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妈妈们）拷半斤酱油、买五分盐、称二两水果糖，付好钱，拿好东西，也不忙着走，靠在柜台上跟大妹她们嚼闲话，传递各家各户芝麻绿豆的新鲜事，说上一阵，才满意地离开，似乎把花去的那些钱又赚了回来。”
——王小鹰《烟纸店中》
每个名称都关乎生活微末
所谓“烟纸店”，就是沿马路或弄堂的人家，装一些玻璃橱柜，出售居民生活的零星物件的便民小店。烟纸店一般都由夫妻两人经营，故又叫夫妻老婆店。为什么在“夫妻”之后再加上“老婆”一词，打趣地想想，也可看出上海女人在家里的地位之不一般了。
曾经在长阳路老弄堂中生活了多年的李奶奶也说道：“烟纸店，我记事时就有了。”
记者问过来自崇明的老人，本以为崇明按现今的规制而言也算是上海，崇明的生活文化与上海本土也相差无几。之后才发现，其实崇明的老人也并不知晓关于烟纸店的种种，亦以为烟纸店真是卖胭脂的小店，哪知道是杂货小店——方才确定，“烟纸店”还真是地地道道的本土话，别地儿没得找。
贩卖的是生活之便利与斑斓
烟纸店在当时又多又常见，弄堂口开一个，为弄堂里的人服务，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
香烟、火柴、肥皂、草纸，被称之为烟纸店的“四大金刚”，越是贴近生活、不可或缺，越是烟纸店营业额的支柱。烟纸店也售卖一些别的小玩意儿。如针、线，牙刷、牙膏、牙粉等，还有药品、小文具等等。有的店的柜台上还放着一些玻璃瓶，里面盛有诸如水果卷糖、盐津枣之类零食。到夏天，摆出两只大口保温瓶，盛有赤豆、绿豆或桔子棒冰。麻雀虽小仍五脏俱全。
在交通工具尚不发达，且没有超市的年代，烟纸店，让弄堂居民实现了“足不出户”便能购物的便利生活。弄堂里的女人们不时便到烟纸店中买些草纸肥皂，称上二两水果糖等着孩子们放学回家，犒劳犒劳他们一天的辛苦读书；弄堂里的男人们清晨出门工作时在马路边的烟纸店捎上一包香烟火柴，轻烟一起便点燃了这一天的生活；弄堂里的孩子最爱那缤纷的水果糖和夏天的棒冰，路过烟纸店，他们往往会回头留恋地张望着小店的窗口，双眼闪着渴望，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了。
“以前经济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家里摆那么多东西。人家要烧菜了，就叫小孩到小店买点盐，买点零拷的酱油。”李奶奶提到她的童年也有类似的“打酱油”经历。
功能多元的烟纸小店
追溯起烟纸店，历史系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皇甫秋实老师首先描绘了它所展现出的强大的社区公共服务性。“它不仅让一个片区的人能方便地购买生活用品，还是街坊四邻的休闲中心。”
“烟纸店是邻居们‘嘎讪胡’的好地方。”皇甫老师笑着说。男人工作、小孩上学的白日里，主妇们也自然而然地将烟纸店当做了消磨时光的所在。自古，人们厌恶着八卦的不断传播与流言蜚语的轰炸，然而弄堂里的小秘密却在小店里发酵，酿成经年不变的日子里的欢笑与盼头。每晚饭后，家里人齐聚一堂，聊聊白日里从烟纸店得来的消息，闲谈之间，悠然和睦。
以卷烟销售为例，皇甫老师还强调了烟纸店在上海滩商业市场里的重要作用。“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一个商业极为兴旺发达的地方。烟纸店的出现既体现了这种商业环境下居民对便捷购物的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上海滩商业的发展。”
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卷烟改变了中国人消费烟草的方式。民国时期，卷烟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市面上的卷烟种类繁多，到1932年甚至多达两千余种。门槛低、利润高的卷烟销售在上海滩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先由大批发商向烟草公司进货，再卖给较小的批发商，“一级一级下来之后，烟纸店是整个销售网络的最末端，负责直接将卷烟零售给居民。”
根据民国时期的资料，上海的卷烟销售情况一直是全国最好的。“有了烟纸店之后，居民买烟会方便很多嘛。”那时候烟纸店销售卷烟的单位也很灵活多样，不仅可以按照十枝、二十枝、五十枝的包装来销售，甚至单卖一、两枝的散装香烟。
“在当时，兑换钱币是烟纸店一项很重要的业务，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了。”皇甫老师有些遗憾。
小店兴衰
四川北路的老弄堂里，一片嘈杂声中，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小烟纸店静静地开着。平日里经营这家烟纸店的是一位阿姨。
阿姨的烟纸店，主要是卖一些日常用品，香烟、饼干、针线之类的小东西。店很小，所以商品种类也很少，不比从前堆满货物空间狭窄的传统烟纸店，更加及不上那些宽敞明亮的便利店了。原来店里也有卖酒，但是因为空间有限，后来也就不卖了。
阿姨的店从1997年开店算起，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刚开的时候并不在现在的地方，而是在清江路。后来因为要建绿化公园，清江路片区的房屋拆迁，才搬到了四川北路。烟纸店的房子原是家里老人的，后来老人去世，房子才被用来开店，也算得上是一种传统生活的传承。
阿姨家的商品都能始终如一地充分保证质量。饼干一直都是从一家食品公司进，香烟也是直接向烟草公司下单，每周进货。“十几年的生意当然看重信誉，我们肯定不会做那些没良心的事。”正是因为东西有质量，价钱也不贵，不少住在其他地方的居民也会“慕名而来”，一些因为利润甚微而在商场找不到的小东西，在阿姨的小店里都能找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公私合营”制度时，很多烟纸店因为太小而没有被网进。当时中国大陆划分阶级，有一个称呼叫“小业主”，有别于买卖大的资本家，烟纸店的店主就属于这一类。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的的尾巴，也是批斗的对象。
文革结束之后，一批返城的知青和九十年代一批下岗工人为谋生计重新经营起了烟纸店。2008年，皇甫老师和同学前往南市老城区的小东门附近的几家烟纸店做田野调查，“我们去了解的几家烟纸店老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背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商业又焕发了活力，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上海烟纸店的数量再创新高。
直到连锁便利店和超市在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兴起，“全家”一成不变的铃声终于逐渐取代了烟纸店老板或热情或冷漠的招呼声……传统的烟纸店一般都只有一个柜台，甚至只有一个窗口，由老板替顾客拿取索要之物。相比之下，超市给顾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你可以对比不同的商品，还能经历一个亲自把商品‘拿在手里’的过程，这些都是传统烟纸店无法比拟的。”皇甫老师摇摇头。
如今，很多的烟纸店已经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人气，最差时，一天只有几个老客户来买东西。“以后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可是四川北路老弄堂里的阿姨很坚定。在她眼里，烟纸店依旧有其存在的必要，值得保护。“针线一类的在大一点的店里都没有卖的。因为这些东西利少，卖一个可能就挣两分钱，别人都不做。我们这里物美还价廉。”
烟纸店的生活是平淡的，对几位老顾客笑笑说说话，日子一天天的就过去了。但只要弄堂还存在一日，邻里还需要哪些小物件儿，烟纸店或许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为了糊口谋生，也是为了附近的居民。
但是上海的老城区在不断改造，许多居民搬离旧式里弄，烟纸店本身依托着里弄社区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许还有一些烟纸店在艰难地生存吧，但是我认为已经到烟纸店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皇甫老师对烟纸店的未来有些悲观。
一家小店面，木制的招牌，几包卷烟，几句唠嗑，往矣？有人坚信烟纸店不会死，有人又依稀看到了它在快速新陈代谢的现代社会里黯然离去的命运，然而百年风雨中它那不尽的往昔已经永久地镌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生命里。
守着，等待着，继续着
记者手记
这感觉挺奇怪，我坐在小花园和上海老阿姨聊弄堂，两公里开外就有个大超市，而我们在说烟纸店。
情与景相差甚远，感觉就像上辈子，当然是对我。李奶奶谈起来还是恍如昨日，即在眼前的样子。每一句重复的句子，每一个拖拽的尾音，都有那么一点点怀念的意思。当时还有几个阿姨在“，烟纸店”这个在我来说有点陌生的词汇，一经提起，却激起她们各抒己见，都说现在不多了，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毕竟这个词是她们早年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于长辈的回忆里，也承载着某种上海人的情怀罢。
——夏蕴
我曾以为烟纸店的“烟纸”，是类似花火之类物件的遗留，和几家老店一起，零星落在上海这个昔日的十里洋场里。出乎我的意料，我探访的烟纸店仅仅有廿多年历史，也只是售卖些针头线脑和烟酒饼干。
我恍然，上海，不仅是那个摩登的“夜上海”，也是平凡的老上海。
踏进背离主干道的小巷子里，烟纸店的窗口开在公寓楼的背面。长长的灰墙上，开了一个一人宽的窗口，探出的一片屋檐，勾着一只鸟笼，笼里的鸟安静地望着檐外。阿婆独自坐在玻璃柜的后面，抬着头，身旁堆叠着商品货物；柜台外的阿姨仿佛《功夫》里的包租婆一般穿着打扮，身上带着洗过头发的湿气。不过片刻，心照不宣地结束了互相搭话，也完成了一些线头的买卖。
没有什么打破这平淡的日子。阿婆守着她的烟纸店，等待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老朋友，继续着日复一日，安静的日子。
——鲁嘉颖
（其它图片来自网络）
老上海的香烟文化
香烟东来实录
中国人吸烟的历史并不长，一般是明末清初才开始的。一二三年胡祖德编的《沪谚外编》民国二十五年增补版收有一禁烟歌，对吸烟历史有简明扼要的记录。歌云：“明朝时代没有烟，只有上等官僚吃潮烟，五更坐朝待漏院，吸一筒淡烟解解厌。清朝盛行黄广水八仙，长毛以后增水烟，道光季年又增鸦片烟，英国运来害尽中国美少年，广东抚台林则徐，一意严禁禁不绝。民国又增香烟雪茄烟，吸者众多几遍地，种种耗费难尽言……”
至于用纸卷的烟，即俗称纸烟或卷烟，那还是近百年来的事，先由外洋所输入，至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始有英美烟公司，就地制造，以其携带便利，吸者遂众。于是原有的旱烟水烟，遂渐渐地被它所淘汰完了。
由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以前一些香烟牌子：
此外该公司均在上海、天津等地用中国烟叶生产之香烟，用中文商标，以品质高下排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