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制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发布的迁址、更名、招聘等启事中，不得含有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
正值全国人大准备释法和制定实施细则之时，烟草从业者抛出“烟草销售店是服务于特殊人群的地方，不属于公共场所”的观点。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看来，这就是企图干扰视听。也因此，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组织了对北京、上海、陕西、河南、广西五地的507家烟草销售店经营品种进行调查。
6月23日，中国控烟协会在京召开“公共场所控烟暨五省市烟草销售店调查结果发布会”，对北京、上海、陕西、河南、广西五地507家烟草销售店经营品种的调查报告进行发布。
98.4%的烟草销售店非烟草专卖
调查的结果不容乐观。
针对控烟的各种政策，烟草业者都有相应的对策，最为明显的是国家在提升了烟草税后，烟草销售者就打出了促销活动，打折、赠送等手段让烟草价格甚至比提价前还要低。
中国控烟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除河南未发现烟草店促销外，其他四地的烟草销售店均存在烟草促销活动，其中，北京最高为18.0%，陕西为15.0%，上海为3.7%，广西2.0%。促销形式主要有买烟打折4.3%、买烟赠烟2%、赠送其它礼品1.4%、卷烟品吸0.6%。
有95.1%烟草销售店经营者持有烟草专营销售证，广西最好为100%，持证95%以上的为陕西、河南；较差的是北京87.0%、上海92.5%。
有98.4%的烟草销售店经营多种商品，除上海有8家专营卷烟外，其它四地均未发现有专营烟草制品的销售店。其中，仅有1.6%的销售店只经营卷烟，10.8%经营烟酒、87.6%经营多种商品。多种经营中主要是：酒、食品、茶叶、饮料、文具等。近店购物者中，有29.6%是购买卷烟，有高达64.2%是购买其他物品。观察人数共为6595。
有53.6%烟草销售店内摆放有“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的说明或标识，仍将近有半数未摆放说明或标识，其中河南最低仅为7%，上海最高为80.4%。22.9%进店购物人群为未成年人，北京最高为32.0%，上海最低为7.5%。
观察期间，仅北京、广西均有4%的烟草销售店向未成年人售烟，上海、陕西、河南均未发现。
“公共场所”范围之争
针对控烟条例中的“公共场所”一词所包含的范围，烟草业有他们的一套说法。
在目前烟草业的声音当中，主要以“烟民是特殊人群，所以烟草专卖店是服务特殊人群的场所，不属于公共场所”一说最为流行。然而，在23日召开的发布会上，法律界的多位人士对此表示异议。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张兴介绍，目前涉及“公共场所”大都是管制性法律或法律条款，但没有一部法律对“公共场所”作出全面的定义；大多数法律直接使用“公共场所”一词，未加任何列举。只有少数法律在列举若干具体场所后跟随兜底性的措辞“其他公共场所”。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建文介绍，在框架公约中说明，公共场所就是向公众、不特定的人开放的场所，集体使用的地方，“很明显，烟草专卖店并不是只对特定人群开放，属于公共场所”。赵建文还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公共场所的界定，严格到“即便是私人租用酒店房间使用时，认为房间仍然属于公共场所”。
张兴律师介绍，公共场所应该包含住宿类、餐饮、购物类、生活服务类、公共交通工具及等候、临时通过场所（通道）、休闲娱乐公共场所、公众（全部或部分公众）可以出入的场所，如小区等候楼道等；同时还是不特定人可以自由进出，无歧视的、接纳性的、收费或不收费性质的物理场所。
黄洁夫坦言，尽管目前讨论的问题和“讨论老虎是不是动物”一题无异，但仍希望法学专家能给出更多的依据。
在黄洁夫看来，控烟博弈尽管取得成绩，迈出了一步，但仍然处于艰难的路上，“（如果）把人民的健康、未成年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公共场所）这个问题就不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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