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补”即“猛补”。一般人使用的是它的引申义——疯狂地补救。然而，这个词用在中医里面，实在太普遍不过了。春夏秋冬，食补药补，人人都在进补，一不留神，却走进“恶补”的怪圈。且慢，你的胃不是塞补品的“锅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开始越来越重视健康了，养生的呼声非常高。客观地说，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分讲究补品、保健品，对药补“痴心不改”，这反而成了个误区。
有的患者到我这里来，说他每天都特别不想吃饭。我于是问，“那你一天都吃了些什么呀？”我听到的答复无非就是他早上吃了什么药，中午吃了什么药，晚上吃了什么药，药名讲了一大堆，我顿时无语，胃里面装了那么多药，人还能吃饭吗？人靠的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可不是靠吃药长大的！
事实上，这些患者虚弱的体质并没有因为如此“进补”而好转。对于无病也不虚的人，根本不需要使用药物，他们的养生应以非药物为主。而对于体质虚弱的人，才可能需要服用保健品乃至药物，调理体内阴阳气血，这才叫药补。中药进补养生，重在补虚。
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在西药来说，是指它的化学成分对某些组织器官的结构或功能造成损害。比如说阿司匹林，它的毒副作用轻则有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等胃肠道反应，重则有胃肠道溃疡、皮肤过敏、肝肾损害等。这些西药大多是批量生产的化学药物，说明书会很明确地告诉你可能出现的毒副作用。
而中药由于受产地、气候、土壤、炮制加工等因素的影响，药性会有差别。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明书列举它所有的毒副作用。中药这个“毒”，更倾向于指它带有的强烈偏性。中医是从这方面把握它们的药物属性。
中医认为，药食同源，“物得天地之偏气”。凡是偏性比较大的，用来纠正人体功能的偏倚(病理状态)，都可以用做药物。如麻黄性辛温，可用来散寒发汗、止咳消肿。又如大黄，性寒味苦，中医用于治疗大便干结、火热亢盛等症，按此分类原则，生姜、大枣、川椒这些食物中的作料也包括在内。相对而言，食物比如小麦、稻米等，就为平性(属性比较温和)。
中药用对的时候，它可以用它的偏性纠正你身体功能的不平衡，但如果你吃了这些反倒使身体产生不平衡，那就是“毒”了。
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人参是不是好药？是！但要看给谁用。人参有很强的补虚养气作用，血虚者也适用。但如果给了气血方刚的年轻人吃，十有八九会流鼻血。一般地讲，补阴药药性甘寒，多服易伤阳气；补阳药药性温燥，常用则伤阴助火；补气药多黏腻，过服会损伤脾胃；补气药多壅滞，多用会是腹胀纳呆，这些都是滥用药物当作保健品的恶果。所以，药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就是药，用在不需要的人身上就是“毒”。这是一个辩证的用药之道。
因此，用药前，先要辨明虚损部位，熟悉药物的偏性，另一方面，要防范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病人是否“过矫”了。中医补益的名方中，补药之外，一定会合理运用少量的“泻药”。如六味地黄丸中用茯苓、泽泻，补中益气丸中追加陈皮、柴胡，都有预防补药过偏的作用。
当然，现代人滥用的不只是中药，西药也有。这不仅浪费了药物经济资源，也影响了人们的寿命。我认为它也属于一种“养生障碍”。在养生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药物，用药之前，多看说明书或中药参考书，了解使用注意事项。如有不懂，应多请教医生、药师等。
所以，对待这些人，用药当以健脾“打头阵”，然后再在健脾治疗中，添加补虚扶正的药物，只有这样，才不会走进“恶补”的怪圈。
中药用在不需要的人身上，就是毒！
中药养生，重在补虚
对于无病也不虚的人，根本不需使用药物，他们的养生以非药物为主。
中医强调进补的原则是“虚则补之”。不是虚症患者是不能吃补药的。而虚症又分阴虚、阳虚、气虚、血虚等，对症服药才能补益身体。
不分虚实诸症，乱用补药，只能越补越糟。中药滋补大忌就是不辨体质随意进补，盲目跟风。
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过分地依赖医生和药物，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老百姓说人是吃五谷杂粮长大，可不是吃药长大的。五谷杂粮是养人的，没有说谁生下不吃东西，就吃药，只吃营养素就能长大的，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孩子，只要一感冒，一发烧，到医院肯定就给打点滴，好像不打点滴，这个病就好不了。我们要知道，是药就有三分毒，药是不能乱吃的，医也是不能乱投的。
中医有种说法，叫“有病不治为中工。”医生的水平有高有低，10个病人治好八九个是上工，治好五六个是中工，治好两三个是下工。如果有病不治，好的几率占一半，就相当于中工的水平。这是告诫患者有了病不要乱投医。
过去中国人的生活比较差，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都不去找医生，一得病，小病就扛着，大病就等着，实在不行了，再找大夫。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大家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对健康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来越重视了。我说这既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好事。
如何谨慎的对待医和药？
我们有句话，叫做是药三分毒。这个毒有两种含义，西医讲这个药有毒性，那个药有毒性，是从分析的角度讲，吃了这个药以后，它对哪些脏腑，哪些组织会造成损害。
西药的作用很明显，它的化学成分告诉你就是什么，都是批量生产的化学药物，药物的成分很明确，下面的副作用也很明确，说明书中告诉你非常清楚。如果要想使用西药，一定要严格地在西医大夫的指导下去使用。
中药的“毒”，是指有偏性的东西。
我们中医在临床上使用的所有药物，都具有很强的偏性。
中医讲药食同源，因为“物得天地之偏气”，凡是偏性比较大，用来纠正人体偏性的，都可以做药物，如麻黄、人参、附子、大黄等。
相对来说平性的就叫食物，比如小麦、稻米，虽然也有不同，但总体是平性的。而食物中的生姜、大枣、川椒、桂皮也都是药物。
中药同样有副作用，吃的食物或药物本来是纠正身体的不平衡，但如果吃这些反倒使身体产生不平衡的话，就是“毒”了。
中医采取补法还是泻法？
应该弄明白中医在怎么治病，如果一味地跟着西医的思维走，中药在你手中就是毒药。
比如说，人参好不好？好！但是看给谁用。人参之所以叫药，不叫食，就是因为它的药是偏性的。
总的来讲，人参有很强的补气作用，可以补虚养气，但如果给年轻人吃，他本来身体里面火力就很旺，吃了人参肯定就流鼻血，你说它是药，还是毒？用在需要人的身上就是药，用在不需要人的身上就是毒。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慎重。
无论食补、药补，人体都必须经过脾胃吸收才能利用。胃口不好，将导致体虚还不能进补的恶性循环。有人形容健康人体状态就像走得很准的钟表，没有必要人为地干预它的运行，切不可做那些“无病吃药，花钱买病”的傻事。
饮酒亦能养生关键在于少
酒有多种，其性味功效大同小异。一般而论，酒性温而味辛，温者能祛寒，辛者能发散，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温阳祛寒，能疏肝解郁、宣情畅意。
人类最初的饮酒行为虽然还不能称之为饮酒养生，但却与保健养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初的酒是人类采集的野生水果在适宜条件自然发酵而成的，由于许多野生水果本身就具有药用价值，所以最初的酒可以称得上是天然的“保健酒”，它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元朝医学《饮膳正要》一书中，对酒的利害总括为“酒味甘辛，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通血脉，厚胃肠，消忧愁，少饮为佳；多饮上身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是也，饮酒过度，丧生之源”。
饮酒的关键在“少饮”。酒里都含有酒精，酒精可以杀菌，就是所谓的“杀百邪”，因此某些流行病初现时，不少喝酒的人早晚都喝一小杯，人们把一些药如人参等放在酒里给病人服用，借酒“通血脉”“主行药势”，取得了更好的疗效。此外，可以借酒御寒，少量饮酒可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恢复体温，这就是下海渔民常带酒出海的原因所在。
即便如此，很多人对此还是心有余悸——保健和伤身之间的“度”该如何把握呢？湖北省中医院国家级名老中医涂晋文教授对此做出了解答。
涂晋文说，喝酒保健在晚上6点左右最好，也就是晚餐时。因为酒精经肝脏分解时需要多种酶与维生素的参与，而人体此时分解的解酒的酶相对多一些，有利于乙醇的分解，再就是晚上喝酒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对有些人还能帮助促进睡眠。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一般情况下，酒的酒精度数越高，则酒量就应相应减少，从一天的总量上来说，白酒一般应控制在50毫升左右，药酒控制在100毫升左右，黄酒也可以在100毫升左右，红酒控制在150毫升～200毫升，啤酒则控制在500毫升左右为宜。
许多人喝酒常一饮而尽，似乎一杯杯地干才觉得痛快，才显得豪爽。其实这样饮酒是不科学的，正确的饮法应该是轻酌慢饮。《吕氏春秋》说：“凡养生，……饮必小咽，端直无戾。”清人朱彝尊在《食宪鸿秘》中也说：“饮酒不宜气粗及速，粗速伤肺。肺为五脏华盖，尤不可伤。且粗速无品。”涂晋文建议，吃饭、饮酒都应慢慢地来，这样才能品出味道，也有助于消化，不致于给脾胃造成过量的负担。
为什么一些祖传的秘方不再灵验？
感冒的时侯，大家肯定是先去找西医，谁也懒得去找中医开几包中药回家煎着喝。肚子很痛的时侯，大家肯定会去找西医，做几个高科技的检查，看看到底是那里出问题了；刚发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侯，人同样会去找西医，赶紧把血压、血糖降下来。。。那么人们什么时侯才会去看中医呢？很多人往往是感冒了一个月，看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的；因肚子疼开刀后还疼的；肝癌、肺癌、高血压中晚期、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腰椎、颈椎麻木酸痛久治不愈的；病人就是感觉不舒服但医院就是检查不出任何异常的，才会来找中医。
春节前，老家邻居的儿子为父母花高价带回一大堆进补的中药。老两口奉为至宝，把羊肉和人参、鹿茸、雪莲等放在一起炖着吃。谁知没多久，他们患了一种说不清的病，上北京大医院来治疗，花费不菲。孝顺的儿子后悔不迭：不进补还好好的，进补却补出一身病来！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讲究养生保健。但有些人过分迷信药补，反受其害。目前，我国滥补中药的现象严重。很多人误以为中药药性平和、无毒副作用，有病治病，无病健身。其实，中药进补也要讲科学，不能滥用，不可乱来，否则既花了钱，又伤了身。不合理使用中药进补，往往适得其反。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中医理论认为，中药的“毒”是指有偏性的东西。在临床上，中医是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身体的偏性。如果吃补药使身体产生不平衡的话，就是补“偏”了。拿人参来说，它有很强的补气作用，可以补虚养气，但如果给年轻人吃，他本来身体里面火力就很旺，吃了人参往往流鼻血。滋补中药，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就是补品，用在不需要的人身上就是“毒药”。中医非常讲究平衡，人体既有不足的一面，需要补，也有亢盛的一面，需要抑制。如果补得太过了，就会适得其反，破坏平衡，营养过剩，也可能产生疾病。
中药养生，重在补虚。对于无病也不虚的人，根本不需使用药物，他们的养生以非药物为主。中医强调进补的原则是“虚则补之”。不是虚症患者是不能吃补药的。而虚症又分阴虚、阳虚、气虚、血虚等，对症服药才能补益身体。不分虚实诸症，乱用补药，只能越补越糟。中药滋补大忌就是不辨体质随意进补，盲目跟风。
临床制方时，是否采取经方成方加减，历来有不同见解，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举例来说，许多人都主张用经方、古方，临床要效法古方。冯兆张在《锦囊秘录》中说“方之为言，仿也······汉世才有方，为备于仿也。”认为古方均是供人效仿之用。
关于这方面，那些日本汉方学家做得更为绝对。大多数日本汉方学家崇尚中医经方，尤其推崇张仲景方。他们用仲景原方不做加减变化，在药店里出售成方药剂。例如小柴胡汤3剂或小青龙汤5剂等。但是也有人反对用古方。
如清代陆成一主张治病宜熟悉药性，不必拘泥成方。他说：“方即开列诸药而成者也，何以云宜用药不宜用方乎？曰：一药有一药之性质功用……洞明药性自能方。”吴鞠通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拘方治病病必殆”的观点。他说：“学医犹学弈也，医书犹奕谱也……然对局之际，检谱以应敌，则胶柱鼓瑟，必败之道也。
我在临床上尤其注重采取经方名方，但是并非机械地效仿，而是根据具体病人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加减化裁，这样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因为古方名方，多有严密结构，药物配伍也是从长期实践中不断锤炼而来，更重要的是所以被称为经方或名方，是经过长期历史的检验，而且为大多数人所肯定。
所以我以为，采用占方名方加减治疗，不仅疗效好，而且也是明智之举。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运用这些古方名方？这是我们要很好研究的。
我们主张采用古方名方，并非是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因为成方有限，而临床证候变化无限。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病人，有一些特定的情况。所以一个成方对一个具体病人，只能是大体上适用，很少完全吻合。所以，虽然选择了某一个成方，但是需要作相应的调整与变通。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1．在原方的基础上药物加减，或者在结构上调整举例说，一般都知道，《伤寒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可以用来治疗小儿肺炎。但是临床实践证明，如果原方不做加减用来治疗小儿肺炎，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稍微审视一下，《伤寒论》原来麻杏石甘汤证与小儿肺炎临床特点即可发现，二者都有发热气喘，但有的证候有较明显区别：前者是伤寒汗下以后，余热迫肺所致，见身无大热、汗出而喘；而小儿肺炎属于温病范畴，温热之邪多热盛且多夹毒，故在方中必须加强清热与解毒之力；其次，小儿肺炎常喘憋较重，表现为肺气上逆明显，所以又需要加入降气平逆之品。
因此我在应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的时候，常在原方生石膏之外，再加入黄芩、知母以加强清气之力，加入金银花、连翘以解毒，再加苏子、葶苈子以降气平逆。这样加减结果，疗效明显提高。
又如，《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是清泄气分热的要方，为治疗外感热病所常用。但是，白虎汤原方，主要是清泄气分里热，无形之热弥漫于气分。
表现为高热，面赤，口渴引饮，烦躁，舌苔黄，脉洪数或滑数。但是也并非一切气分热都能用白虎汤。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白虎汤四禁：“如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热势弥漫，脉应该见洪或滑。今脉浮弦而细，虽身有热，必夹有阴邪，不可单纯用白虎汤清泄；白虎汤证热势弥漫，邪机向外，故用白虎清泄。
如见脉沉，邪机向里，或有阳明腑实可能，则非白虎所宜，故亦属禁例；气分热盛，消灼津液，故见口渴甚。如口不渴，说明热邪不盛，或夹有湿邪，亦均非白虎所宜；阳明经证，热盛逼津外出，故多汗。如果气分虽有热，而表邪未解，表有邪郁，则无汗，也不是单纯白虎所能解决，故亦属禁例。这样吴鞠通从正反两方，将应用白虎汤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交代得甚为明白，告诫人们要对证用方，免得误用生变。
但是我们又必须指出：无论伤寒还是温病，白虎汤是我们治疗热病的重要武器，也不能被一些禁忌证所局限，我们完全可以发挥中医制方的灵活性，经过合理变通，许多情况又可以变禁忌为可用。在这方面，在吴鞠通以后的温病学家做出了榜样。
例如清代医家俞根初所著《通俗伤寒论》所制定的新方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上所说，如果发热烦躁等气分热，为在表的寒湿所遏，见脉浮弦而细，可以采用俞根初的新加白虎汤（生石膏、知母、荷叶、薄荷、桑枝、益元散、竹叶）。
这样虽然脉浮弦而细，亦能应用；如果阳明经证未解，而腑证已经出现，单纯白虎不能用，但是如果采用俞根初的白虎承气汤（生石膏、知母、粳米、芒硝、大黄、甘草），经腑双解，这样又可以变禁用为可用了；更多的情况是气分热盛，但表邪未解而无汗，不能单用白虎汤，我在临床上常将白虎汤与银翘散合用，这样不仅不会妨碍白虎汤的应用，而且起到表里双解的作用，使治疗走了捷径，加快疾病的恢复。
2．多功能成方，要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做不同配伍如甘桔汤，其组成仅桔梗、甘草两味，但有三方面作用，即利咽、排痰、排脓。如果用于利咽，则需配伍牛蒡子、黄芩、金银花、板蓝根、玄参、麦冬等；如果用于排痰，须配伍陈皮、半夏、茯苓、瓜蒌等；如果治疗肺痈，目的在于排脓，则需与千金苇茎汤结合，并加用鱼腥草、败酱草等。
又例如二陈汤是化痰主方，但是痰有寒、热、燥、湿、风、顽等不同。治疗不同的痰，必须将二陈汤做不同的变通配伍。如化热痰，二陈汤需配伍黄芩、瓜蒌、竹沥水、浙贝母、冬瓜仁等；如化寒痰，需配以干姜、细辛甚或附子；如化湿痰，需配以厚朴、苍术；如为燥痰，需配以知母、川贝、麦冬、天花粉、百部、百合；如为风痰，配以天麻、胆南星、白附子、僵蚕；如为顽痰，则需配以枳实、礞石、大黄等。
3．根据病情，两方或多方并用
遇到病情复杂的病例，单一成方往往难以满足需要，这时需要采用多个成方结合应用。例如，我在治疗一个顽固性呃逆的病人时，分析是由于肝郁气滞、痰饮内阻所致，则采用柴胡疏肝散、小半夏加茯苓汤、旋覆代赭汤等三方结合，取得良好效果。
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如果是湿热泻，为了达到清热燥湿和分利止泻的目的，我常将葛根芩连汤与四苓散合用；对于久泻，如是伤食泻，采用保和丸与四神丸结合应用，以消食固涩止泻，标本兼顾；如久泻属于脾虚泻，则采用参苓白术散与四神丸结合应用，以达到健脾益胃，涩肠止泻的目的。
4．从古方中提取经典配伍
在古方名方之中，有许多精妙的配伍，在长期应用中，被人们看作是经典的配伍。我们将这些经典配伍，从古方中提取出来，应用到各种场合的处方重组中去，以制定相应的新方。
我常将这一配伍，广泛地应用于脾胃病中有痞满症状者，收到良好效果。《伤寒论》的茵陈蒿中茵陈蒿配栀子，是消退湿热阳黄的经典配伍，为治疗黄疸所常用。
《丹溪心法》中的二妙丸，乃苍术、黄柏相配伍，这是清热燥湿的经典配伍，是治疗湿热证的良方；后来《医学心悟》在二妙丸中加入牛膝，变成了三妙散，更善于治疗下焦湿热，是治；薏苡仁，进一步加强了清利下焦湿热的作用。我们在学习方剂学的时候，用心汲取这种经典配伍，对我们制方有极大帮助。
5．为了突出某一方面效果，需要在成方基础上强化用药许多成方名方，是我们制方的典范。
但是这些成方名方，仍然存在修改变化乃至强化的空间。有时候我们选择了某一个成方，为了提高某一方面的治疗效果，可以加入某些同类药物，以强化某一方面的效果。例如遇到肾阴不足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钱乙的六味地黄丸，为了加强滋补肾阴的作用，可以加入女贞子、枸杞子、金樱子乃至龟甲、阿胶等；遇到肾阳不足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金匮》肾气丸，为了强化温补肾阳的功用，可以加入补骨脂、菟丝子、巴戟天，乃至鹿茸等补阳药。
6．了解名方的沿革，汲取其中思路演变，来改进临证制方技巧
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成方的制方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得更为严谨，更为准确，更加全面，从而其疗效也随之进一步提高。
例如，外感病解表方的制方思想的演变，从单一的辛温解表解膀胱经之邪，发展到辛凉解肺经之邪，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首先始于《伤寒论》的辛温解表，采用单一辛温发汗的麻、桂二方。第二阶段是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制定了人参败毒散，后来明代《摄生众妙方》又将上方去人参加荆、防，改名为荆防败毒散。
这是以荆、防、羌、独等辛温解表药代替了昔时的麻、桂，使辛温解表（解太阳经之邪）前进了一步，实现多元化。第三阶段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制定的凉膈散，已经显现了从解膀胱经之邪向。解手太阴肺经之邪的过渡。第四阶段是金元时代李东垣制定了清心凉膈散（黄芩、栀子、连翘、薄荷、桔梗、竹叶、甘草），已经鲜明地突出辛凉解肺经之邪，清肺经之热。
最后到了清代，叶天士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著名论断，吴鞠通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专门用于温病辛凉解表的桑菊饮、银翘散的制定。至此，结束了历史上寒温不分的错误，建立了辛温辛凉同时并存的局面，使外感病解表法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了解了解表的发展过程及发展脉络后，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外感病的时候，就能够更好地运用解表法，使之针对性更强。例如我将辛温解表分成两种，即风寒外感而以肺闭咳喘为主要表现的时候，采用麻黄类方加减治疗；如果风寒外束，表气郁闭，导致发热恶寒、身痛无汗时，则采用羌活、防风等药剂，即以荆防败毒散为主来辛温发汗解表。
实践证明，辛温发汗解除表郁，羌防胜过麻桂；而散寒定喘，则以麻黄类方为胜。辛凉解表，取银翘散中荆芥穗、薄荷、金银花、连翘以辛凉清透，多数情况下，考虑到当今小儿，内热多盛，多需加黄芩、板蓝根或生石膏等以清肺胃之热。
又关于少阳膜原理论的发展，加深了对半表半里证的理解，改进与丰富了对半表半里证的治疗方法。半表半里涉及少阳和膜原。膜原理论早在《黄帝内经》就已经被提出：“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膜原也。”
这条记载，语言虽然简单，但是对于膜原的位置，它与脏腑的关系，以及它与疟疾发作的关系等方面，已经有清楚的描述。
但是吴又可当初只提出“邪伏膜原”未意识到此疫邪是属于湿热性质。因而在达原饮方中，加入了白芍、知母阴柔碍湿之品。待到后来清代温病学家，纠正了这一不足：薛生白在他的《湿热病篇》中，在涉及膜原证时，明确提出“湿热阻遏膜原”，并在他的方药中去掉了知母、芍药滋阴碍湿之品，加上燥湿芳化之品（柴胡、草果、槟榔、厚朴、藿香、苍术、半夏、菖蒲、六一散），从而消除了碍湿之弊，又强化了化湿功能，使处方更为合理，更为有效。
与此相仿，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制定了柴胡达原饮，也作了类似的调整（柴胡、草果、槟榔、枳壳、厚朴、黄芩、青皮、荷梗、桔梗、甘草）。
在了解了膜原以及对于膜原证及其治疗沿革以后，我对这一问题也在不断深化，制方与用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治疗此证，往往照搬吴又可的达原饮原方，疗效不很稳定，后来在学习清代温病学家关于膜原学说及实践的研究进展以后，我在这方面的处方用药，也有了质的变化。
现在我认为：出现三焦膜原证，一般都有湿，制方用药在化湿同时，要避免阴柔碍湿之品，临床我常仿俞根初的柴胡达原饮化裁加减；但也不能死守一方而不加减变化。由于临床情况的复杂多变，随着伴随症状的不同，我又进行了灵活的加减变通。
但是，我从临床实际又发现，对于三焦膜原证，制方用药。-二般要避免加入阴柔碍湿之品，但也并非绝对，任何一条规则，都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湿热不解，长期流连，有的病例有可能出现湿热化燥伤阴的现象。我在临床就遇到过这样病例：膜原证长期不解，寒热如疟证仍持续，但舌苔已呈现花剥苔，即残留的腻苔与剥脱同时存在，在应用柴胡达原饮加甘寒滋阴之品后，病情得到控制。
7．在成方的启发下制定新方
以上所述，主要是在古方成方的基础上加减变化，将古代的制方成就，应用于当今的临床实际中去。除此之外，在成方的启发下，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方，即既有古方成方的影子，也有当今各临床家的经验特点。
举例来说：我的一个治疗小儿虫积腹痛的经验方（藿香、枳壳、木香、白芍、黄芩、川黄连、延胡索、乌梅、川椒、小茴香、槟榔），既有《伤寒论》乌梅丸的影子，也有我日常用药伍的经验，形成一个新的方子。
又例如我的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腺炎的验方——消蛾清解汤（蝉蛻6克，牛蒡子6克，桔梗6克，柴胡10克，生石膏20克，牛甘草6克，黄芩6克，知母6克，板蓝根20克，草河车20克，天花粉6克，连翘10克，玄参15克，赤芍10克，僵蚕6克。其中有银翘散和白虎汤的影子，但已经是一个基于临床实际的新的处方。我的一个治疗急性痢疾的止痢清导汤（藿香10克，木香6克，槟榔6克，白芍10克，秦皮6克）。其中虽有白头翁汤的影子，但是无论从结构还是从配伍看，已经是一个新方了。
从以上所述可知，古代的经方、名方、成方，也包括近代验方在内，是千百年以来，古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的经验结晶，舔聚着历史的积淀，这是我国医学宝贵历史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穷的启示，再加上结合实际的变通，就可成为攻克疾病的有力武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