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第36个世界无烟日。今年无烟日的主题是“种植粮食，而非烟草”（Growfood，nottobacco），将目光锁定至烟草种植的负外部性——粮食问题上。
有关烟草种植的争议一直在持续。即便背负“吸烟有害健康”的“原罪”，烟草种植的高利润和赚取外汇的能力，仍然令全球多个地区不愿放弃。而眼下，如世界卫生组织发文指出，由于许多国家用大片肥沃的土地种植烟草，并且由于烟草业对烟草替代种植的干扰，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
从很早开始，中国就为烟草种植替代作出努力。
一个重要节点是2003年，中国成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签约国。根据该公约内容，将以经济上切实可行的方式酌情帮助烟草种植者从烟草种植转向其他替代农作物。2021年，中国代表团在公约第九届缔约方大会上宣布阶段性成果：通过积极压缩烟叶种植面积，2012年至2020年，中国烟叶种植面积减少约37%。
即便如此，中国烟草种植基数仍然庞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援引数据指出，中国是烟草种植第一大国。2021年，中国烟叶种植面积为101.3万公顷，云南、贵州、河南排名居于前三，特别是云南，40.9万公顷的种植面积占据全国40.4%的比重。据其规划，到2025年，全省烟草产业营收将达到1600亿元。
一面是省内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一面又是减少种植面积的需求，烟草大省要如何应对？
种烟大户
在烟草行业，云南一直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烟叶种植面积自不必说，云南以全国四成的占比高居榜首。位于第二的贵州，2021年烟草种植面积13.7万公顷，不及云南1/3。
大规模种植换来可观的烟叶收入。去年，云南烟叶收购总值为273.83亿元，加上各项政策性补贴收入，烟农总收入308.3亿元，同比增加26.48亿元，烟叶税共计61.34亿元；平均来看，仅靠烟叶收购一项，烟农户均收入为6.5万元，同比增加0.83万元。与此相比，云南2022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万元。
云南也是烟叶种植规模较晚收缩的省份。比较过去20年的种植规模变化，在种植规模前十省份中，仅云南、四川两省较2003年有所增长。云南更是一路上升至2012年的最高峰54.5万公顷后，才开始逐步走入收缩通道。
云南发达的烟草种植产业，与其烟草制造业的发展同样相辅相成。
2021年，全国共生产卷烟2.43万亿支，其中云南产量为3534.3亿支，居全国第一；居于第二的湖南为1644.1亿支，不及云南一半。由此，烟草制造业与能源共同构成云南制造业税收贡献的两大支柱：2020年，云南烟草制造业创造的税收占制造业的71.1%，烟草工商系统上缴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30%左右。
云南是如何成为烟草第一大省的？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社会学系陈雪曾详细回顾云南烟草史。尽管云南烟草种植最早可追溯至明朝，但直到上世纪初，国外烟草行业进入中国，推动中国现代烟草工业的发展。由于此前烟种不能作为机制卷烟的原料，1904年，当时全球最大的烟草巨头英美公司拉开对国内烟草种植市场的考察。
上世纪40年代，烟叶种植开始向云南转移，并想方设法从美国引进、培育和推广烤烟种，努力打破烟种封锁，晚于山东、河南迎来烟草种植的增长。
人为力量的推动，在上世纪80年代更为明显。当时，河南仍占据中国“烟叶王国”之位，当时在玉溪卷烟厂的褚时健主导一系列改变，特别是借鉴美国烟农种植烟叶的经验，建立烟草基地，助推当地烟草种植水平进一步提升。到1990年，云南烟草种植规模超过河南，多年来首次上升至全国第一。
“北烟南移”
我国的烟叶种植，一直都是在烟农自主选择和政策指挥棒的双重影响下不断变化。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曹东勃在《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一书中曾作过概括：
烟叶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既具有较高的收益，又需要较高的前期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要求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水平。此外，烟叶生产系统一端连接着分散化的个体农户，另一端对接垄断性、享有专卖特权的烟草企业，背后还有若隐若现的地方政府。
比如，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曾通报重庆巫山县部分乡镇“铲苗种烟”的违法伤农事件。当时，为完成全县烤烟生产考核基数，当地乡镇强行铲除农民多育的玉米苗和其他作物。而农民不愿多种烤烟，则源于担心收购时压级压价，卖不上好价钱，“站着种烟、坐着烤烟、跪着卖烟”。
面对高利润的“诱惑”，河南又为何愿意将“种烟大省”之位拱手让人，推动烟叶种植替代？要回答这个问题，也离不开这种复杂机制的影响。
事实上，在我国烟草种植业内，一直存在“北烟南移”的说法。吉林农业大学朱俊峰和湖南农业大学高志强均曾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分析这一现象。以烤烟为例，据朱俊峰统计，50年间，重点产烟省从上世纪50年代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产量占全国59%），转变为上世纪90年代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所在的西南烟区（收购量占比为57.7%）。
推动转变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农业收入的提高。在不少人看来，烟叶种植本身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让烟农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很容易选择“主动退出”。高志强发现，在传统烟区及其周边，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令可选择的、经济上有效的烟草种植替代途径相对较多，这样一来，部分农户主动放弃了烟草种植。
事实上，烟草种植面积下降较早的河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当时均处于经济发展加快时期，烟草种植替代更多是一种自然、自发的过程。而放弃种植烟草后，由于更多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也让地方财政可能实现平稳过渡。
政策之手也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朱俊峰详细对比了小麦、稻谷、玉米三种粮食作物和烟叶在2003～2006年间的平均收益情况。据其测算，三种粮食四年平均净利润为127元，烟叶则为155元，后者为前者的1.22倍；但从劳动投入来看，前者平均用工量为9.4个，而后者为38.8个，后者是前者的4.13倍。换句话说，种植烟叶就是拿4倍的劳动换取种植粮食差不多的净利润。
这与外界想象中高价的烟叶似乎并不相符。朱俊峰分析指出，对于烟叶收购，政府不仅控制额度、还掌握定价权，在种植合同中确定的价格不会根据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变动而变动。此外，2003年以来，国家还实行粮食直补政策，更推动了烟农的种植替代，还倒逼烟草系统拉开补贴。
可否替代？
眼下，烟草种植替代很难再像北方省份当初那样，仅仅出于自然替代实现。
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签约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烟草供应和需求。而面对粮食安全的“国之大者”，每一寸土地都应释放增产潜力。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烟草新产业首席经济分析师曲干年也曾分析指出，由于烟草行业严控烟叶规模，云南烟叶规模增长必将放缓。
不得不再次论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云南能否摆脱烟草“依赖”？
数据上看，云南已在设法缩小烟草种植规模。在2012年至2020年减少的53万公顷烟田中，云南以减量13.6万公顷成为最大贡献者，占比达到25.7%。
新的种植技术，也在尽可能让烟草和粮食种植实现协同。位于云南文山的烤烟套种玉米示范项目去年共覆盖约一万亩烟田，部分县实现玉米亩产值2000元左右。
但这仍然只能部分解决现有问题。如世卫组织发文分析，烟草种植对土地以及其他作物带来的伤害可能无法逆转，资源密集型的种植方式下对杀虫剂和化肥的高需求，令土壤肥力更易被耗费，导致其种植其他作物能力较低，对农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曹东勃还提到，近年来气候异常，旱涝不定，对成熟期的烟叶生长尤为有害。
反过来，要让云南进一步挖掘烟草种植替代的空间，似乎又存在诸多难题：不仅可能有损云南本就不够富裕的财政收入，还将影响烟农生计，伤害云南占比仍然相对偏高的农业经济。
事实上，正如上述分析，仅从烟草种植来看，其带来的收益并不如外界想象一般高。曹东勃在调研皖南石村烟草种植业时发现，2010年安徽多种农作物中，烤烟的亩均净利润不及大部分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
而高昂的现金收入背后，不被看见的是辛苦的农民劳作。如曹东勃分析，烟叶以叶片为主要目的物，生产过程不得不增加比一般农作物复杂得多的环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郑榕也曾提到，烟草种植非常耗费劳动力，基本都是人工体力种植、收割，“烟叶是成熟一片摘一片，跟其他农作物不同，不是大面积收割”。
而在烟叶的烘烤环节，还将耗费大量的燃油、燃煤、电力，由于农村电网电压负荷较低、配套改造不到位，在与居民生活用电竞争下，甚至可能出现大面积停电的情况。
让烟农寻求种植替代的成本是低的。如曹东勃所说，经济作物往往带有“触类旁通”的特征，掌握了一种种植技术，可以举一反三地应用到其他同类或近似品种作物的种植中。但需要打一个问号的是，当地气候条件是否适合种植其他作物？
权衡的天平还在不断倾斜。
有数据显示，云南地区的肺癌发病率是全国的2倍。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烟农在烤制过程中吸入大量烟草烟雾，加剧慢性肺病的侵害，此外，处理烟叶时皮肤吸收尼古丁也让1/4的烟农尼古丁中毒。一系列健康危害，又会增加政府各类支出和社会成本。有国际机构评估，在我国，因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每年造成的损失在一千亿美元以上。
中国烟民的数量仍然庞大，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却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一的香烟。云南的选择，显然关系的不仅仅是一个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