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1821-1850），南街张如玉家祖传的荸荠粉已经供不应求，到了光绪年间（1871-1908），张家的荸荠成为贡粉。民国初年，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获得铜奖。1914年后，张鉴清以万和斋继续经营荸荠贡粉，另外开设万和书局，并在安顺设立“商务印书馆安顺分销处”于万和书局。1918年后，张元吉先生更进一步拓展业务，与贵阳的“文通书局”签约设分局于此，与上海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往来，与上海的“鼎新和益新教育用品社”挂钩，兼销文具。1924年，“万和”还创建了“坤明女界交易社”，开安顺用女店员之先，并仿照上海大公司女店员穿工作制服。30年代起，万和书局还成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点。
2、安顺三刀
咸丰年间（1851-1861），安顺老东门坡的余世贤“剪刀、菜刀”以锋利、形状精美而供不应求。光绪年间（1871-1908），其孙余建奎（号克诚）进一步发扬光大。资料表明，咸丰年间起安顺三刀就销往西南、中南、华北等地。辛亥革命后，甚至远销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及东南沿海。
3、镇宁波波糖
咸丰年间（1851-1861），镇宁州官征集糖食制品进贡，多家商业作坊的制品因无特色落选，镇宁钟鼓楼刘兴汉的“波波糖”以其创新脱颖而出。
镇宁波波糖《文化安顺》编辑部摄
4、同馨荣
安顺同馨荣是清朝末期主营布匹、绸缎、洋纱的最大商号，这也是当时安顺规模最大的一个行业。其创始人邓子英原为晚清的秀才，光绪年间转而经商，并成为清末至民国初期安顺商人的领军人物，曾经倡建轩辕宫（解放后作为工人俱乐部，现已拆除）兼作为绸布业同业公会所在。其徒弟帅灿章后来成为黔中巨贾，富甲一方。
5、六家文堂
《续修安顺府志》记载：“咸同时，东西两街书铺林立”。“所出各书远销云南”，“其余售诸城乡及上游各县”，及至清末随着新学渐兴、石印业兴起，盛极一时的木板印刷商尚存郭文星堂、六经阁、金文德堂、金会文堂、甘至文堂、伍经文堂。
伍经文堂创始人伍德祯（字紫光）先生
伍经文堂残存印版
讲到晚清、民国时期的黔中商人，我们终不能绕过鸦片贸易。这或许是商业的原罪，犹如上海从1990年代开始承认上海繁荣始于1842年开埠，犹如有的地方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靠走私起家，我们也必须承认安顺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空前繁荣与鸦片贸易有莫大关系。
其实，至迟在明朝天启年间贵州已经种植鸦片。徐霞客1638年4月过长顺白云寺时，记载白云寺中“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不过，这时的鸦片主要为医药、观赏之用而种植。作为大烟而吸食是道光年间（1821-1850）两湖、两广商人商贩而来，并由此刺激贵州本地居民于咸丰年间（1851-1861）开始试种，光绪年间（1875-1908）贵州13府全部种植鸦片，并以质量高而挤走了外地烟土，而安顺烟土在全省烟土中更是质量上佳，因此黔中商人之卷入全省之鸦片贸易，并称雄前列已无可回避。光绪十年（1884）前后，安顺出现了肖洪源、义兴福等鸦片贸易运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州鸦片年产量达四点八万担,而安顺则占四分之三,各省商贾以花纱布,绸缎,日用工业品争相换购鸦片。
罪恶之花—罂粟花蒋旭英摄于1938年蒋世伟藏
可以说，鸦片贸易直接改变了黔中商业生态。刚开始时,贩运鸦片的商人交易时都用生银,后来因为生银汇款有成色,大小之分,十分困难,就改用贩运洋纱与鸦片交换.染织家们见洋纱根线均匀,颜色洁白,较本地的土纱更为精良更于织染,于是也乐于采购.从此土纱交易一落千丈,而洋纱则蒸蒸日上,销售益广,每月市面买卖竟达五百余箱,为全省销售之冠.织金,大定,水城等地也多由此转贩,安顺商业更为扩展。可以说，自光绪年间开始，安顺的传统土纱交易没落，而鸦片贸易、洋纱绸缎则成为安顺的两大支柱。今天看来两个行业貌似没有关联，但是在当时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行业。
说起民国年间安顺的繁荣，其实回顾一下民国时期的安顺饮食业的情况就可见一斑。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的安顺筵席,过去不过是盘盘菜,八大碗,蹄筋头,现在则是海参席,鱼翅席,烧烤席。戴明贤的书中专门记载了名厨郑干臣家的美食情况，以及厨师到大户人家办家宴酒席的盛况。大家可以想见，在安顺商人们消费应酬时享用海参、鱼翅、燕窝等山珍海味，大户人家办高档的筳席必备烤乳猪、清炖蹄筋等，这对于一个当时铁路、公路都未普及的内陆城市该是何等的奢华！在民国时期的安顺，能够做海参席、鱼翅席、烧烤席等高档酒席的餐馆不但存在，而且拥有商人、大户人家等广大消费者群体，这恐怕是我们今天的安顺饮食业今天都难以企及的高峰！
写到这里，我希望补充些与商人、商业有关的细节，这或许是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好方法。
1、关于商业伦理
黔商先驱邓子英告诫家人：“当家不能不谨细，待人不能不丰肥。井边不可浪费水，靠山不可猛烧柴。”我们依稀可见晚清时期黔中商人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商业伦理。商人的伦理朴素而深刻，我还曾经听到爷爷伍恒益说过“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点出了黔中商业服务的细节所在。
2、关于鸦片贸易之艰险
伍效高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中写道：“当时听到百色价高，我除自办10多担货外，又向廖凤歧(普定人)赊货4担，并联合聂羽逵(普定人)、伍凯堂(广东新会人，在安顺有家)组织开帮。虽然听说去百色路途险峻，气候不好。普定三棵树曾有18个人去过百色，回来死了16个，未死的两个还在打‘闷头摆子’(恶性疟疾)一直未愈。但因利之所在，仍决心前往”。当年客商之艰辛非大吉大利之人实难为也。
3、关于商号起名
“华丰茂苏裱石印社”吴纪强生前曾经多次赞叹旧时商号起名的精妙。他回忆贵阳的“惜分阴齐钟表店”，门前挂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对联，真是恰如其分。旧时各商号名称之雅致、起名之考究的确令人回味。
4、关于盈利模式
帅学达先生总结黔中首富帅灿章“凭借先机在西部各县设立分号收购的地利、经营方式的诚信、货品装潢的品位”抓住了商机。潘玉陶总结其外公的马店生意，因为前门开店后园种菜，让过往客人吃上新鲜蔬菜，故生意特别好。商业上有时候就是先人一步或者多人一招就是赢家，后人不可不借鉴。
5、商人多寿星
黔中商人虽然颇多磨难，但是却寿星频出。晚年历经生意亏空之磨难的帅灿章先生1960年去世，享年71岁。黔商先驱邓子英卒于1940年，享年78岁。戴子儒先生卒于1974年，享年74岁。伍效高先生卒于1984年，享年90岁。镇宁波波糖第四代传人刘洪恩，卒于2006年，享年90岁。戴明贤笔下的商会负责人孙启延，卒于1993年，享年88岁。潘玉陶先生笔下的马店商人——外公卒于1966年，享年88岁。笔者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作为一介商人也享年86岁、77岁、83岁。这些商人历经磨难而长寿，我在想一方面是商业确实有利于能保持人的精神与活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当年从事商人行业的这些人无疑也都是身体素质好、精神状态好的佼佼者。
1943年，戴子儒、董叔明、魏伯卿、孙起延、唐用奎等人成立了“安顺新业专卖物品公司”，是为安顺第一家以“公司”命名的经营单位，按照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治理结构经营公司。1947年，该公司扩成股份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4000股，每股1万元。这是安顺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这家公司是安顺实施烟禁后继续发展的标志，并且为解放后的安顺培养了大批新式商业人才。
1949年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共产党军队尚未到来，安顺处于权力真空期，市面仓皇，谣诼之言四起。黔中商人戴子儒、韩云波、董叔明、魏伯卿等人为主体组成的“临时治安委员会”筹集城防经费、分化说服国民党军人放弃“焚烧安顺”计划，承担起保卫安顺，平稳迎接解放军之重任。
黔中商人数百年来因城而兴，历经无数劫难而曲折发展。1638年，他们在彝族土司安邦彦之乱后不到10年率先恢复了“市集甚盛”的景象，喧嚣的市声吸引了徐霞客。1949年，他们则以自己的社会声望、理性与大义成为保卫安顺的中坚力量。
历史终将感谢这些创造了商业进步、保卫了安顺和平的历代黔中商人们！
伍茂春：男，1973年3月出生于安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硕士。2004-2005年美国访学，现为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