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汇率是日本出口导向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次大战以来，日元汇率大致经历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固定汇率时期和1971年以后的浮动汇率时期。在浮动汇率时期，以1985年的广场协议为转折点，在此之前日元汇率缓慢上升，1985年以后的日元汇率经历了急剧升值，并一直延续到1995年。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政府任由日元大幅贬值，此后日元汇率开始缓慢升值。
一、固定汇率时期日本的经济发展
战后日本经济经过几年的重建，逐渐从战火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到1948年底，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复苏。1949年初，美国财政专家道奇作为总统特使来到日本，拟定并实施了旨在恢复日本市场经济的道奇计划，主要包括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减少赤字融资和补助，恢复市场价格机制，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广场协议前的浮动汇率与日本经济发展
1971年，随着黄金和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日元放弃与美元挂钩，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此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长期上升趋势。
受惠于长达20多年的360：1的固定汇率，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赶超战略的目标基本实现。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1971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有美国的56%、70%和68%。这两个产业的发展状况，标志着日本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但迫于当时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日本于1971年12月将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360：1调整到306：1，升值16.9%。
三、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及其经济影响
1、广场协议出台的背景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在汽车等领域已经成为美国的强劲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394.7万辆，而只从美国进口1.05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美国则仅有69万辆。这一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
应当说，出现这种情况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作为经济欠发达国家，采取了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但是，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其他经济体的需求已经无法全部吸收日本庞大的供给能力。而日本本身国内市场较为狭小，以及不适当的财政政策（例如开征消费税），使得自身的国内需求远远不足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对外倾销和与别国的贸易争端势所难免。
在此期间，日元汇率虽然缓慢上升，日元汇率仍然被较大幅度的低估了，就使得日本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对外经济的不平衡现象日趋严重。
2、广场协议的主要内容
1985年，美国新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上任，同时，他在白宫的助手理查德·达曼出任副部长，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注重实效的领导班子。他们一上任，很快就采取了其他五国集团国家已经采取的控制美元升值的举措，希望以此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赤字。但是，美元在春季和夏初的下跌之后，又出现了反弹，这成为广场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召集下，西方五国集团各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会上就美元高估和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干预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国家货币的比价，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会议公报对各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国内政策进行了规定，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多实质性内容，关于汇率部分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包括以下要点：
一是财政部长们和中央银行行长们一致认为应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汇率应该更好地反应基本经济状况，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他们认为必须采取和加强一致的政策行动以改善基本经济状况。
二是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某些进一步的有秩序的升值是可取的。当这种做法确实有帮助的时候，财长们和中央银行行长们即准备随时紧密合作以鼓励这种行动。
在此次会议上，五国集团的副手们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报告，名为“对干预进行讨论的几点看法”。报告中说，“美元从目前价位上向下调整10%到12%，在近期内是容易操纵的。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与会国可以从干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些数字没有出现在正式报告中，但这表明与会国对美元将出现的贬值是有一个普遍认识的。该报告说，本次会议“不寻求美元的急剧贬值”，并约定，“避免在日元对欧洲货币的关系中出现扭曲是众望所归的目标”，这表明进行干预操作的全部目的在于获得美元贬值，而不是对汇率作全面的重新安排。报告又说，“基本的战略是阻止美元上升”，意思是实行一种棘轮干预，钉住每次美元贬值之后的反弹度。至于干预数量，报告中估计最多180亿美元，可供六周之用。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六周内，即与会国承诺进行干预的时期，十国集团共卖出美元102亿美元，后来无须干预，美元仍继续下跌。到1986年1月比起一年前最高峰时，平均下跌了25%，干预操作行动取得了成功。
3、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短期影响
不过，从1986年开始，日本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了日元升值的好处，例如有利于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能源和制成品的进口等。日本政府也以此为契机，引导经济增长结构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为此，日本政府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扩大了公共投资和公共项目预算，这些措施作为扩大内需的先导，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依靠财政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快速增长，从1986年开始，日本经济重新进入了长达54个月的增长时期。
但是，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日本国内造成了设备投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过度膨胀，就是通常所称的“泡沫经济”。而这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政府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泡沫进行挤压，为近十多年的经济萧条埋下了祸根。
四、泡沫经济破灭后日元汇率波动和日本经济萧条
1、泡沫经济破灭初期，日元仍继续升值
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以股市崩盘为先导开始破灭，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地产泡沫和设备投资泡沫先后崩溃，由此产生了银行体系和整个信用体系的不良债权，债务链条不仅窒息了企业，而且使一般家庭的财富大大缩水，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受到沉重打击。1991年5月，日本经济从巅峰上跌落下来，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
但与经济走势相反，90年代上半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又重新出现升值的势头，从1990年初的143.45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994年底的99.74日元，升值幅度为30.5%。
为早日摆脱困境，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对策，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五年实施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1992—1994年，其经济增长率均接近于零，分别为1%、0.3%和0.6%，直到1995年才达到了1.6%的增长，1996年则进一步上升到3.5%。
2、弱势日元难以刺激经济回升
1995年，由于美国实施强势美元政策，日元开始走弱，到1997年底贬值至129.95日元，比1994年底贬值了30.3%，到1998年6月份，日元对美元汇率更跌至140日元，回到了90年代初的水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顾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试图通过日元贬值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回升。但此时的日元贬值的刺激作用，有相当一部分被1997年开始实施的紧缩财政政策所抵消，并发生了1998年的经济衰退。
此后，日元汇率开始回调，而日本政府则一方面大规模干预汇市，力图使日元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刺激出口增长；另一方面则再度恢复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公共投资，以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但经济并未出现明显改观，仍长期徘徊于衰退的边缘，直到2002年下半年，日本经济才出现了一定的转机。
五、日本汇率政策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总体看来，日本在经济追赶时期，由于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增长空间，加上采取了“贸易导向型战略”，汇率低估的政策为扩大出口提供了动力。但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毕竟是一种寄生性的经济发展战略，只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内需足以吸收日本生产能力的状况，也就是寄生者和寄主之间差距较大的情况。在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也就是走过了赶超阶段以后，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将再难以成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1985年以后的日元升值，则在支持日本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投资开始出现不足，但这些都被升值带来的消费膨胀和经济泡沫所掩盖。直到经济泡沫破灭，日本政府才发现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面临严重不足，但此时经济增长已经没有了动力，也错过了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最好时机。
从日本的经验教训来看，汇率虽然对其经济发展始终有较大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国内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性因素。
总体上看，我国当前已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首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也首次大规模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本相类似。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和实施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坚持内需立国的方针。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和很多产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争夺的对象。目前，我国虽然仍处于赶超阶段，尤其是近10年来，出口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对我国经济的承载能力也会不断减弱，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会不断下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立足于扩大内需的方针，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使消费和投资需求的稳定增长具备了先天的条件，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进一步取消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于投资和消费的一些制度性的束缚。如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的束缚，一些不合理收费对汽车消费的束缚等，以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保持需求内在增长机制的形成。
二是把扩大内需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培育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潜力。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其财政政策所引导的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可以说，没有财政政策的引导，日本很难迅速成为电子产品的生产大国，也很难有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项财政政策，恰恰是仅仅作为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没有重点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期的美国，在供给方面采取的结构调整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信息产业领域确立了优势，成为战后最长时期繁荣的根本保证。对于我国来说，仍然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短缺，即低端供给能力相对过剩，而高端供给能力严重不足。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能够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进行结构调整。因此，必须把扩大内需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培育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潜力。
三是坚持发展优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发展是其他各项事业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这一方面，日本政府1996年所犯的原则性错误值得借鉴。在经济状况刚刚有所好转的情况下，立即开始大力度的财政改革，等发现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财政改革根本难以为继，回过头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是回天乏力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经济如果不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经济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就难以得到解决。
四是保持各项经济政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其经济政策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情况下，就能够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而在政策相互矛盾，彼此制约的情况下，不但会延缓当期的经济增长，而且会削弱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从总体政策上讲，我国一定要坚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政策不动摇，否则就可能前功尽弃。以消费政策为例，当日本确定“内需导向型”战略的时候，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开始征收抑制消费需求的消费税，政策之间没有协调统一，形成合力，最终酿成了消费一蹶不振的后果。虽然我国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但是如果在政策方面不解除一些束缚的话，连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仍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在消费问题上，一定要使生产、流通、收入分配和税制等各环节协调配合，真正建立消费稳定快速增长的内在机制。
五是严密防止金融领域和地产领域的泡沫。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出现严重的泡沫是日本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这固然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投资范围较窄有关，但日本政府不恰当引导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93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泡沫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采取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压缩了了泡沫的膨胀，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损失。近两年来，我国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也积累了一定的泡沫，国务院已经针对这种情况，果断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引导。对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适当的泡沫是其企业获得利润和参与市场交易的前提，但一定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过度的泡沫膨胀不但会对这两个市场本身造成巨大的冲击，也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