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槟榔习俗”入选湖南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源自湖南湘潭的槟榔业，能历经几百年而不衰与其不断发展的文化分不开的，民间有句顺口溜：养妻活崽，柴米油盐，待人接客，槟榔香烟。在湘潭、湖南，“烟酒不分家”早已成了“烟酒槟榔不分家”，并深深地融入到湘潭人、湖南人毎一活细节之中。
据《湘潭县志》载：“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湘潭大疫，百姓多患鼓胀病。县令白景谙医理，明药性，便将槟榔分给患者嚼食，病疫消失……”、“槟榔为大家，曰剖数十口，店街倍蓰邪，率五步一桌而卖，合而相向，计每桌曰得百钱之利”。可见，当时的槟榔销售早已和粮食一样平常，而延续至今的很多百年老店都是从此时发迹的。
实际上，早在１５００多年前槟榔就已传入中国了。自汉代起，这种生长在南国的植物多次出现在史书上。如汉朝杨孚《异物志》载：“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又棘针重累其下，所以卫其实也。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又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槟榔树如棕榈，髙七八丈，无柯枝，上有十许叶。正月结房，一房二百余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箨，箨堪为扇。至五月熟，大如鸡子。”
由于槟榔的特殊食药价值，很快在我国南方流行起来。要知道，南方地区湿气重，医学技术极为落后的传统社会，频发的瘴疠曾夺去无数宝贵生命，因此，防瘴、治瘴关乎南方民族的生存。而在中医药学上，槟榔的花、种子和果实均可入药，用于消积、杀虫、下气行水药，主治虫积、脘腹胀痛、水肿脚气等症，或作为驱虫药，列入药典管理目录；或说能辟除瘴气、治疗疟疾。槟榔因而成为“蛮烟瘴雨之乡”的南方，尤其是闽赣、两湖、桂粤、滇川黔等地的必备良药。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辟瘴，下气，消食。”又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槟榔代茶，所以消瘴。”且《本草纲目》也载其主治:“疗诸疟，御瘴疠。”此外，《广东新语》也载:“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渴饥，虽有朱樱、紫梨，皆无以尚之矣。”
南方民众十分重视槟榔，甚至将其发展为巫术手段的神秘崇拜。据清朝汪森《粤西丛载》载：“南人既喜食槟榔，其法用石灰或蚬灰，并扶留藤同咀则不涩。土人家至以银锡作小盒，如银鋋样。中为三室，一贮灰，一贮藤，一贮槟榔。”可见，明清时期，槟榔逐渐演化为岭南文化的特色元素。
当然，南方槟榔文化的发展，少不了文人墨客的捧场。苏东坡被流放海南儋州，开始与黎人一起生活，目睹海南姑娘啖槟榔后，吟诗一首《题姜秀郎几间》：“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诗中描述海南姑娘头簪茉莉、口嚼槟榔、芳香袭人的情形。他还亲自试嚼食槟榔：“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东坡草药诗》）同时，还写了《食槟榔》、《咏槟榔》等诗。其中《咏槟榔》：“异味谁载向海滨，亭亭直干乱枝分。开花树杪翻青箨，结子苞中皱锦纹。可療饥怀香自吐，能消瘴疠暖如熏。堆盘何物堪为偶，蒌叶清新捲翠云。”
到了明朝时期，海南临高的王佐，也写了一首《咏槟榔》：“绿玉嚼来风味别，红潮登颊日华匀。心含湛露滋寒齿，色转丹脂已上唇。”
至有清一代，曾寓居海南的任兆麓，写有一首竹枝词：“榔花尝过又榔青，此味从来未惯经。日日红潮登满颊，不知能醉复能醒。”
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不能超过其极限，食用槟榔也一样。由于槟榔含有大量的粗纤维，食用槟榔的人在咀嚼过程中，很容易造成食物嵌塞，引发局部牙周组织炎，甚至发展咽喉炎；如果长期嚼食槟榔，还可导致嚼食者牙齿变黑、牙冠部位严重磨损、牙根纵裂等慢性损害。
如何在槟榔文化与其能引发的危害间取舍，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