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酒事典》作者贝尔纳·皮沃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候补名单》的短篇推理小说——
如果你是知味的老读者，或许曾经在我早先的“葡萄酒推理”系列中看到一道相似的推理题；是我受这篇故事启发的产物。考虑到贾叶先生已经仙逝，那次我把破案的线索换成了另一家同样地位崇高，也采用这种“打死就是不直接给卖给你”配额制度的勃艮第酒庄。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配额制（或者叫“配给制”）曾经是生产力落后时代的象征，翻出家里老粮票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但到了如今，却是那些“有钱也未必买得到”的事物才使用的供给销售手段。比如去年网上盛传批条子才能买的特供烟“一品青莲”，据说掏出来即使是抽顶级雪茄的壕也会自愧不如。
在葡萄酒领域，配额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酒庄有一张客户名单，决定“谁可以买，可以买多少”，这不仅约束私人客户，也包括酒庄的分销商。不同国家，不同分销商每年可购买的量和价格可能都不相同。
有的酒庄比较灵活，采用价格杠杆，名单外的人购买会非常昂贵。有些则很严苛，不仅名单以外的客户根本就买不到，名单上的私人顾客也被严令要求不得将自己的酒转手再卖。配额式的管理方式在全球很多顶级酒庄都有采用，但酒庄产量越小，这种制度就越有存在的价值，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那些勃艮第的顶级名庄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你在法国当地餐厅里不难点到的勃艮第名家，到了中国就变得一瓶难求或者价格翻上几倍。不管是勃艮第名家还是其他名酒，国内消费者偶尔也能听到进口商这么说，“不好意思这款酒我们今年只有三箱配额，已经被大客户预订光了……”或者更讨厌的“对不起这款酒在大陆没有份额……”
这一制度最早出现在葡萄酒市场中，其实是朴素的因为产量有限。毕竟葡萄酒是一种农产品，越是精细优秀，具有风土特色的酒，越没法大批量生产。当酒庄的产量非常有限又声望出众时，供不应求的情况自然会出现。
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里，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涨价，一直涨到买得起的人和供应量相平衡。但实际上，不愁卖的酒庄最希望的，是自己的佳酿被真正懂得欣赏它们的人买走，而且这些人最好能分布在全世界的市场中分布得广一些。试想如果只把产量很有限的酒卖给出价最高的客户，那有可能这些酒就被“一小撮”最有钱的人给雪藏了，对酒庄和品牌在市场上的影响力的长远发展不利。
毫无疑问，严格的配额制只有产量小的酒庄才能做到。一些波尔多顶级名庄年产量多达几十万瓶（比如拉菲年均产量在20万瓶左右），经过分销网络在国际市场上层层转手，就算知道有土豪买回家是兑雪碧来喝的，也只能表示一下无奈。但对平均年产量不到6000瓶的罗曼尼康帝特级园来说，如果某个顾客买了一批酒回去不是“恭敬”地喝掉而是转手高价抛出去，那可能面临从酒庄配额名单里被除名，甚至上黑名单的惩罚了。
在《恋酒事典》里，皮沃老先生介绍完凶杀案后，还炫耀了一把他拥有每年一箱亨利·贾叶的配额。同时还强调——无论年份好坏，也不要问价钱，如果碰到的是当年亨利·贾叶这样的酒庄，有得买千万别挑剔，有多少买多少，这次不买下次人家可能就不卖给你了——对酒庄来说，最重要的优点就是稳定，从不爽约才是好客户。
对这类酒庄来说，给予配额意味着给予信任。这一方面说明他们相信你能充分领会他们葡萄酒的精妙个性；另一方面，也是相信你在年程不好或者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还是会“不离不弃”。当然，通过酒庄配额直接从勃艮第顶级名庄买酒，价格肯定比市面上要划算很多很多。
除了能保证销量的稳定，对那些有长远发展眼光的酒庄来说，均衡的控制自己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的份额，能让有限的产品带来尽可能广泛的全球影响力。
毫无疑问，配额制对新兴市场天生就不太友善——获取酒庄的信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到今天，很多勃艮第酒庄给中国的份额只有我们邻居日本的一成，我们市面上很多名庄酒也不是直接来自酒庄，而是从欧美或者日本经过层层转手，最后才流入中国的。很明显，这也导致了价格的层层攀升。
不过换个角度，这种模式也部分遏制了以“投资理财”为目的投机贸易。至少，大部分配额制的酒庄是很抵触自己的私人顾客把酒公开转手卖掉的，即使是被许可向拍卖行卖酒的分销商，之后也要向酒庄汇报拍卖对酒庄带来的美誉。
但这种模式有时并非完全的市场定价——个别酒庄的做事方法甚至堪比中石化：“这个年份非常好，品质绝佳，我们要涨价20%”，“这个年份很糟，我们减产严重，要涨价20%保本”……不过至少从不久前杰西斯·罗宾逊大师发布的《2013勃艮第年份报告》来看，那些真正精于此道的酒庄还是明白，这种玩法“一旦过了头，想再把好名声做起来就得花上很多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