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制糖供给世界”冯锐80年前超豪迈

1934年底，市头糖厂正式投产。（图/fotoe）

市头糖厂，蔗糖过磅后，运往溶槽。

●上世纪30年代广州糖业先驱冯锐“低首付”购进世界一流设备

●制糖全程自动化国内领先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旧闻新读

下期预告

但凡广州人都听说过“朱义盛，冇变色”这句俗谚，不过，你可知道，当年广州6家“朱义盛”，却没一家老板姓朱，而且彼此之间的商战十分激烈而精彩。下一期，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情怀

土糖斗洋糖节节败北

海归干实业一心雄起

在引入机器制糖以前，广东的土糖是怎么造出来的呢？按资料上的记载，广东制造土糖的作坊，俗称糖寮，每个糖寮都少不了三样工具，一样是牛，一样是石磨，还有一样是铁锅。人们把甘蔗放在石碌中，然后就靠牛拉着一圈圈走，压榨甘蔗提取蔗汁，再把蔗汁倒进铁锅里，用高温炼成糊状，除去杂质，倒在草席上冷却，就成了最原始的“片糖”，白砂糖和黄砂糖的工艺虽然略微复杂一点，但技术含量也高不到哪儿去。

别看土糖制造简单，出糖率也不高，但在清末民初，粤糖也有过一段相当辉煌的时光，不仅在省内一统天下，还远销至东南亚一带。可自从上世纪20世纪初洋糖大举入内倾销之后，粤糖出口不仅一落千丈，就是在省内，粤糖的地盘也一天天缩减，从1923年~1932年，广东每年进口洋糖近160万担，价值上千万两白银。粤糖如此式微，千千万万蔗农和“糖寮”自然断了生计，只能在一片萧条中苦苦煎熬。

萧条中自然有人要站出来寻找出路，这次站到粤糖改良事业前台的人物名叫冯锐，此时刚过三十，正是想大干一番事业的年纪。冯锐生于今天的黄埔村，家境十分贫寒，幸而得到教会资助，才得入读岭南大学，后来又考取公费留学生，入康奈尔大学深造，专攻农业经济学。清贫出身和所学专业都使他对乡村经济多了一份关切，而提起令乡村萧条的舶来品倾销，更是十分刺心。

努力

购买机器设备锱铢必较

设法引入竞争省钱到底

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冯锐投身实业的方式与一般人有所不同，确切地说，他是先“从政”，即经人推荐出任当时的省农林局局长，再“从商”，因为他投身的制糖业，是为当时的“南天王”陈济棠看重的省营工业的一部分。不过，既然冯锐是公认的广东机器制糖先驱，“政”与“商”的关系倒也无关宏旨，我们就没必要拉拉杂杂扯那么多，还是说一说他在经济上的贡献吧。

既要发展机器制糖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购置机器。1934年，冯锐赴菲律宾考察糖业，顺便为购买机器做准备。说来也巧，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在菲律宾设厂的机器制造业大佬——美国檀香山铁厂正发愁市场饱和，机器卖不出去。冯锐口袋里虽然没多少钱，但他会讲故事呀，加上他从康奈尔归国后，曾与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共过事，在海外颇有点名气，于是频频有人请他发表演讲，他一演讲必提糖业改良，一提糖业改良就必讲广东为各机器制造商提供的机会，一提机器制造又必然提醒大家注意世界范围内的市场饱和。一来二去，檀香山铁厂被说动了，最后同意广东官方采购机器，只需现付10%的首付，剩下的分期偿还。

要说檀香山铁厂开出的价码已经够低了，但如果不想办法把价压得更低一点，那就不是精明的广东人了。于是，冯锐宣布：“广征世界多家工厂，以作比较。”这一下吸引了世界各地工业资本家的主意，其中，捷克机器制造巨头——斯柯达公司开出的条件更为优惠：首付2%，剩下的分期付款，且利息比前者更低廉，同时还派工程师一名，协助炼糖。就这样，斯柯达从檀香山铁厂抢走了一半的生意。后来，广东还派出了多名技术员前往捷克学习制糖技术，斯柯达公司每个月还给他们发零用钱。

成就

广东机器制糖领先全国

粤糖远销沪上风行一时

1934年12月10日，位于番禺的市头糖厂投产，日榨甘蔗1000吨，从运蔗船卸货开始，到传送甘蔗上蔗带机，再到入压榨车间榨汁，以及最后由离心机过滤处理，所有过程全部自动化进行，其技术水平之高，可以说在全国无出其右。

半个月后，位于黄埔村对岸的新造糖厂也开始投入生产，每日榨蔗500吨。此后两年间，广州之外的4家糖厂相继建成投产，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现代化糖厂。

说了这么多，冯锐主持建立的这些糖厂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且看广州第一家现代制糖企业——市头糖厂的数据：第一个榨季结束后，市头糖厂就付清了60多万美元的机器款和30多万港元的机器安装费；到1935年，全省6家糖厂的获利总额超过千万元；到1936年，全省6家糖厂每日产糖量高达700吨，固定资产总额达到了500万美元。从这里生产的白糖，不仅行销省内，还远销至江浙沪一带。

链接

糖业巨子下场悲惨

正当广东新型制糖业逐步进入正常生产运作时，“南天王”陈济棠联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倒蒋失败，他被迫下野，出走香港避难。原陈的部属余汉谋出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代替陈济棠掌管广东军政大权。没了靠山的冯锐如断线风筝，加上冯锐在推行糖业统营政策时与余有结怨，于是被罗织贪污等罪状，1936年未经公开审判就被秘密处决。一个以为可以凭科技救国的知识分子就落得了这样可悲的下场，死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