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古代的商业活动对古人生活起着重要作用，且影响深刻。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古代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呢？很多读者认为封建统治者一直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农业自然就是最赚钱的行业，可事实并非如此。则也不会涌现许多有名的商帮，如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等，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为减轻国防负担，将盐业经营权卖给民间盐商。由于是垄断经营，因此只要取得经营权，回报就会非常丰厚，是个暴利行业，很多商人争夺进入的致富领域。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抵御蒙古，在北方边境大量囤兵，粮草是个问题。朝廷通过各种法子筹集粮草，其中就规定盐商必须先纳粮到边塞，然后由官府视纳粮的多少颁发盐引，相当于如今食盐专卖许可证，商人得到盐引后才可以到盐场领盐行销。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六月，山西奏疏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云罕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胃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朝廷同意了该建议，并创立了中盐法，也称“开中法”。
很快开始在全国推行开来，同年九月，中书省官员上言：“陕西、河南军储，请募商人输粮而与之盐，凡河南府一石五斗、开封府及陈桥仓二石五斗、西安府一石三斗者，并给淮盐一引。河东解盐，储积甚多，亦宜募商中纳，凡输米西安、凤翔二府二石，河南、平阳、怀庆三府二石五斗，蒲、解、陕三州三石者，并给解盐一引。”(卷五六)同年十一月，“诏令商人输米北平府，每一石八斗给淮浙盐一引”。(卷五八)同年十二月，雷州卫指挥同知张秉彝上言:“雷州之地，当广海之冲要，……本州粮储不足以给兵食，乞以岁办盐课给民间，来粮以给军。（《明太祖实录》）”
其实，“开中法”实施后，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于是各地卫所要求实行中盐法,既节省运费,又兼免劳民。山西商帮就是由此崛起。
不过，到了明代中期“盐引”却很难卖出去了。盐业政策由“开中法”逐渐转化为“折色制”。“折色制”，即盐商不必再运送粮食等物资到指定的边境地区以领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取盐引。
为了解决消化积压的旧盐引，盐政大臣袁世振于1617年创“纲法”，将商人手里的旧引分为十纲，编成小册。每年发行一纲旧引，发行九纲新引，这些商人就被称为“纲商”。当然，为了避免过激竞争，以及方便管理，会严格控制盐商数量。每年发行新引时，都以纲册上原有的商人与引数作为凭证，册上没有名字的均不能加入。如此一来，册上有名的商人就获得政府特许的垄断经营权，且此特权可以世袭，他们往往借此攫取高额利润。“折色制”则促进了徽州商帮的兴起。
清朝建立后，延续了袁世振的“纲法”。这一时期的盐商想要买卖食盐，必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之后再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批发盐，再运往指定的行盐区销售。不过，商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领取盐引的，必须凭借引窝来证明自己有经营食盐的特权。于是，商人为了得到引窝，又必须“认窝”--交纳巨额费用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
实际上，如此一来，全国的食盐销售基本就掌握在少数盐商手上。他们可以随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摄取巨额暴利。
有人会问，政府不管他们这种“非法”行为吗？
别天真了，政府不仅不管，除了给他们垄断的经营权外，还给他们许多其他优惠条件：准许他们“加价”、“加耗”和“借帑”，盐商想不暴利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这种可获得高额利润的垄断经营权，官府不是白给盐商的，主要还是增加税收，因此盐商的负担也不轻。如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曾这样形容：清初，两淮盐区（含豫、苏、赣、皖、鄂、湘）的正纲盐税原有90余万两，加上其他杂款，也只为180余万两。但至乾隆年间，此数已达400余万两，而嘉庆二十年（1815年）之后，更是翻了两倍之多，达到800余万两。
缴税纳税，还是政府规定盐商必交的数目，可那些大大小小官员的额外盘剥就一样了。
原来，政府为了盐税税收能顺利收上来，建立各种机构、官员。这些官员除了基本工资，还有养廉银--即高薪养廉。
不过，由于手握特权，这些官员还是将盐商玩于鼓掌之中。在食盐的收购、运输、销售各个环节，都被官员插一手，雁过拔毛。
无怪道光朝的包世臣曾指出：“盐商申请盐引，呈报名册，要经过盐运司的收支、广盈、架阁、承发四房的审批，共要经过五、六个程序，还要拜访经、库、知、巡四级官员，其命运掌握在这些官员手里。然后再通过分司、场员、坝员、监掣、批验、子盐各部门的审查后，食盐才可销售。经过每一个衙门、科室，都要交费。明目繁多的税费多如牛毛，各种审批手续繁琐曲折。”可见，盐政衙门内部机构不仅重叠，官员还往往要咬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