导组织参加了两次文化市场安全和校园周边环境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通过检查，严格要求经营户禁止未成年人入内，不准进行色情，淫秽表演、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活动，一旦发现坚决取缔，并追究刑事责任。对不合法的网吧、游戏室做了停业整顿，在手续证件未办齐之前，一律不准营业，一旦发现坚决没收设备并加以处罚，进一步地规范净化了乡文化市场，确保社会和学校校园的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了师生的安全，增强了社会各界对校园安全的参与意识，促进了青少年的教育健康发展。
（五）广播电视工作全面发展
1、为乡村召开各种大小会议服务48场次。
2、为全乡农户调整修复广播电视接收机4000余台次。
3、2008年安装了28套广播电视“村村通”，覆盖三个村148户。2009年县计划安装1000余套。
（六）文化宣传大力加强
1、创建乡党委机关刊物《当代茶店》，加大茶店乡文化传播力度，推出艺术精品，推动文化形式创新。
2、筹建“茶店乡文联”,繁荣茶店乡文艺宣传事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社会促进艺术活动蓬勃开展。
4、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实施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大力挖掘和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乡土文化，突出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在校园、单位、乡村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支持开展民间民族民俗文化活动，自演自娱，多培育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
5、正在建设安装全乡21个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均配备了电脑、电视、显示屏、播放机等整套设备。
二、茶店乡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茶店乡的文化建设事业尽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与人民群众求知求乐求美的强烈愿望相比、与人民群众对文化工作的新期待相比还很不适应。特别是对于茶店这些边远落后的乡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文化产品和服务还不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已成为我们宣传文化战线的一项迫切的工作任务。
（一）乡文化工作管理体制不顺，缺乏活力。农村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体制性障碍。乡文化站由乡政府负责管理，县文化主管部门仅对其行使业务指导职能，这种体制，一是乡镇干部少，文化站干部常年承担行政工作任务，难有精力组织文化活动。二是其他部门干部职工难以调配使用，造成文化站人员不能流动，缺乏活力。三是文化建设管理不是十分到位。
（二）乡文化设施落后，阵地萎缩。文化场地建设滞后，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辐射功能差，缺乏设施器材和图书资料，加之管理不善，沦为“空壳文化站”。
（三）乡文化队伍素质偏低，人才匮乏。文化站工作人员专业知识趋于老化，知识面偏窄，思想观念较为陈旧。近年来，调进或分配的新增人员大多不是专业人员，文化站工作人员难以评上专业技术职称。没有一支专业的文艺演出队伍，每开展一次活动非常艰难。
（四）文化设施少、资金投入不足。国务院有关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每年对文化事业拨款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当年财政预算增长幅度的1－2个百分点”。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还未达到要求。
（五）文化活动形式单调，内容陈旧，群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文化活动方式过于简单，内容缺乏创新，往往仅限于逢年过节办几次歌咏比赛演出或举办一些广场文化活动，而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一些封建落后的观念在广大农村时有抬头，“占卦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仍有市场。多数老百姓还处于从温饱向小康的过渡阶段，所以群众自发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不够，文化活动开展难度大。
（六）文化站人员工资由于受职称不能正常评定的影响、待遇偏低，因而工作积极性不高
三、对茶店进一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精神需要，要求我们要把乡村文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得力的措施、更具体的办法促进乡村文化大发展。
（一）要制订乡村文化事业发展规划
作为一个乡镇，要依托自己的文化资源特色优势，结合实际定好位，做好文化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应重点考虑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应重点考虑文化活动场馆、文化长廊的布局、图书阅览场馆的阵地建设；重点考虑文化人才队伍的培养；重点考虑人民对文化体育健身等的迫切需求来全面规划。
（二）要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乡村文化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工程建设进程。要切实把文化投入纳入财政预算，在工作活动经费上给予有力保障。只有认识到位了，工作才能到位。
（三）要调整理顺乡村文化管理体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主要责任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县（市）区文化局是政府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文化站是基层全民事业单位。建议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乡镇文化站实行定向管理，定编、定岗、定员。建议核定编制数3人，即站长1名，业务人员2名。只有组织上给予了人员的保障，才能保证文化事业有人干。
（四）要加强文化服务网络和阵地建设
（五）要挖掘整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茶店乡是一个以布依族、苗族、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乡，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民族民间文化多姿多彩。要着力提升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加强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能力，把原生态民族文化、乡土文化打造好、包装好，发挥优势、突出特色。要跟上时代步伐，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民族文化建设，实现民族文化氛围更加融洽和谐，民族文化创新更加积极活跃，民族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形成文化领域团结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六）要建设培养一支稳定的乡村文化工作队伍
要根据农村文化发展的特点，注意发现和重用一些音乐、舞蹈、体育健身、美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着力培养一支热心农村文化事业、对农民有深厚感情、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文化工作队伍，使农村文化事业有人管、有人做。充分发挥农民在文化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农村文化积极分子和文化能人，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