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启发，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Muthesius）规避繁冗的装饰追求，大力主张“典型样式”，号召将最高标准的设计纳入大规模生产，而大规模生产秉持在其所开发的生产线及装配线上，以既定的程序生产大量标准化产品，德意志制造联盟对此功不可没。与此相对，亨利·凡·德·威尔德（HenryvandeVelde）则主张设计个性与审美自由，站在“标准化”的对立面与穆特修斯展开论战。最终，时代所趋与历史诉求给出了评断，批量化、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决定了设计的走向。在此基础之上，彼得·贝伦斯（PeterBehrens）更注重设计的时代精神，并换位于消费者与使用者的视角，在冰冷的工业生产注入了人文关怀。
二、艺术与技术——设计思维的秩序
德国设计所秉持的功能主义是基于理性思维的民族审美倾向，一方面在设计实践中竭力杜绝越过功能主义边界的幻想，一方面对设计本身进行着先锋尝试与锐意探索。包豪斯在秉持工业化发展的前提下认可并扶植传统手工艺，并将教学实践与工坊模式有机结合，既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对立，又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相互成全的平衡。
比利时设计师亨利·凡·德·威尔德虽然没能在标准化论战中扬眉吐气，但他仍是德国设计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角色，在德意志制造联盟成立的前一年便建立了颇具前瞻性与实验性的魏玛工艺美术学校，力求联合艺术群体与生产机构的设计理想，同时这也成为包豪斯的前身之一，甚至决定了包豪斯建立初期的教育观念。1919年创立的包豪斯学校，在其短短十余年的设计教育实践中所建构的现代设计理论与设计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在此，笔者将绕过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的《包豪斯宣言》、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的“机械美学”甚至密斯·凡·德罗（LudwigMiesVanderRohe）的“少即是多”，在真正的形式探索范畴，特立独行的保罗·克利（PaulKlee）与学养深厚的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sky）功不可没，并同施莱默（OskarSchlemmer）一同坚守至相对激进的“迈耶时期”（HansMeyerPeriod）。
《包豪斯宣言》封面“大教堂”
利奥尼·费宁格（LyonelFeininger,1871－1956)
木刻版画
包豪斯所秉持的设计创新和简洁形式、日用设计的合理性和功能性，以及大规模生产与艺术精神相协调的理念，在包豪斯成立之前，便已有所发展。再次回溯至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锋人物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他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便是主张艺术应该以满足社会需要为诉求，不应该区分形式和功能。被称之为“国际风格”的包豪斯风格实则借鉴了威廉·莫里斯的观点，追求功能与形式的和谐以及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奠基了德国功能主义设计思维的秩序。
三、市场与体制——日用消费的交织
在特殊的历史阶段，“联邦德国”（西德）与“民主德国”（东德）由于文化的同源性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现实差异性，演化出两条错综羁绊的发展路径，即本展主题“交织的轨迹”。
本展呈现的300余件展品涵盖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室内设计、首饰设计和染织工艺等诸多门类甚至设计学科所能涉猎的几乎全部领域，旨在通过特定历史时期造就并留存至今的东西德设计实物，客观呈现德国设计的阶段性发展成果，并揭示在不同文化视角与艺术观念之下催生的东西德设计谱系。
“东德”视觉墙
历史语境下创造的东西德设计对谈错落于叙事空间，显而易见的区隔与模棱两可的混淆呼应着展陈的文化特性。西德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为设计的崛起厚植沃土，东德的客观现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进程，但二者都积极致力于促进设计发展，战前坚实的设计理论基础与实践成果延续至战后，渗透于东西德设计的血脉。奉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东德”与立足市场经济体制的“西德”尽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路径分岔，但提升大众生活品质则是共通的、更为切实的发展追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与工作难舍难分，设计立足于人的基本需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活超越了工作，设计着眼于人的进阶欲望。
维特拉设计博物馆藏
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到流行文化和艺术思潮的影响，东西德设计一反常态设计出现了各式色彩明快的塑料制品，令人联想起埃托·索特萨斯等明星设计师引领的意大利反主流设计以及“孟菲斯”产品，呈现了特定阶段的短暂放飞。之于西德设计产品而言，激增的购买欲成全了民众对现代主义生活的想象，也成全了人本身的身心管控与欲求释放。这样的发展历程并非单纯缘于生活需求与精神追求之别，而是从时代发展的视角，揭示了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冲击之下，设计的地位波动与消费觉醒。
克劳斯·库尼斯
浇水壶
1959年东德
国营齐陶玻璃首饰商店生产
聚苯乙烯
东德设计仓库、理查德·安格收藏
然而，东西德的统一绝非单纯的欢快愿景，稳定性与适应性之于民生、之于设计而言更为切实。冷峻的功能主义与平易的人文关怀交织并行，计划体制的价值序列坚不可摧，意欲奠基日用设计的城堡，不过是可操作性较强的路径探索。对部分德国民众而言，“再统一”象征着虚无缥缈而又触手可及的自由度与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设计美学和文化转向的新契机。
四、科学与系统——实践理性的边界
设计在德国战后恢复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性在幻想与神话构建的边界悬停，基于理性的精神超越未能打造真正的设计乌托邦，功能主义不过是民族审美的抉择。在体系化的思维与系统化的设计中，限定与自律克服着日常生活的杂芜，极简的设计灵魂撕裂了入侵日常生活的冠冕堂皇与华而不实。1953年诞生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则从真正意义上构建了“系统设计”，成就了科学化思维与日用化设计的完美融合，实现了设计生活化与生活设计化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