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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9
数据是经济分析的基础。严格的经济理论和预测判断均需要以详实合理的数据做支撑。认识理解经济数据是进行经济研究所需的基本素质。宏观经济涉及多层面庞杂的数据，系统全面的掌握宏观数据体系，以及阅读、处理、分析、判断经济数据对宏观研究至关重要，卓越的经济理论以及准确的经济预测均建立在对数据的准确把控上。特别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数据体系基本上依据市场经济需求建立，但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影响，理解中国经济数据更具复杂性。本文简单介绍经济数据阅读处理基本方法，搭建经济数据体系，成系统的分类介绍各经济指标，力图使读者在形成数据系统框架的基础上掌握各经济指标，并准确运用。然而受篇幅限制，本文在尽量做到对指标全面覆盖的同时，对各指标介绍的深度难免有限。
本文第二部分通过构建中国经济数据体系来系统介绍各经济指标。我们以市场经济循环作为分析的起点。从产出面、需求面和收入面构建实体经济指标体系。循环表现为需求决定产出、产出创造收入、收入产生需求。产出面以生产法GDP为总量指标，工业增加值、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均是从生产面的不同侧面对经济情况进行描述。而需求面GDP以支出法GDP为代表，与其三大子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应的有社会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货物贸易等更为高频的指标。收入法GDP是从收入面描述经济的总量指标，包括劳动者报酬、企业盈余、生产税净额以及固定资产折旧四项，企业利润、就业、财政数据等从收入面对经济走势进行了描述。
本文第三部分介绍宏观名义量与实际量区别产生出一般物价指标——通胀指标。而通胀水平变化在价格粘性背景下可能影响实际经济变量。其中CPI是最为常用的通胀指标，通胀变化一方面显示实体经济走势，另一方面对货币政策具有指示意义。因而预测通胀变化对市场分析至关重要。
本文第四部分介绍现代经济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货币循环指标。现代市场经济下货币与金融是市场循环的润滑剂。而央行是调控货币政策的职能部门。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或回收货币，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投放信贷并形成货币再生创造。这样形成央行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两个层次的资金市场。相应的货币总量、资金价格、流动性供应等均存在两个层面的度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层面的资金供求变化会影响实体经济变化。但在金融体系传导不畅情况下，宽松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
累计值与当月值是两个不同的统计体系，难以直接通过累计值准确计算出当月值。直观感觉，统计部门只要将累计值进行一阶差分，即使用本期累计值减去上期累计值，就可以得到当月或当季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累计值与当月值对应的是两个不同的统计体系，牵涉到如何将现有完成工作合理分配至各月或各季度的问题，是由统计资料缺失与统计方法落后造成的。由累计值转换至当月值，需要统计体系进行相应的改进。
在实际数据使用过程中，由于累计值是年初至当月的累加数，用累计值计算的增长率越到年末越接近全年平均增速。但这一增速难以反映出短期波动，所以需要化成当月值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近似的使用当期累计值减去上期累计值的方法计算当月值（图2）。使用此方法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误差，例如固定资产投资中12月当月值一般较大，怀疑可能由于统计误差均累计在年末。随着统计方法改进与资料完善，12月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年比例逐渐下降，这样随着误差部分减少。但这种改进的结果是使用12月当月值计算同比会低估当月投资增速。然而受限于现有数据，这是最为有效易用的通过累计值得到当月值的方法。
然而同比变化率不能及时反映出经济走势的最新动态。由于同比变化率为当期值与去年同期值之比，过去一年经济指标走势均在同比变化率中反应。例如假定2015年CPI指数绝对水平保持不变，2015年的同比指数依然出现明显波动，反应滞后，直至2015年末才回归至零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翘尾效应”（图8）。相对而言，衡量经济指标当期值与上期值的环比增长率更为及时有效。如果2015年CPI指数绝对水平不变，环比增长率在年初就变为零并保持至年末。然而环比增长率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季节性因素的干扰，这就需要对经济指标进行季节调整，然后基于季调后的数据计算环比增长率，从而及时有效的判断经济指标走势。
普遍存在季节性是宏观数据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分析和使用宏观经济数据，特别是观察判断短期经济走势时，使用季节性调整的方法消除季节性因素，就显得非常必要。经济变量的季节性表现为在一年中的部分月份周期性偏高，而部分月份周期性偏低（图9）。季节性调整目的在于从实际变量中剔除这部分由于季节性周期原因而导致的偏高和偏低。变量一般被分解为趋势项、季节项和随机扰动项，季节调整即将季节项剔除的过程。而分解方式主要包括加法与乘法两种，加法分解即将变量分解为趋势项、季节项和随机扰动项之和，而乘法季调则为三者之积。两类分解方式对应加法季调和乘法季调两种方法。季调方法选择一般依据指标性质而定，以指数级数增长的指标使用乘法季调，例如GDP，而绝对水平较为平稳的使用加法季调，例如每月的降雨天数。
从实际变量中剔除季节性首先需要找到反应季节性偏差的季节项。季节项一般由历史数据估算而得，基本思路为用经济指标在某月的均指与全部样本均值的偏差度量季节项。估计方法同样主要有加法和乘法两种，加法季节性的计算方法为将经济指标在某月的均值减去全部样本的均指得到该月的季节项，而乘法的季节性为经济指标在某月均值除以全部样本均值得到该月季节项（图10）。例如，2003年至2014年水电发电量月均值为453亿千瓦时，而各年1月均值为285亿千瓦时，则由两者之差计算的1月加法季节项为-168亿千瓦时，使用两者之比计算的1月乘法季节项为0.63。
得到季节项后即可从实际变量中剔除季节项得到季调后数据。依据加法与乘法两种方法，加法季调为从实际值中减去季节项，乘法季调为用实际值除以季节项。例如2013年1月水电发电量为454亿千瓦时，加法季调法减去-168亿千瓦时的季节项后为622亿千瓦时，乘法季调除以0.63的季节项后为721亿千瓦时。得到季调后数据。
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剔除了季节性波动影响，因而更为稳定，可以显示出明显的短期趋势（图11）。利用季调后的数据计算环比增长率，可以准确有效的分析短期经济走势（图12）。Eviews、SPSS等大部分计量分析软件均可以方便的进行季节调整操作。
然而绝大部分计量软件季调程序均基于西方节假日计算。在对中国数据进行季调时，无法处理部分中国节日带来的季节性，特别是春节导致的季节性。简单的方法是将1月与2月数据合并分析，可以粗略规避春节因素影响。如果追求更为精确的分析与预测，可以通过春节假期在1月与2月的分布来自己建立季节调整系统，具体方法可以参照央行2009年建立的季调系统[1]。
2.宏观数据体系的逻辑
我们以市场经济循环作为分析的起点建立宏观数据体系。市场经济以交易为基础，个人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出获得收入，而收入用于满足自身需求，自身需求又成为他人产出的决定因素。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形成良性循环，通过价格调节在三者之间形成均衡机制。
宏观经济研究对象为总量指标，对于经济总量，总产出、总需求以及总收入是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由于衡量的是均衡下的同一对象，所以理论上三者存在恒等关系。宏观经济运行中市场循环体现为需求决定产出，产出创造收入，收入变成需求（图13）。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在宏观分析中常用的分析需求与供给关系的指标，而收入分配则决定产出创造收入的结构、方式和效果，收入通过再消费与储蓄之间配置影响需求，开放经济下储蓄进一步在投资和净出口之间进行分配。
实际经济生活的各部分无不是政府与市场的交织。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其本身就需要政府保障才能有效运转。即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政府的影子也存在于市场的方方面面，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更为如此。一般说来，在生产面，政府扮演提供公共品角色，例如进行公共设施建设、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国防服务等；而在需求面，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变动调节总需求，这也是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方式，例如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以及较近的我国的“四万亿”；在收入面，政府主导收入再分配，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以及调节税收等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图14）。
货币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经济循环的润滑剂（图14）。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市场经济中承担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以及价值储藏的职能。由于货币的存在，在宏观经济变量上有了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区别，而名义量与实际量的差别被看做一般价格。如果货币过多，就可能引起一般价格的上涨，即通货膨胀，反之，如果货币过少，一般价格下降，即通货紧缩。即货币学派的名言：“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而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货币变化可能对实际变量产生影响，这就产生了货币政策调节实体经济机制。货币减少时，实体经济循环不畅，增长低迷，而货币增多，又可能导致实体经济过热。所以，在宏观研究中，货币总量非常重要，往往作为先导指标。
当今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基本上都由央行负责，央行自然成为调控货币政策的职能部门。然而央行并不直接向实体经济投放货币，央行调节与金融部门的债权债务甚至调控金融产品价格来控制货币总量。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金融部门负责直接向实体经济实现这些职能。因此，研究货币总量不可避免的需要分析金融各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行为变化。
衡量经济总量的GDP是最为常用的经济指标，也是观测实体经济状况最为全面有效的指标。由于各类不同的实体经济指标都可以归结为经济总量的某个子项，所以我们从GDP开始逐步分类介绍各项实体经济指标。这样既能做到对经济指标成体系的认识，又能尽可能全面的各种指标。
GDP笼统的可以认为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总和。统计局较为严格的定义为“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产品形态和收入形态，分别对应三种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表1）。
三类GDP统计方法从不同视角衡量经济总量，拥有各自的指标体系。从价值形态角度度量经济总量的生产法GDP是我国当前主要使用的GDP统计指标，生产法GDP以总产出扣除中间投入后的增加值度量经济总量，是从生产面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在统计过程中，生产法GDP以行业增加值为基础，通常在报告GDP总量时同时报告三大产业和更为细分行业的GDP数据。支出法GDP从产品形态角度度量经济总量，即通过货物和服务的最终使用方式，来计算经济总量，是从需求面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而最终用途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类，其中由于部分产品来自进口，在计算最终需求时需要在出口中扣除。支出法GDP计算方式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出口-进口”。而所有产出应该形成收入，从收入形态度量经济总量的收入法GDP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之和。依据收入形态不同，收入法GDP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
生产法是我国最为常用的GDP统计方法，目前公布的季度GDP同比增速和总量数据即基于生产法而得。生产法在我国GDP统计中的主体地位是有历史沿革原因的，我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一直使用的是计划经济国家内的物质产品平衡表统计体系（MPS），该体系以社会总产值核算。自然地，在1993年开始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国民账户体系（SNA）转换过程中，生产法成为GDP主要核算方式。生产法GDP按季度公布当季值，但分行业GDP依然公布累计值，主要是由于一些基础资料目前尚不能获得，特别是难以获得分季度建筑业统计资料和部分分季度价格指数资料。
GDP并非唯一衡量经济总量的唯一指标，存在许多与GDP类似的补充指标。例如衡量国内总需求更为合理的国内总支出（GDE）指标，衡量国民总收入更为合理的GNI指标，或衡量国内总收入的GDI指标。对中国来说，由于实际生产法GDP统计中没有直接纳入进出口价格，所以贸易条件带来的福利变化并不在GDP实际增速中反应，例如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对中国带来显著福利改善，导致GDI实际增速显著高于GDP，从福利角度GDI指标更为真实。另外，GDP衡量产出而不反映成本，扣除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的绿色GDP一定程度上在尝试弥补这一缺陷。
生产法GDP从产出角度衡量经济总量。2014年我国生产法GDP为63.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4季度同比增长7.3%。我国按季度公布生产法GDP数据，公布指标包括GDP名义总量，实际增速以及分行业累计名义总量和实际增速。季度GDP公布行业包括三大产业，以及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交运、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等部分子行业的累计名义总量和实际增速数据[1]。从生产角度看工业行业是我国经济主要行业，2014年占比为35.8%（图15）。而房地产行业虽然在GDP中占比仅为6.0%，但由于其为最终需求行业，决定上游产业链，包括建筑业以及部分工业行业的需求，所以房地产市场变化对我国经济依然至关重要。
工业增加值是工业企业全部生产活动总成果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对应工业行业的生产法GDP。然而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工业增加值覆盖范围为规模以上企业，并非全部企业。2007至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以上企业，2011年开始，这一标准上调为2000万元。统计局结合经济普查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估计全部工业行业增加值，即工业行业GDP，一般来看，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于全部工业GDP增速，但趋势一致。由于工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工业增加值对短期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先导意义，这也是长期以来通过观察月度工业增加值数据判断经济走势的主要原因。
反应预期的PMI是生产面重要的先导指标，本身是基于对未来看法综合的扩散指数，大于50显示经济处于扩张状态，小于50显示经济处于收缩状态。表现对经济前景看法的PMI是环比指标，在使用前应该进行季调处理。然而由于统计局初始公布PMI未经季调，而后开始公布季调后PMI，但仍包含显著季节性，数据前后差异对降低了季调处理的可行性与准确性，观察PMI数据最好同时观察未经季调和季调后两类（图19）。
支出法GDP是从需求面观察经济运行的总量指标。支出法GDP与生产法GDP名义值存在微小误差，2013年支出法GDP为58.7万亿元，而当年生产法GDP为58.8万亿元。支出法GDP及子项名义值数据按年公布，通过次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发布，但并不公布支出法GDP实际同比增速数据。而支出法三大子项消费、投资和贸易顺差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按季度公布，同时公布各项贡献率乘以生产法GDP同比增速得到的对GDP增速的拉动数。
从行业分布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2]和房地产三大行业（图23），三类行业各具特性。其中制造业投资属于生产性投资，投资需求取决于下游行业需求变化。制造业投资波动相对较小，出口对制造业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然而近年受制于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制造业投资持续下行。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属于消费性投资，是最终需求行业，投资需求由自身需求决定。基础设施投资多由政府主导，投资增速也呈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性，政府对基建投资拥有很强的控制力，基础设施投资经常作为政府稳增长的工具。房地产的资本属性使得以往货币扩张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导致政府不断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包括对房地产投资的管控，房地产投资除受自身需求周期变动影响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政策调控节奏（图24）。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月度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与GDP中的资本形成具有很高一致性，但两者存在很大不同，这些区别可能导致两者增长趋势出现短暂差异。首先，GDP中资本形成包括存货和固定资本形成，而固定资产投资仅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对应部分；其次，固定资产投资中包括土地购置费以及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购置费，而由于这些不是当年增加值，所以不包含在GDP的资本形成中；再次，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房地产商的房屋销售收入和房屋建造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而资本形成中包括；最后，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500万以下的项目投资，而资本形成中包括。
海关统计的月度货物净出口与GDP中净出口同样存在一些差异。首先，海关统计仅包含了货物贸易，而GDP中包含了服务与货物两类贸易，2014年服务贸易逆差1971亿美元，占货物贸易顺差3825亿美元的一半左右，影响已不宜忽略。其次，一般使用的海关货物贸易顺差以美元计价，而GDP中净出口以人民币计价。再次，海关货物贸易以到岸价计算，而GDP中贸易以离岸价计算。虽然海关统计与GDP中贸易数据存在口径差别，但由于两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月度货物贸易数据依然是观察外贸形势的最重要数据。
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余是收入法GDP的主要部分。2012年收入法GDP为57.7万亿元，四类分项中劳动者报酬占比45%，企业盈余占比26%，而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占比分别为16%与13%（图29）。从各分项占比变动看，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处于下降趋势，而企业盈余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与2008年占比的较大幅度变化是因为统计口径调整。劳动者报酬与企业盈余变化趋势反映过去十多年我国收入分配变化总体格局。固定资产折旧与生产税净额在GDP中占比较为稳定（图30）。
除劳动与资本之外，另一大收入获得方为政府，而财政收支数据是观测政府收支的主要依据。财政收支数据由财政部按月发布（图37），数据质量好，其中财政盈余（赤字）的变化表现出财政政策立场，如果赤字扩大，则反映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反之则是紧缩的政策（图37）。广义的财政应该包括政府基金收支，主要为土地出让金收支。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政府财力具有至关重要作用。2014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为7.6万亿元，而当年土地出让收入为4.3万亿元（图39）。
财政存款数据相比财政收支数据更精确的反映了财政状况。《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规定“总预算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也就是说，财政部每月公布的收支数据即当期实际发生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现金数额，这与“权责发生制”有所不同。而预算内财政收入以及政府基金收入等需要上交国库，形成财政存款，并采取收支两条线制度，所以财政盈余的变化应该与财政存款变动一致（图40）。然而由于个别事项可以按照权责发生制计入财政收支项目，包括中央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以及地方政府年终结转资金等。这些项目并未产生实际支出，但却以权责发生制计入当期财政支出，导致财政赤字和财政存款出现差异。因此，财政存款数据比财政收支数据更精确的反映了财政状况（图38）。另外，国债与地方债发行收入计入财政存款，但不影响当期财政赤字，这也会导致财政存款与财政赤字出现差异。
通过以上总结分析，我们从生产面、需求面和收入面构建了跟踪中国实体经济变化的指标体系。在生产面，最为重要的指标是工业增加值和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业增加值反映工业部门产出变动，因而对经济波动产生最主要影响，而PMI是重要的经济先导指标。除此之外，发电量、粗钢产量、水泥产量、货运量等均是需要观测的生产面指标。需求分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类，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以及社会零售是最为主要的观测指标，其他城乡居民支出、消费者信心指数等也是判断需求走势的重要指标。而企业利润、工资、财政收入则是从收入面的企业盈余、劳动者报酬以及税收收入等分项判断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
CPI由统计局按月公布，同时公布一系列分项数据。我国CPI篮子中食品类占有相当高的权重，虽然统计局根据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CPI分项权重进行过调整，但目前CPI中食品权重依然高达31%，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依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居住在CPI中权重仅次于食品，为17%。其余文教娱乐、交通通信、医疗、家庭设备、衣着、烟酒分别占14%、10%、10%、6%、9%和3%（图41）。由于食品与居住在CPI中占有相当高的权重，而这两类商品供给弹性有限，而其它制造业产品生产率快速提高导致价格难以显著上升。形成过去十多年我国的CPI通胀的结构性特征，即除食品与居住快速增长以外，其它分类的涨幅均很小（图42）。
中长期CPI走势判断需要依据宏观层面的通胀决定因素。经济学理论中菲利普斯曲线论述了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经济增长越快，货币增速越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越迅猛，通货膨胀压力越大。其中经济增速加快和货币增速提高带来的通胀由国内宏观调控解决，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属于输入性通胀范畴。我们用带一定滞后期的货币供应量、工业增加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等作为解释变量，构建CPI预测模型，预测结果显示与实际CPI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图45）。
从工业产品角度衡量物价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是另一重要的物价指标。P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工业企业出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与出厂价格相对应的是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是反映工业企业作为生产投入，而从物资交易市场和能源、原材料企业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所进行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指标。
市场经济以交易为基础，而货币又是交易的媒介，货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通作用。由于货币的存在，宏观指标具有名义量与实际量的区别。在价格粘性条件下，货币量变化可以对经济增长等实际变量产生影响。货币成为现代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宏观变量。而作为货币产生和融通的金融体系，资产负债以及业务方式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应规模以及结构。
货币供应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三个部门两个层次（图48）。三个部门分别是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实体经济。人民银行是货币的最终发行者和调控者，而发放和调控对象为商业银行，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构成货币供应的第一层次。过去十多年由于经常项目持续大额顺差，人民银行通过外汇占款向商业银行提供货币。近年随着外部顺差收窄，人民银行更多的借助公开市场操作以及SLF、SLO、PSL等货币工具投放流动性，未来降准也可能成为流动性投放方式之一。
商业银行基于人民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向实体经济供应货币，而实体经济利用货币进行交易，将结余回流金融体系，完成货币循环。商业银行通过银行贷款、结汇、购买债券等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实体经济再以存款的形势将货币回流金融体系，通过不断的循环形成货币创造，实现货币乘数扩张，这是货币供应的第二层次。
由于货币创造的多层次性，对货币总量的度量也存在多个层面。在央行与商业银行层面，货币总量的度量主要通过超额准备金和储备货币。如果超额准备金下降，则意味着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可能趋紧，反之，则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宽裕。这个层面的流动性主要来自央行的外汇占款发放、公开市场货币投放以及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等。银行间市场利率状况反映央行与商业银行层面的资金价格状况，其中以回购利率最为重要，此外商业银行超储率等也具有参考作用。商业银行层面的货币量反映商业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总量。
理想的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层面流动性与实体经济层面流动性具有通畅的传导作用。这也是危机前发达国家通过调节银行间市场利率影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依据。然而危机后普遍出现金融系统传导不畅问题，即金融系统信贷创造能力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银行间流动性未必能传导至实体经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利率。基于调节银行间市场资金供求的价格型工具往往成效不足，直接调节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成为更为有效的办法。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总量由“储备货币”衡量，又称基础货币。“储备货币=现金+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但其中可供商业银行自由动用的流动性仅为超额存款准备金。新世纪初至2012年，储备货币供应主要由外汇占款推动（图49），在贸易顺差与新增外汇占款较高时期，央行需要通过发行央票与提高存款准备金进行对冲。而对央行来说，存款准备金成本远低于央票，逐渐的存款准备金成为了央行负债端储备货币主体。2012年以后，随着外部失衡收窄和外汇占款下降，储备货币增速显著放缓（图50）。而之前为了回收流动性而提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需要逐步调降，以实现基础货币投放。
银行间资金供求状况主要通过银行间市场利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判断。超额准备金率越低，显示银行可动用的资金越有限，即流动性越紧（图51）。而银行间市场（货币市场）利率为完全放开的市场利率，能够自由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中7天回购利率是监测短期资金面状况最重要指标（图52），而3个月SHIBOR对中期利率最具有代表意义。存款准备金上交、财政存款变化、重大节日前后资金需求变化、季末年末理财产品到期、资本流动以及其他短期冲击均可能影响银行间资金短期价格，而通胀、经济走势决定银行间利率中长期趋势。
基准利率依然对实体经济利率有显著影响。虽然央行放开了贷款利率上下限，存款利率上限也放开至基准利率1.3倍，但央行对存贷款利率依然具有较大影响甚至管控能力。贷款平均利率变化有限，难以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特别是在通胀大幅变化带来真实利率明显波动的情况下，名义利率反映显著滞后。实体经济利率观察需要通过多种利率进行，其中管制少，市场化程度高的票据贴现利率是间接反映实体经济资金面状况的重要指标（图58）。此外，平均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上浮比（图57）以及民间借贷利率、信托收益率等也能从侧面反映实体经济资金供求状况。
随着表外业务的发展，传统的货币度量指标已经越来越难以衡量实体经济流动性状况。理财产品、信托、债券等的金融产品规模的迅速扩大提出拓展货币度量范围的而要求。央行在2011编制并公布了2002年以来的月度社会融资总量指标。社会融资总量主要度量非金融企业获得的信用总额，包括新增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承兑汇票、企业债券、股票发行以及其他项。央行月度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为流量指标，在2015年2月央行公布了社会融资总量存量。结合月度净增量指标，可以计算得到2002年以来社会融资存量指标（图59
2002年以来随着影子银行的发展，贷款在社会融资中占比持续下降，2013年最低时降至51.3%。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表外业务融资对象主要是信贷受限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部分产能过剩制造业。2014年随着对表外业务监管的加强，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有所回升，达到59.6%（图60）。从预测角度看，社会融资总额对短期经济指标的先导关系显著优于信贷以及货币供应量。
传统表内信贷在衡量经济融资总量方面的不足日益显著。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承兑汇票之和作为表外流动性度量，和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组成的表内信贷相比，两者走势并不相同，在部分时期差异显著。特别是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表外流动性大幅扩张，显示的信用大幅扩张状态难以通过信贷投放监测（图61）。而表外融资的扩张也通过同业等渠道影响货币总量，推动货币供应上升（图62）。单独观察信贷已难以有效监测信用扩张程度，需要从社会融资总量、外汇占款等视角综合观察。
随着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汇率体系更为丰富与完善。目前除国内在岸外汇市场外，离岸人民币存量的上升催生出离岸人民币汇率价格，由于香港拥有数量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存款，目前离岸人民币汇率在香港形成。同时，人民币汇率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远期价格。人民币兑美元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是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类远期汇率价格。然而由于国内外利差通过抛补利率平价影响远期汇率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NDF与即期汇率绝对水平差不宜作为人民币预期升值或贬值指标，但相对变化可以作为人民币升贬值预期的参考（图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