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第一节爱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最稳定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舍身为国者荣，卖国求荣者耻，一直都是国人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经过数千年的沉淀，特别是百年来反帝自强斗争的洗礼，爱国主义已然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
爱国主义是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支撑关系的学说，也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感性认同，表现为个人生活方式中的一系列选择。国家通过历史文化、生活保障、安全环境等多种渠道支撑起个人生活的意义与条件。但这些支撑在日常生活中过于稳定，以至于只有在这些支撑崩溃的时候，众多个人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才体会得到这些支撑的可贵。中国人民将历史上反复取得的这种经验积累为爱国主义的学说与感情，并将之上升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形成了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进而塑造了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爱国主义需要中国公民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福祉整合进自己个人价值的内容系统。个人价值的内容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甚至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精神愉悦与知识追求，而必须超越个体的利益，将个人价值与更多人的幸福联系起来。否则，个人价值的内容就过于孱弱和单薄，就容易脆折以至断裂。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不和其他人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就始终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许，反过来便让个人价值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个人承担了他人福利提高的成本之后，社会才会给予个人价值以充分的肯定。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公民资格的给予单位，从而使得一个国家的公民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现实，让公民人生意义中改善他人生活这一方面具有了历史赋予的范围，那就是民族国家的范围。当一个中国公民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福利的增进对接起来之后，他将既不会因为个人命运的暂时挫折而过分失望，也不会因为个人事业的阶段成功而过度骄傲，而且社会也会因为他对社会中其他公民的贡献而给予他充分的肯定。
爱国主义还要求中国公民充分肯定自己国家发展的成就，自信有本国特色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否定自己国家的进步和成就，对有本民族特点的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缺乏信心，必然会动摇对自己国家前途的自信，否定自己对民族的感情，从而走向爱国主义的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这样的发展和成就，既不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产物，也不是全盘西化、移植资本主义的理论、道路与制度的结果，而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当西方都已经注意到借鉴中国发展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如果还以西方社会的现状为标准来评判自己，便谈不上任何的民族自信，也谈不上真正的爱国主义。
爱国的原因
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经验性地得到了必须将爱国主义作为自己民族精神核心的结论。甚至许多历史不及中国悠久、地域不及中国辽阔、文化不及中国灿烂的民族，也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各个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正在于爱国有着多方面现实的原因。把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加以归纳，可以分成三类，即基于个人视角的原因、基于阶级视角的原因以及基于国家视角的原因。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公民也需要爱国。首先，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源自于本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古代国家的合法性源自神话或神授，而现代国家的特点则是以成员的心理认同为基础。如果公民失去对国家的认同和感情，那么一方面国家将必须使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而不能用文化力量来凝聚公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导致国家合法性的危机，而近现代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重建这种国家合法性的过程将极为漫长，代价将极为高昂。其次，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需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深度整合才能够完成。而这些资源，无论是经济的还是人力的，都分散在为数众多的国民之中。在公民缺乏对国家的感情的时候，动员这些资源将是极其困难以至于不可能的。一旦丧失了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以及与这种认同和支持相匹配的资源，工业化和现代化注定就难以为继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的落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从空想沦为了空想。动员国内公民力量以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也离不开公民层面的爱国主义。
爱国精神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多数青年认同爱国主义，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质疑乃至反对爱国主义，另一类则是极端民族主义。
与自由主义质疑乃至否定爱国主义相反，极端民族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端民族主义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民族分离主义，另一种是非理性爱国主义。
非理性爱国主义则把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行了无限扩张和想象，而堕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看法认为，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什么都可以干；只要把某种做法与国家利益挂钩，那这种做法就具备了合法性。非理性爱国主义者或狭隘民族主义者没有想到，如果将所谓“民族利益”和”爱国行动“泛化，它们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把”民族利益“理解为旧式帝国主义的殖民与扩张，就会主张争夺海外势力范围，以及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但只要走上了这条道路，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对抗就无法避免，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也将不复存在。如果说与军事弱国的竞争还有可能取得些许成果的话，与军事强国的碰撞将极具风险，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发展成果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爱国行动“理解为在中国排斥外国人，打砸国外商品，则会在影响中国开放姿态的同时，破坏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而国际开放的格局和国内改革的环境遭到干扰，回过头来自然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影响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因此，在爱国主义的主流中也要排除非理性爱国主义的干扰。
面对爱国主义主流中的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不能坐视不管。首先，要直面问题，正视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甚至要估计到其中某些理论泛滥起来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重视这些对民族国家认同破坏力极大的思潮的影响。其次，要勇于面对，敢于与它们正面交锋。很大程度上，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对爱国主义的主流产生的影响，原因就在于没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让公民辨别，形成了错误观点的一言堂。实际上，真理愈辩愈明，这些错误观点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后，还要加强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正面教育，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告诉每一公民，不但要爱自己的祖国，而且要爱得正大光明、理直气壮。
第二节敬业：职业道德的灵魂
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讲人成长时要“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认为青年学习要达到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学会敬业。时至今日，在当代社会，热爱与敬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职业道德的灵魂，是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
1、敬业的内涵
爱岗敬业体现的是公民热爱、珍视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勤勉努力，尽职尽责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社会的保存和发展，都是以其成员勤奋工作、创造价值为前提的。因此所有生气蓬勃的社会，都把敬业作为核心价值加以强调，将之作为对自己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敬业精神的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热爱、勤勉和克制。
敬业须热爱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和所投身的事业，是敬业精神的前提。只有当公民把工作当作自己珍视的领域，视为自己价值得以表达的所在时，他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精力与体力的投入，才有可能克制自己放松懒惰的想法，才有可能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也只有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热爱自己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核心价值时，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才能够得以保持乃至发展，社会才能够进步。如果公民像厌恶疾病一样厌恶自己的工作，那么他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工作中的劳动付出，就会在快乐的时候不工作，工作的时候不快乐，就会迅速满足于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成果。假使社会的多数公民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感情，麻木不仁甚至避之不及，那么社会的经济生活就会发生停滞以至倒退。个人和社会的成功，都有赖于公民努力的工作，而这又是以公民热爱自己的工作为基础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是敬业首要的内涵。
2、敬业的原因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人们经常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但为什么要敬业呢？敷衍工作、玩忽职守不是让人更舒服吗？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著名演讲《敬业与乐业》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业有什么好敬的呢？为什么可敬呢？”这位思想家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人不仅为了生活而工作，也为了工作而生活；第二，任何职业都有神圣性。其实，除了梁启超之外，很多人也对为什么要敬业的问题提供了其它的答案。把这些对敬业原因的回答总结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方面的原因，二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3、敬业精神的现状、症结与对策
2013年的年底，盖洛普公司公布了其2011-2012年对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敬业比例只有6%，远低于13%的世界平均水平。该调查的范围包括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通过被调查者回答的12个问题的答案不同，调查将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分为敬业、漠不关心和消极怠工三种类型。调查显示，中国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在各行各业和各种教育水平中，都是一样的。比如7%的本科学历员工敬业，和5%的小学教育程度以下的员工敬业，两者差不多。即便是在高技术员工和管理者中，他们的敬业程度也很低，在8%左右。更甚者，在销售和服务类员工中，只有4%的员工真正积极投入。文秘和办公室员工的敬业程度最低，仅为3%。另外，中国员工只有一半左右认为其现在的工作是理想的职业。从绝对水平上来讲，绝大多数中国公民都做不到敬业，而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漠不关心甚至有意地消极怠工；从相对水平上来讲，中国公民敬业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与美国公民30%的敬业比例更是相差甚远。可见，无论是从绝对水平来说，还是从相对水平来讲，中国公民敬业精神的现状都不容乐观。
面对敬业精神失落的问题，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对策。针对客观的体制原因，要有深化的改革。只有让公民感受到不劳而获的情况进一步减少时，公民勤勉敬业的美德才会得到增进。当中国公民爱岗敬业的收获高于其它国家，而投机钻营的现象由于遭到打击而几近绝迹的时候，我们的敬业精神也会便会拥有比其它国家更好的土壤。针对主观的思想原因，要加强公民素质教育，形成劳动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风气，把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的社会风气再扭转过来。主流舆论要有明确的态度，对以奢靡享受为荣的现象要立场鲜明地加以抨击和批判，对敬业爱岗、勤勉努力的典型要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和宣传。形成了敬业精神普及的现实条件的同时，将敬业精神铭刻在公民的头脑里，敬业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公民的普遍具备的道德品质。
第三节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第四节友善：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现代公民社会与传统宗法社会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现代公民社会中的成员在与他人的交往上突破了宗法社会成员所受到的血缘限制，开始拥有较大的公共空间与他人互动。友善的公民关系推动了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友善也成为公民的核心价值规范之一。
友善的内涵
“友”在甲骨文中像两只手，象征着朋友之间的援手，因此其本意是帮助。“善”由一个羊和一个言组成；羊是吉祥的代表，言是讲话，因此其本意是吉祥的话语。两者结合起来，直接的意思就是像朋友一样善良，寓意是互相帮助和互相祝福。互相帮助意味着在其它人处于困境时要助人为乐，互相祝福意味着在其它人不需要自己帮助时心态良好。具体来说，友善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待人如已、待人宽厚与助人为乐等四个基本方面。
友善首先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这是友善的前提。朋友之善就意味着，这种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关系不是发生在不同等级的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平等的人之间。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高，那么这种关系就是逢迎和依附，而不是友善；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低，那么这种关系就是恩赐，也不是友善。现代公民社会的特点，是人和人在政治上的差别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都是社会平等的成员，因此都是公民。公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由于其平等的前提，自然是友善之举，而非逢迎与恩赐了。若是对富贵之人曲意奉承、有心巴结，对贫贱之人冷眼相对、拒绝来往，便是势利小人缺乏公民平等意识的表现，和友善无关了。要做到友善，首先便要待人平等。
友善还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如已，这是友善的重要方法。人从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需要出发，不会对处于困境的自己无动于衷，也不会对自己恶意加害。如果人能够把对待自己的这种态度扩及他人，无疑能够做到扶危济困、善以待人。待人如已，从消极的方式来说，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限制，不要将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待人如已，从积极的方式来说，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激发，将自己想做到的和想得到的促进和给予他人，成人之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友善需要公民待人宽厚，这是友善的重要要求。友善不仅需要在与他人趣味相投、关系良好时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不同甚至小有过失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容人之过。人的脾气性格难免不同，兴趣爱好常有差别，甚至利益还会时常冲突，有时感到他人冒犯也就相当正常了。如果这时针锋相对，就谈不上真正的友善；只有化干戈为玉帛，才能表现出友善的价值来。中国传统文化就非常强调宽厚的美德，提出应该“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现代公民社会中公共空间比较起传统社会来肯定是更大了，进入社会交往范围的人也更多，因此更加显得人与人之间性格各异、看法悬殊、智愚不等，宽厚待人对于构造和谐的社会公共空间来说也更加重要。当然，宽厚不等于盲目迁就，更不等于姑息养奸，对于社会败类仍然应该嫉恶如仇，而不应该将之纳入友善的范围。
友善还要能够做到助人为乐，这是友善的直接表现。友的最初意思便是互相帮助，这是善意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表达。爱自己、爱家人都不难，难的是对不那么熟悉的人也能够伸出援手；发出善良的意愿、讲出祝福的话语也不难，难的是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友善并不是要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去关心他人，而只是要求公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且往往只是自己举手之劳，却能够给别人帮上大忙。他人之所以感受不到友善，绝对不是因为过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是因为期望微薄之力却不见行动。正如孔子所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只要做到了助人为乐，就一定能够让其它公民感受到友善。
友善的原因
公民社会的基点，不在于与传统社会重合的那部分家庭伦理关系，而在于社会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和逐步扩大，提供了人本质的另外一种维度。而这个公共空间的氛围怎么样，取决于友善的价值是否能够与工具理性共存。当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之后，每一个公民都将能够获益。因此，总结起来说，友善的原因至少基于三个方面：它是人的本质的要求，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也是每个公民都能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
友善是人的本质的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抽象物，而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如何，他的本质就怎么样。在前现代社会，人作为家庭血缘共同体的一部分，其本质不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家庭血缘的情况，虽然这种家庭血缘的情况也是受到社会总体状况的影响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交往关系开始逐渐地突破家族的范围，开辟出社会的公共空间来。这个空间越是成长，在人的交往关系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人的本质就越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这个公共空间实际上又是由个别公民的总和所构成，因此每个公民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着总体的状况。人的本质需要良好的公共空间，因此需要每个公民都以友善的方式来进入这个空间。
友善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相应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是相伴随的，相应地兴起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甚至由于工具理性推崇的效率挤压了人的自由空间，由于其支持的个人理性计算明确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对立，它不是促进而是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工具理性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面对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正确的出路不是退回到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中去，而是对之加以平衡和限制。在这里，就显示出了友善的价值。友善首先可以抵消工具理性的消极影响，给冷冰冰的效率原则加上了人情味。虽然重视效率，但也需要在此之外考虑公民之间的尊重和感情。其次，友善还可以限制工具理性的作用范围，将之控制在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某些领域之内，而不至任之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在工具理性被平衡和限制之后，效率和利益的强调得到了控制，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过分紧张，润滑后的社会达到了和谐。
友善也是每个公民都能够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人的生活由多方面的条件共同组成；其中有些条件自己解决起来很困难，很对其它公民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例如摔倒的老人，自己站起来或去医院非常难，对其它公民来说扶一下却很容易。但谁家没有老人？谁自己又不会步入老年呢？当人们能够互相之间友善关爱的话，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帮助。墨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兼相利”的角度对这种互助导致互利的氛围进行了说明。他分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墨子看来，只要有人首先做出了友善之举，那么他就能够影响到社会氛围，并促使其它人像他那样做，结果是大家都从中获益。
可见，基于人的本质的要求，基于社会和谐的需要，也基于良好社会氛围的要求，必须提倡友善这一核心价值。
友善精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友善首先不是一个伦理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实践问题。当你在公交车上与人发生碰撞时，你和他人是能够心平气和、互相体谅呢，还是最终发展为一场口角？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打听方向时，被询问的人是热情帮助，还是冷眼旁观？当老人摔倒在路边的时候，路人是赶紧扶起，还是扬长而去可能每个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都不一样，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总体面貌良好，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情况不容乐观。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本身，就说明了友善精神的普及仍然具有提高的空间。
当前有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对友善精神患有三症。一是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二是社会和谐建构上的便车症，三是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
社会和谐上的便车症，指的是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中的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既然有利于每一个人，就应该由大家共同来负责。但是，却有人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只需要享受和谐社会中良好人际关系的成果，而不愿意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他的想法是，别人做了友善的事，我都还不一定做呢，更不要说别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也有人会把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认为公共空间的事情，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做就可以了，作为公民个人我是可以不付出成本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友善的责任挪到别人头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政府可以包办友善精神普及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在是否搭便车的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结果就会是全体公民都没有愉悦感地生活在僵化的社会关系中。
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担心自己帮助的人将他受困的原因推到自己身上。例如，摔倒的老人经常无人问津，主要的原因就是路人担心自己被诬陷为撞倒老人的肇事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助人为乐的结果，应该是被助者至少要对施以援手的人表示感谢；友善的公民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回报，但却在精神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如果非但没有感激，还要承担全部的结果，那么还要求公民助人为乐，就是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了。这种愿意助人为乐却心理恐惧、行动犹豫的病症，根源在于三方面：一是医疗保障的缺乏，使得摔倒的老人有很强的动力去恩将仇报；二是法制的不建全，个别法官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就采取折衷主义的策略，各打五十大板，让被诬蔑的助人为乐的公民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三是道德教育的缺失，没有让公民有足够的道德感去打消甚至不要产生这样恶劣的想法。
面对公民在友善方面的这“三症”，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加以治疗。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严惩寻衅滋事和敲诈欺骗行为，鼓励助人为乐的典型人物事迹，让公民怀德畏法，有心向善。其次，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要让公民个人承担无穷大的风险，要让公民有待人友善、涌泉报滴水之恩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受到生活困顿的威胁做出让人唏嘘的选择。再次，要建全法制，明察秋毫，不能做出无原则的裁决。原来和了稀泥的案子也要重查纠正，不能冤枉哪怕一个好人。最后，还要加强友善教育，让之限制私欲的无限发展，抗衡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主动承担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