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像其他的功能一样不进则退。译者就像海绵一样，要不断地去吸收。”
在美国读了一年研究生后，张芸放弃了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学术道路。但是离开学校后，张芸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知道一定要做跟文学有关的事情。此后几年，她过上了“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主题”的生活：成日读书，做一个饕餮的读者。
报考大学时，张芸心中最理想的专业和学校是北大中文系。但是那一年北大中文系在浙江省的招生名额只有一两个，张芸觉得自己的成绩没那么保险。不学中文学什么呢？她觉得语言和文学总是想通了，索性选一门语言作为专业，况且她那时候“对学外语有一种盲目的兴趣，觉得多懂一门语言好像挺得意的”。中学学过了英语，那么大学里就学德语吧，就这样，张芸成了北大德语系的一名学生。
四年本科结束后，张芸来到美国进修德国专业研究生，但是逐渐地她却发现自己离一开始想学的东西越来越远了。美国的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院更注意的是哲学和文化理论，张芸跟着课程读了很多康德、黑格尔，反而几乎不再阅读文学作品。在美国读文学文本的是创意写作专业，而张芸所学的专业，走的是上读完研究生读博士，选定一个方向持续钻研下去的学术道路。“我对文学的兴趣更泛一些，看到一个作家觉得新奇都会想去了解，没有办法非常集中在某一方面，这对我而言太枯燥了。”读了一年研究生之后，张芸选择放弃了学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下了贼船”。
最初张芸的博客写得很随意，零零散散的心得，随心而发的感触，就像她自己所说，“在网上看到别的blog，会觉得自己的这个blog乱七八糟的，没有标题，也看不出每篇的主题，什么都没有，只有乱七八糟的文字，有点像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明确的主题，没有特别要去奋斗的目标，只有一种懒懒散散的enjoy。”张芸“享受”着与书为伴的生活，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自己想要的方向。
懒懒散散地写了两三年，张芸逐渐从阅读中文书为主，到大量阅读英文原版书。她的读书笔记也渐渐成型，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和写法。在朋友的介绍下，张芸开始为国内的杂志撰稿，在诸如《优雅》、《南都周刊》、《书城》这些杂志上，介绍国外的作家、原版书和文坛动态。博客的访客也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国内许多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
经一位杂志编辑的介绍，张芸认识了当时还在九久读书人工作的彭伦。彭伦是外国文学工作室的编辑，除了策划引进外国文学作品，自己也进行文学翻译。彭伦先前就看过张芸的博客，知道她生活在美国加州北部，当时彭伦手里有一本迈克尔·翁达杰的《遥望》，故事就发生在加州北部。张芸刚好想尝试翻译，彭伦就把这本书交给了她。
说不上来是哪一刻张芸萌生想要翻译的念头的，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她一直迷恋这个过程。大学课堂上有过一些德语的翻译练习，她也兼职做过一些商业方面的翻译。刚到美国上大学时，张芸的英语还不是很好，但她主动接了一个把生物系的德语文献翻译成英语的任务，“当时胆子很大的，那时英语其实很糟糕，竟然敢接，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吧”。
接下《遥望》这本书的翻译，张芸说自己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翁达杰的小说并不好读，充满了诗意，因而也有些晦涩，张芸第一次读完英文版，还有点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彭伦让张芸先试译了3000字，然后帮她修改了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张芸觉得自己当时试译得蛮糟的，但她还是得到了最终的翻译机会。
翻译第一本书给张芸的感受是“痛并快乐着”。翁达杰的语言比较“硬”，翻译过来容易显得生涩，甚至诘屈聱牙。彭伦帮张芸修改了一部分后，说了一句话，让张芸感到至今都受用：“翻译就是把英文的意思看懂了，然后用中文说出来。”这句话仿佛让张芸开了窍，她才意识到摆脱亦步亦趋地跟随原文语句之后，很多对应的中文日常用语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如今翻译时，她还会经常想到这最简单的一句话。
“快乐”来自于小说自身的魅力。《遥望》三分之二的故事设置在加州北部，那是六年来张芸一直居住的地方，书中许多熟悉的地名，打开了张芸脑中一个个记忆的匣子。旧金山街头的咖啡馆，加州中部广袤的大平原，葱葱郁郁的内华达山脉，淘金留下的荒凉鬼镇……翻译时张芸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其中。译完初稿，张芸才觉得自己真正走进了这部小说。“翁达杰奇妙的文学魅力给人的震撼和冲击，不是惊涛骇浪，却如涓涓潺流，渗透到心里，无法忘怀”，张芸在译后记中写道，“《遥望》对我而言是一个探索不尽的迷宫，虽然曾经逐字逐句把它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但它的神秘感从未因此消失或减少。”
因为身在美国，张芸经常有机会见到自己翻译作品的原作者，有时这些作者会到张芸居住的城市宣传新书、举办讲座，国内的一些杂志和出版社还会邀请张芸去做作者访谈。
翻译科伦·麦凯恩的《舞者》时，麦凯恩正好到洛杉矶做一场读书活动。听完麦凯恩的演讲后，张芸拿着书排队找他签名。张芸告诉他：“我正在把你的《舞者》翻译成中文。”麦凯恩当即把自己的电邮写在纸条上，贴在了张芸找他签名的书上：“翻译时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就这样，张芸开始和麦凯恩在邮件上交流。
“麦凯恩是一个很信任译者而且给译者很多翻译空间的作者。”面对张芸在翻译中的疑问，麦凯恩通常会解释自己的文字，但他会强调语言的节奏更重要，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依照原文，只要翻译出文字的节奏和气韵。张芸说，这方面米兰·昆德拉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对译者要求极其严格，甚至一个标点都不能改。“麦凯恩会无条件地信任你的翻译，但是作为一个译者碰到这样的作者无形中会有另外一种压力，他既然这么信任你，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2009年，张芸读到科尔姆·托宾的新作《布鲁克林》，喜欢上了这位爱尔兰作家。在博客上张芸谈到这部作品，“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细节，用自然朴素的语言，诠释出细腻的情感和微妙的处境，文笔优雅恬淡，内敛含蓄。”这本书的中文版面世前，张芸邮件采访了托宾。不久，托宾到中国参加活动，张芸刚好回国，在香港遇到了托宾，然后作为他的讲座翻译，陪着托宾来到广州和深圳。
张芸翻译的都是当代的英语文学，它们更没有距离感，但也更缺乏认可度。读者更信任那些已经进入经典行列的作家，对还在世的作家了解有限。张芸相信像迈克尔·翁达杰、科伦·麦凯恩这样的作家，虽然在世，但一定有成为经典的潜质，甚至已经是经典作家了。“这也就是需要翻译的地方吧，因为我们不能只读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些英美文学，也需要读当代的英美文学，所以才需要翻译的工作，然后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除了英美，英语世界很多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也不乏珍宝。张芸心仪很多爱尔兰作家，也翻译过很多，她觉得爱尔兰文学“很安静，很日常，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又有一些复杂的、暧昧的东西，百转千回，会很打动你。”但爱尔兰文学比起英美文学来说出版更少，更为小众。“慢慢来吧。”张芸说。
张芸翻译的书很少有一夜走红的畅销书，但她自己不太留意书的销量。“做文学都是很清苦的。”翻译的稿酬不如给杂志写稿，但写一篇稿子，大家读过后一两个星期就忘记了，一本书翻译完会一直存在下去。“只要这本书本身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然后你的翻译又是好的翻译，这本书它就会存在下去。”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一位翻译家是谁？
张芸：就说我读得比较多的吧，因为我只懂英语，德语能读一点，别的语言的书我就要去读中译本，我很喜欢的法语译者是袁筱一老师，只要是她翻译的书，基本上我看到的话都会去读。还有意大利语译者沈萼梅老师，她翻译了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塔布齐等人的书，我读了也很喜欢。但是其他英美方面的因为我读中译本比较少，也不太了解，所以也说不上来。
界面文化：你觉得翻译是侧重直译还是意译比较好？
张芸：我觉得没有绝对的直译和意译，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有一点像走钢丝，要让翻译做到既忠实原文意思，同时又要让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领会到这个意思，而且能够流畅地阅读的，不会给他们的阅读造成困难和障碍。
界面文化：现在你最想翻译的作品是什么？
界面文化：当一部译作出版之后，是否会担心有人来挑错？
张芸：倒不至于担心吧，因为如果真的是自己看走眼了，或者疏忽、粗心大意的地方，帮你挑出来，如果以后重版就可以改过来，这是好事情。我觉得挑错是为了把这本书变得更好，而不是去伤害这本书。翻译是一个很细致的事情，总是难免会有疏忽的地方，一本翻译的书也要经过编辑审稿，一遍一遍地过，但是即使这样过了很多遍，也可能有疏漏的地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些挑错只是因为这样一两个疏漏而去否定这本书的话，这样子就伤害了一本书。当然我们希望把这本书做到完美，所以说挑出来的错以后经过重版可以把它更正过来，那就是好事。
在英语里有一个谚语叫“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该乱扔石头”，我记得村上春树把这句话改了一改，他说“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知道不能乱扔石头”，因为村上春树自己也做翻译，就是说做翻译的人就相当于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知道不能乱扔石头。其实我以前在读翻译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句话译得不对，译得不好，或者怎么译得那么生涩、那么僵硬，可能自己做了翻译之后会发现这里面的难处和甘苦，这也是我做了翻译之后的一个态度上的变化。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元的稿费？
张芸：这个我觉得没有一定的说法，要看译者和出版社之间的协商，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吧。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稿酬是多少才合理呢？
张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知道翻译稿酬很低，但我不了解一本书的成本、售价，还有这中间的盈利，所以我不能妄言到底稿费要多少才是合适，只能说翻译稿费确实很低。我相信要靠翻译去维生可能很难，这就是一个现状，只能说译者尽量坚持，保证自己有一定的稿酬和自己的利益吧，但是首先译者得有好的翻译，才能去跟出版社谈。首先还是要保证你的翻译是合格的，甚至比合格更高的。
界面文化：你对于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张芸：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我有时候会想老一辈的那些译者，他们翻译的时候没有网络，就要去查百科全书，对我来说那个所需要花的功夫是无法想象的。现在遇到一些陌生的专有名词、地名，只要用谷歌一搜，大多数都能搜出来，或者有维基百科可以查，所以我觉得绝对是方便了很多。举一个例子，我在翻译爱尔兰小说的时候，比如说里面出现某一种船的名字，以前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对它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感性的认识，现在的话只要上网一搜索，然后点一个googleimage，它的照片就出来了，这个对翻译也是很大的帮助。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翻译正在分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张芸：我觉得一直都存在，因为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语言风格，畅销小说或者类型小说它的语言跟文学小说的语言就不太一样，如果是专业术语，或者是外交语言，那都是不一样的。
流行文化说到网络字幕组，我看过一些，翻译得挺有趣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语言文化，因为它用的都是一些网络语言，它本来就是在网络上传播的，它用的那些网络语言刚好能够推动它的传播。有时候我也会看一看这些字幕组的翻译，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和灵感，如果我要翻译一个比较生活化，用现当代那种facebook、twitter语言来写的小说，我可能会用到这些。语言是一个太丰富的东西，作为译者可能就像海绵一样，要不断地去吸收，哪一天它就会用到，可能不是眼下立刻用到，但是肯定有一天会用到。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中文化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要自己制造一些新词？
张芸：有时候会有，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尽量不用，但是如果中文里没有可用的表达去对应的话，那就必须制造新词，视情况而定。
张芸：《遥望》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它的美不在于几个漂亮的句子，而在于整体的叙事脉络。让两个不同时空的故事遥遥相对，寻找彼此的影子与回响，这种映射不止发生在《遥望》里面，也延伸到文本以外。翁达杰说，如果有哪个人物令他忘不了，继续激起他的兴趣，那么他会把这个人物放到下一本小说、另外一种不同的文体里。例如，“《遥望》里拉斐尔的父亲，他神神秘秘，总是不断改变自己的名字，企图摇身成为另一个人。”是因为忘不了《英国病人》里的意大利小偷，所以让他走进《遥望》成为拉斐尔的父亲吗？这个神秘、不断变换身份的父亲，会在翁达杰以后的作品里再度现身吗？《遥望》开篇圈在括号里的让·热内与“伟大小偷的风度”，只是莫名无端的插入语吗？这些奇妙的疑问，正是这本小说最迷人的地方。
张芸：《飞越大西洋》大概是麦凯恩迄今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书的第一卷记述了历史上三次有明确记载的真人真事，分别是1919年的第一次飞越大西洋之旅，1845年美国倡导废奴运动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访问爱尔兰，和1998年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到北爱尔兰主持和推动和平谈判。第二、三卷转入描写四位虚构的女性，莉莉、艾米丽、洛蒂和汉娜，她们是流着一脉血液的四代人，因历史的巧合，串联起了小说第一卷里的三件大事。但换个角度，或在更耐人寻味的层面上，第一卷里的三组真人真事也许只是陪衬的背景，作者用大人物和大事件穿针引线，叙述了一个爱尔兰家族的百年历史。这部小说犹如一扇折叠的屏风，将真实的事件与虚构的人物平等并置，组合成一幅虚实难辨的画卷，透过对“何谓真实？”的叩问，向公认的历史发出质疑，“谁属于历史？谁拥有述说历史、回顾历史的权利？”
张芸：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欧洲的绘画和雕塑里屡见不鲜，可是在文字领域，除了圣经里的只字片语，除了宗教性的研究著述外，几乎没有作品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刻画过这位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母亲，这一空白触动了小说家托宾的创作渴望。在作品《玛利亚的自白》里，他把想象力投向一对最神圣却又最神秘的母子，玛利亚和耶稣，直接通过玛利亚之口，让一向以沉默温婉形象示人的圣母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读者聆听一位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母亲回忆和追述儿子如何惨遭杀害的故事。这虽然看似是一个具有浓厚圣经色彩的故事，但在人肉炸弹、自杀性袭击、为了某项崇高事业而献身的暴力悲剧依旧存在的今天，在世界的多个角落，仍然有眼看孩子去送死的母亲，她们承受着和玛利亚类似的悲痛或怀疑，托宾的《玛利亚的自白》，透过对宗教故事的重述，道出的是当代母亲隐匿的心声。
张芸，文学学士，自由译者、撰稿人。译有《遥望》、《猫桌》、《舞者》、《飞越大西洋》、《圣徒与罪人》、《玛利亚的自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