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宗庆后的人:炒股遇1993年股灾血本无归

“刺杀”宗庆后的人:炒股遇1993年股灾血本无归

真相究竟是什么?2013年11月,记者赶赴苏州,找到了刺杀事件的当事人……

“宗总,别动!”

一把水果刀赫然亮出。2013年9月13日,杭州娃哈哈总部一楼大厅,独自一人走出电梯的前中国首富宗庆后,被惊出一身冷汗。肇事者是一名叫杨军的苏州男人,49岁。按照杨军的说法,自己当时拿着水果刀只是为了引起宗庆后注意。殊不知宗一见刀,本能地进行了反抗,最终被割伤手臂。

杨军见状,慌忙上前说:“我送你去包扎一下吧。”可宗庆后强烈拒绝,杨军打车离开。大约两三个小时后,杭州当地警察在出租屋内找到杨军,杨军被拘留。

事件被迅速放大。“市井小民刺杀前任首富的消息”,从社交网络流出继而抢占了各大媒体的版面,轰动一时。“我只是想求他给我提供一份工作,但他始终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杨军对前来采访的本刊记者如此说道。

用一把水果刀,自导自演了一出“刺杀”首富的戏码,只为求一份工作?!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故事。49岁的苏州人杨军,何以如此?

“我只想跟他谈谈。”

那次轰动全国的“刺杀”,并没有改变杨军的命运。一切迅速恢复了原样,他的生活依旧黯淡无光,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几经沟通后,记者终于见到了杨军。他头发整齐地梳成中分,卡其色的西装外套里穿着一件高领毛衣,干净的牛仔裤上,系着一根LV皮带——看起来像个老板。面对记者上下打量的目光,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皮带:“朋友送的仿货,假的。”

49岁的杨军离过两次婚,有一个儿子,但已十年未见。2013年上半年,他借了3万元来到杭州找工作,因为年龄较大,又只有初中文凭,更没有技术专长,很少有人提供面试机会给他。

杨军求职的门槛很多,最主要的是年龄和学历。更尴尬的是,曾经从事过烟酒零售、美容美发、棋牌室、LED照明和电动车棚等行业,他自认为当过老板,拉不下脸去应聘如服务员、清洁工等底层工作。于是,失落、无助、压抑等情绪笼罩着这个中年男人。

一连几个月,他每天除了上网查看招聘信息,就一直闷在屋里,靠电脑游戏和抽烟排解郁闷。“很孤独,一个人在房间里呆了半年多。”他常常抱怨,中国就业市场并不欢迎他这种四五十岁的人。同时他又很恐慌:“我有危机感啊,以后我生病了怎么办?”

他在屋里闷坏了,有时会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湖边上散心。有一天夜里10点多,他路过娃哈哈总部,发现一间办公室亮着黄色的灯光。经验告诉他,老板办公室的灯,跟一般办公室的灯光不同,多是黄色。不久,一辆奔驰车停在了门口,随即那间办公室的灯灭了,一个人走了出来。

“宗庆后!”杨军认出了这位以勤奋著称的超级富豪。他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见过他,当时宗庆后接受崔永元访问,节目现场解决了两个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他能为农民工解决就业,那我比农民工还是强点吧?于是我就萌发了去找他的念头。”杨军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出路。策划了几个月,终于上演了2013年9月13日的那场闹剧。

被拘捕的那几天,他向警察坦白了犯罪动机——只是想求一份工作。所有人都认为他在撒谎,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所说非虚,也没有任何同伙。

拘留15天后,他被放了出来。

离开公安局时,杨军居然一本正经地对警察说:“要不你们别头疼了,把我留在这里当个协警吧。反正我出去了也找不到工作。”警察哭笑不得,只能劝他:“看你也不像那种穷凶极恶的人,回去别再生事了。”

在专人的“护送”下,杨军被遣返苏州。

“宗总虽然没有追究,但心里还是对我有排斥。不过也正常,我很理解。”杨军已经意识到,自己和宗庆后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即便强迫交集,也是毫无结果。

跌跌撞撞生意人

杨军随身带着一个棕色手包,里面放着以前做生意的账本,记账的纸已经有点发黄,一看便知有些历史了。这至少可以证明,他曾经是个生意人。

实际上,他接触过的生意又多又杂,但到最后却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把这一切归结为“运气太背”。

1989年,44岁的宗庆后创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而此时25岁的杨军刚结婚不久,跟第一任妻子经营起一家很小的烟酒店。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吸引眼球的新闻:八旬老太靠烟酒店为生,炒股净赚1000万元。杨军心痒难耐,不久便把烟酒店盘给了别人,开始学着炒股。

起初,杨军的一点小投入,很快就有了不菲的收益。于是,他越投越多,进而成了一名职业股民。可惜好景不长,还没等赚多少,就遭遇了1993年的全民股灾,杨军的股票一落千丈,最终血本无归。

十几万元打了水漂,连老婆都离他而去,杨军形容“就像把自己的左右胳膊都砍掉了一样。”后来,杨军反思自己炒股的那段日子,其实非常莽撞,根本没有弄懂股票的基本原理,只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一味地盲目随大流。

“毕竟给别人打工,没有出头之日。”在朋友和亲戚的帮助下,杨军决定从头再来,凑了4万元,开起了美容美发店。

他在一个小区附近租下20平方米的门店,请了一个理发师和一个美容师,本想大展拳脚,但却很快遇到问题。同样是5元钱洗一次头,其他店用的是批发市场的廉价洗发水,论斤买卖;而杨军则追求品质,用的是商场里的品牌洗发水。又因为是小区店,如果涨价,就等于将大部分顾客拒之门外。这样一来,他的利润空间比别人少了一半以上。

盈利能力薄弱,又缺乏营销手段,使得杨军根本没有多余资金进行滚动投入。在与附近同行的激烈竞争中,他的美容店因为档次落后,而被渐渐淘汰。两位技师也因工资太少而相继跳槽。挣扎了两年后,美容美发店入不敷出,只好关门。

刚起飞就坠落了,跌倒在地的杨军仍然没有气馁。他拿着关掉美容美发店后仅剩的一点钱,又折腾起了棋牌室。

他为人豪爽,喜欢结交朋友,每天招呼朋友们来打打麻将,自己端茶做饭送水果,每人收取一些“台费”,每天大概能赚个几百元。不过,一桌麻将四个人,时常“三缺一”。为了撑起场面,他不得不经常上桌陪朋友打麻将。生意场上的朋友们玩得很大,他牌技不佳,运气也堪忧,自己赚的那点“台费”还不够输的零头。没多久,棋牌室也开不下去了。

“老天是公平的,不会让你赚双份的钱。”对于棋牌室的失败,杨军觉得是因为自己有些贪婪,总想着去赚不该赚的钱。

一心追逐老板梦

如果杨军此前的失败,是为自己的“无知”埋单,那么后来他一系列的遭遇,简直就是天意弄人。

一个饭局上,杨军打听到苏州工业园区有一条新修的马路需要LED灯,正在公开招标。于是他想尽办法,联系到了该项目的一位工程队长,开始了“情感联络”。通过请客吃饭、唱歌和按摩等方式,杨军逐渐赢得了对方的好感。

随着交往越来越频繁,只要是这位工程队长的事儿,不论大小,杨军都冲在最前面。一次酒后,杨军送上了一个两万元的红包,没想到对方拒绝了,拍拍他的肩膀说:“我认你这个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杨军一听,就差给对方跪下了,比见了财神爷还激动。据他估算,整个工程大概需要400万元,而纯利润则高达100万元,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落在自己的头上了呢?那时候,杨军第一次感觉自己离成功是如此接近。

本以为时来运转,却没想到命运似乎总是想方设法地捉弄自己。招标前几天,这位工程队长因受贿被逮捕,判刑8年。杨军傻眼了。“感觉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戏剧性的是,就在他几近绝望的时候,又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出现在他眼前。

于是,他向朋友们东拼西凑,借到了10万元的加盟费和首笔货款,成了苏州第一家代理商。随后,他租下了一间120平米的上下两层商铺,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装修。

杨军再一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么好的项目,不就相当于坐等数钱吗?”谁知,命运又一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门面都还没有装修好,电视新闻上就播出了电动车限高的政策。而杨军的电动车雨篷,恰恰就在所限高度之上。一道突如其来的政策,不偏不倚地砸在杨军头上。他慌忙联系总部想要退货,结果被拒。

杨军欲哭无泪。不但生意做不了,还背上了十几万元的债务。他再也没有做生意的本钱了,再多的朋友也帮不了他,因为江湖规矩“救急不救穷”。

生存太难?

在朋友们看来,杨军的命运就像一出黑色幽默剧。外人自然无法体会,杨军内心深处那种难以言喻的悲凉。

2010年,欠下一屁股外债的杨军,无奈地跟第二任妻子离婚了。此后,他决定去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但没想到,求职之路竟是如此艰辛,几乎堵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生路。

有一次,南京有家企业招聘采购助理,条件放得很宽,杨军报了名。对方面试时,让他先交300元钱的入职押金和体检费,随后杳无音讯。他等不及再次前去打听时,对方早已换人,说没收过他的钱。杨军非常气愤,“社会太险恶。”经过反复纠缠,甚至威胁对方要报警,他这才要回了钱。

对方看他阅历不浅,谈吐也不错,竟然反过来邀他做业务经理,拉他入伙。“说白了,就是让我反过来去骗求职者的钱。”他做了一个月便辞职了。原因是他心太软,别人发现上当了,去找他退钱,他总是不忍心再继续骗下去,常常退钱。

“昧着良心赚的钱,我实在是受不了,心理压力大。”他觉得每骗一个人,就像看着自己又被骗了一次。这种感觉太煎熬。

采访时,杨军讲述了很多辛酸的求职经历,被骗、被拒和被拖等。他甚至开始询问记者:“你们需要助理吗?我可以帮你们记录一下采访过程,订票提包什么的都可以。”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根本就不现实。

本来,杨军在写给宗庆后的信中承诺过,不会因为此事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但是如今又抱着媒体能给他带来收入的想法,接受了采访。万般无奈的命运中,杨军常常与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相互矛盾。

“有了钱,我可以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但是现在没有钱,我什么都不是。”杨军的这番话,有些偏执,但却是他内心真实的无奈与挣扎——想扮演好自己人生的角色,可是无奈的遭遇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甚至应有的尊严。

这个苏州男人,在他49岁这一年,一无所有且走投无路。于是,他突发奇想地用“刺杀”首富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反抗自己的残酷命运。他本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想轰轰烈烈,但一切事与愿违,而且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他仍旧是一个悲哀的失败者。

临别时,杨军跟记者说,他有一个愿望,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电视剧,只是希望编剧能把结尾改一下,不要像自己现在这么狼狈潦倒,而是有一个美好结局,“至少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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