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再掀改革开放热潮提振发展信心活力
“我们建议国家出台一批实质性的政策，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提振信心、增加活力，以此来击退国际上反全球化以及遏制中国发展的逆流”，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院长李稻葵在清华大学发布6月“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
以下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全文：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国家出台一批实质性的政策，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提振信心、增加活力，以此来击退国际上反全球化以及遏制中国发展的逆流。在改革方面，我们建议紧紧抓住目前高达180万亿的国有资产，开展实质性的重组改造以提高资产回报率，提升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力；对外开放方面，我们建议要针对欧洲、日本、英国等对中国持有积极态度的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领域引发新一轮的热潮，也在国际上形成引领新型全球化的态势。
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与判断
（一）投资：整体投资动力不足，应加强激励有效应对
1．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信心不足
2019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平稳增长，但和GDP增速比较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整体偏低。2019年1至5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6%，增速较去年同期和今年前4个月均下降0.5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骤然下滑，前5个月同比增长仅为2.7%，较去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较2018年全年下降6.8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虽较去年同期的9.4%相比仍处低位，但结束了2018年下半年来的下滑趋势，已基本企稳；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0.9%，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较2018年全年提升2.6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投资的作用。因此，从数据上看，2019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来自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数据来看，制造业投资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0%。2018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5%，有效对冲了基建投资增速下滑，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2019年后，制造业投资增速迅速回落，1-4月增速仅为2.5%，创2004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细分行业来看，除个别行业外，大部分制造业行业投资增速均明显下滑，化学纤维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等13个行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投资问题凸显，改革势在必行。
从投资项目的情况来看，根据发改委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数据，2018年制造业新增意向投资项目（即监测期内已获得项目代码的项目）数量上同比增速逐季下降，2018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高达88%，二季度33.2%，三季度15.5%，四季度同比增速为-5.6%，可见2018年后期制造业投资意愿已经减弱，投资动力不足，从而直接影响到2019年的投资额。
民间投资对制造业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有着关键影响，从以往数据来看，制造业投资中民间投资约占87%，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约占60%。2019年前5月，民间投资整体增速的下滑也尤为明显，民间投资的作用已从拉动投资变为拖累投资。2018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始终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年民间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7%，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出2.8个百分点。但2019年上半年形势却出现反转，民间投资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4月份时已落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截至2019年5月，民间投资累计增速5.3%，较去年同期回落2.8个百分点，低于固定资产投资0.3个百分点。同时，制造业行业也存在相似的趋势，2018年制造业中民间投资部分的增速高于制造业投资整体增速0.8个百分点，而2019年一季度以来，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始终低于制造业整体增速，直到5月才基本追平。从对整体投资的贡献看，2019年前5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中仅有约57%来自民间投资，而去年同期民间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约占80%，去年全年约占88%，可见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投资，民间投资在进入2019年后动力尤为不足，亟待得到提振。
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速双双回落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期悲观，投资信心不足。2018年12月，制造业PMI自2016年8月以来首次跌破枯荣线，直至2019年3月才回升至枯荣线上，却在2019年5月再度跌破至49.4，且低于预期的49.9。上次PMI低于枯荣线时正是民间投资急速下滑时期，2016年7月民间投资增速曾一度跌至2.1%。2018年底PMI的下降再度表明市场悲观情绪已逐渐产生，企业家投资必将更加保守谨慎。不仅如此，2019年5月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49.8，美国、欧元区制造业PMI全线下滑，表明全球制造业都出现了放缓，未来更加难以预期。企业家调查数据也直接表明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减弱，投资出现犹豫。央行第一季度企业家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4.1%，比去年同期下降4.7个百分点；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9.2%，比去年同期下降5.1个百分点。
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制造业企业盈利状况恶化，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制造业投资前景不佳。2019年1-2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4%，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截至4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仍下降3.4%，和去年同期的15%正增长形成巨大反差。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1-4月工业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15.6%，较去年同期高出9.3个百分点。在价格方面，2019年前5月PPI持续低位波动，企业盈利未见改善。从营业收入利润率上看，国有控股企业（6.2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5.92%）>股份制企业（5.48%）>私营企业（4.62%），可见民营企业盈利能力仍然较低。从市场需求上看，2019年1-5月消费品零售增速8.1%，较去年同期回落1.4个百分点；商品出口增速0.4%，较去年同期回落12.9个百分点，加之基建投资增速走弱，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外需求总体不足。面对盈利艰难、需求不足的困境，企业家难以建立信心，缺乏投资激励。
针对目前企业家信心不足的局面，政府如果不发挥作用，任由经济自由发展，那么投资很可能会不断恶化。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当前必须找准痛点、精准发力，推出实实在在的改革政策，为投资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二，我们建议加快推进重点行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同时设立专项资产管理公司，消除债务重组的后顾之忧。在上一期的报告中我们指出，中国民营经济，尤其是处在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经济当中，产业集中度过低，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亟需推进兼并重组的调整，从而加强资源整合、发展规模经济，实现减员增效，最终迈向具有较高产业集中度的成熟经济体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有序退出是经济发展的出路。“笑到最后”的“幸存者”自然可以享受较高的行业利润；然而，对于“及时退出”的“逃离者”，长痛不如短痛，及时退出远好于被过度竞争、极低利润慢慢拖死、压垮。与此同时，要妥善解决兼并重组过程中的债务重组问题，例如破产企业的债务会增加银行坏账，被兼并企业的现存债务也会给收购方带来财务负担，这意味着企业大量的银行贷款也将面临一个重组的过程。为此我们建议借鉴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由国家注资设立专项资产管理机构，将涉及兼并重组公司的银行贷款剥离出来专门处置，同时结合市场化债转股等去杠杆措施，逐步化解债务压力，减轻的并购重组的债务包袱。
第三，我们建议创新减税降费机制，不仅要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在制度设计上要更加精准，着力于激励企业家进行投资。2018年下半年以来，多地政府均出台了民营经济新政，帮助民企减税降负、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引进高层次人才等。尤其是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后，各地密集发力，纷纷推出支持民企发展的政策并制定了具体的支持额度。但是，目前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但却没有对投资产生足够的激励。在企业家投资信心不足时，即使经营负担下降，手上资金充裕，也不一定愿意投资。因此，减税降费政策在后续阶段应更多地聚焦于企业投资下滑这一“痛点”，以创新的形式为企业投资提供激励。例如，近年来制造业企业投资风险较高，为鼓励投资，可以借鉴会计计税上对高风险的研发费用所实行的加计扣除制度，在计税时也对投资费用实行超出实际发生额的加计扣除，有针对性地对投资活动提供税收优惠。同时也可以在制造业固定资产折旧周期的前几年加快折旧速度，让制造业企业投资在短期内更多地抵减税收支出。
2．基建：投资疲软需发力，小幅回升尤可期
截至2019年5月，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加4.0%，相比1~4月份回落0.4%，继续维持在2018年8月以来的低位，拖累了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可见基建投资尚未从前期影子银行规模收缩、去年地方债发行规模收紧以及部分基建项目重新论证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中完全走出。基建投资的快速下滑对经济增速拖累的程度是不可忽略的。根据2017年的数据测算，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2%，按照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例32.1%估算投资对增长的贡献，若2019年1~5月基建投资能与一季度GDP增速保持同步增长（即增速为6.4%），则可多拉动GDP增速0.17%。
此外，尽管2019年1~5月基建投资整体增速依然疲软，个别领域仍有亮点可寻，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41.5%，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5.1%，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14.9%。
具体来看，来自财政预算的基建投资预计将保持稳定。财政支出中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支出占比增幅稳定，财政支出用于基建投资的比例自2013年的9.09%逐步增加到2017年的11.9%。此处我们假设今年财政支出预算的12.5%用于基建投资，则预计基建投资来自于预算内的金额为2.94万亿元。同样，我们认为来自于国内贷款的基建投资资金也将保持稳定。其中来自国开行的贷款预计小幅增加到6500亿左右，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预计增幅维持不变。外资的资金对于基建投资影响很小，此处忽略不计。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预计发行2.15万亿元，相比于去年1.35万亿元额度增加近60%。截至2019年5月，我国今年累计发行地方专项债0.97万亿元，占2019年额度的45.1%。考虑到2018年实际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为1.95万亿元，2019年的专项债发行仍有空间，预计下半年发行将有所提速。2018年城投债总发行额24555亿元，减去待偿还金额后的净融资额为6428亿元，相比2017年增加14%，预计2019年该增速将得到维持。截至2019年4月，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管理库落地项目净增946个、投资额1.4万亿元，相当于累计落地投资额的16.3%。PPP项目累计落地率63.2%，环比上升0.5%。PPP项目落地速度的加快与金额的增加将支持基建投资增速后续的回暖。
政府性基金支出对于基建的资金支持预计将大幅下降。由于开发商购地积极性不高，土地成交市场趋冷，2019年1~5月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6%，相比去年出现断崖式下跌。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投入基建领域的比例约占其一半左右，基建投资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考虑到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大幅增加，PPP项目落地提速，城投债、铁道债以及银行贷款的增速稳定，因而尽管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跌迅速、去杠杆对信托委托资金的影响余威犹存，但我们认为在政策精准发力的情况下，基建投资仍有望在年内小幅回升，预计全年增速为5.8%左右。
下文我们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与电信基础设施三个方面考察基建长远发展的空间，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究竟如何。
为了进一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潜力，同时规范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我们有必要系统地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将地方的隐性债务从银行体系中切割出去，减少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对银行信贷资源的挤占。具体而言，我们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借鉴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对地方基建项目进行统一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对基建项目进行详细的成本收益分析，在中央政府的担保下，以市场化的方式发行债券或利用社会资本为项目融资，并行使出资人权利对项目进行监督、追责。
在当前体制下，各地方基建项目因政府背书，客观上挤占了大量信贷资源，且项目规划过程中成本收益分析专业性不足，存在监管难、追责难等问题。全面改革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将地方政府基建融资从银行信贷体系中剥离，有助于规制地方政府行为，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推动民间投资与基建投资长期稳定增长，从而逐步形成健康有效的资本市场。
（二）消费、就业与价格
1．消费：消费增速持续回落，汽车销售下降明显
短期来看，消费增速稳中略降，不及预期。2019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2956亿元，同比增长8.6%，相对于2018年5月8.5%的同比增速略有下降。扣除价格因素，社消实际增长6.4%，低于去年同期的6.8%。其中，2019年5月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1694亿元，同比增速为5.1%，与去年同期5.6%的增速相比亦有下滑。刨去五一错期的因素，2019年5月的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增速相对于去年同期增速有所下滑。
从1-5月份的累计情况来看，2019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61332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8.1%，低于2018年1-5月的9.5%。其中，2019年1-5月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为3.9%，低于去年同期的7.8%。2019年1-5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38641亿元，同比增长17.8%，相较于2018年1-5月份的同比增速30.7%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
汽车消费增速下降对总体消费形成拖累。从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19年5月限额以上企业汽车类销售总额同比增速2.1%，扭转了连续12个月负增长，但这可能与假期错月有关。但从累计同比增速来看，汽车消费下降的态势依然没有改变。2019年1-5月汽车销售累计同比增速为-2%，相比较于2018年1-5月的4.8%，回落了将近7个百分点。由于汽车消费在消费零售总额中占比达到10%以上，汽车消费下降拖累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0.7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我国消费的趋势性下滑特征非常明显，与收入增速下降趋势基本一致。2011年以来，我国的消费一直呈现出趋势性下滑的态势，并与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增速的下滑趋势保持同步。在2010年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9%，2015年3月同比增速降到10.2%。而2017年年底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突破10%的下限，并继续持续下跌，2019年5月该值为8.6%。
边际消费倾向呈现下滑的趋势。2014年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处于下滑通道中，人均消费支出也处于同比下行通道之中，符合经济学基本规律。但是，2017年以来，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扩大，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不利于扩大消费。
总结来看，我国消费增速下滑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二，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速和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增速。尽管个税减免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起到了一定了稳定作用，但经济增速下行使得个人税前收入下降，对减税效果起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从而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提升并不明显，个人消费支出增速出现下滑现象。而经济增速下降和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的信心也有一定的影响。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提升居民消费增速和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建议：
第二，采取更加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以应对外部不确性和提升微观主体信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以稳定和提升可支配收入，从而提升消费增速。
ACCEPT估计，假设有关汽车消费的政策得以实施和落实，并在下半年起到一定效果，使得全年汽车消费增速与去年持平的情况下，则能使得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维持在8.6%的增速。
2．就业：新增就业超额完成任务，失业率控制在目标区间内
从失业率情况来看，2019年1-5月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5.3%、5.2%和5%和5%，均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低于两会报告定的5.5%目标控制值。2019年一季度末的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7%，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低于4.5%目标控制值。
CPI食品价格同比较大幅度上涨，推动CPI同比增速进一步上升。2019年5月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较上月值2.5%增速增加0.2个百分点。按照食品与非食品大类来分，两者价格的涨幅出现较大分化，食品价格上涨成为CPI上涨的主要动力。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7%，推升CPI上涨约1.7个百分点，CPI非食品价格上涨1.6个百分点，带动CPI上涨约1个百分点。
在CPI食品的各子项中，除了水产品价格同比增速略有回落外，其他种类的食品价格均成上涨态势。其中，水果、鲜菜和猪肉的价格同比上升态势最为明显，对CPI上涨形成较大的推力。2019年5月的鲜果价格同比上涨了26.7%，相较于上月的11.9%大幅攀升，推动CPI同比上涨约0.48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13.3%，影响CPI上涨约0.31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同比上涨12.5%，影响CPI上涨约0.51个百分点。受到猪周期以及非洲猪瘟的影响，畜肉大类中的猪肉价格更是同比上涨了18.2%。
在CPI八大类中，只有交通和通信项呈现负增长的态势，其增速为-0.9%，而其他六类指数都呈现出同比上涨的趋势。2019年5月份，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CPI（核心CPI）同比上涨1.6%，延续2019年1月以来的下滑趋势，说明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速的下降，对核心CPI形成一定的向下压力。
从环比看，消费者价格水平与上期持平。2019年5月CPI环比增速为0，比4月0.1%的环比增速下降了0.1个百分点。其中，CPI食品价格上涨0.2%，影响CPI上涨约0.03个百分点；CPI非食品价格与上期持平，说明工业品和服务价格总体上没有形成上涨的动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CPI食品中，鲜果价格环比上涨10.1%，影响CPI上涨约0.20个百分点，去年水果库存下降导致市场供应减少，导致水果价格的上涨。而随着鲜菜的大量上市和供给增加，鲜菜价格下降，鲜菜价格环比下降7.9%，影响CPI下降约0.22个百分点。在CPI非食品价格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04个百分点。
综上可知，5月CPI同比增速扩大至2.7%，主要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核心CPI同比增速甚至呈现出下滑的态势，体现出了CPI内部的分化态势。随着夏季新鲜蔬菜的供应的增加，以及下半年的苹果等当季水果的上市，CPI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有限；而且，随着生猪的补栏，未来猪肉供应该会有增加，且5月猪肉价格已经开始出现回落，猪肉价格对CPI的进一步推升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在外部不确定尚未完全解除，以及内需还未企稳回升的情况下，CPI非食品也无过多的上涨空间。据此，ACCEPT预测，2019年下半年CPI同比增速为2.4%，2019年全年CPI同比增速为2.3%，处于通胀目标3%以内的可控区间，不会对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PPI同比与环比增速延续回落趋势。从同比来看，2019年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其中，PPI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是导致PPI同比回落的主要原因；而PPI生活资料价格同比增速为0.9%，涨幅与4月持平，继续保持低速温和增长。PPI生活资料主要包括工业生产下游的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费品等工业品，消费零售端的需求低迷使得PPI生活资料的价格涨幅有限。而PPI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工业生产上游重工业品，包括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煤炭采选、黑色采选、黑色冶炼、有色采选、有色冶炼以及化工化纤等重化工行业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业生产和投资建设的主要原材料，受到基建、房地产以及制造业等投资需求的影响很大，而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不断下滑降低了对上游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导致PPI生产资料增速的快速下滑。
在PPI生产资料的主要行业中，5月同比涨幅回落较大的正是石油开采与加工、金属和非金属冶炼和加工等行业。具体而言，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同比上涨6.7%，与上月相比回落3.4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同比上涨2.3%，相比上月回落1.9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同比上涨3.1%，相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下降1.0%，相比4月多下降0.6个百分点；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同比下降2.5%，相比上月多下降0.6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下降0.7%，相比上月多下降0.2个百分点。据测算，在5月份PPI的0.6%的同比涨幅中，去年基数较低的翘尾因素影响为0.6个百分点，而新涨价因素的贡献为0。
从环比看，5月份PPI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说明PPI上涨动能进一步减弱。其中，PPI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2%，增速比4月回落0.2个百分点；而PPI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1%，相比上月增速回落了0.1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具体行业看，环比涨幅回落加大的行业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0.8%，相对上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仪器仪表制造业价格环比上涨0.1%，相对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增速由正转负的行业有：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环比下降1.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环比下降了0.2%。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的环比增速由负转正，上涨0.7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行业上涨4.2%，扩大0.6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8%，扩大0.5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CPI和PPI缺口的继续扩大和形成结构性通缩。2019年1月至2月PPI同比增速仅为0.1%，3月4月增速略有回升，但5月增速又放缓至0.6%，处于负增长的边缘，生产领域有通缩的风险。如果PPI持续低迷和CPI保持目前的2.5-2.7的同比增速，则会恶化工业企业的利润，降低其投资积极性并加剧PPI通缩的风险。因此，下半年需适当加大稳投资的政策力度，增加对重点行业的投资需求。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止低效过剩产能对价格的压制。考虑到基建投资增速下滑趋势对需求影响，以及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成本传导影响，2019年下半年PPI同比增速为-0.2%，PPI全年增速为0.2%。
1．进出口贸易的总体情况
尽管旨在通过对中国实施大量进口关税以降低贸易失衡，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不降反升。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东亚、东南亚以及拉美等地区国家的影响也已逐步有所体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正使得全球价值链面临断裂的风险。中国需坚守底线思维，在做出适当和必要的反制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巩固经济自发增长动力，并夯实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经贸合作。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速在2019年以来显著放缓。1-5月，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增长0.4%，进口同比下降3.7%，而去年同期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3.3%和21%。2019年1-5月，中国累计实现货物贸易顺差416.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上升28.3%。除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2018年较高的基数也是造成货物贸易增速放缓的原因。
将中国的对外贸易按地区分解，我们发现在主要出口地区中，中国对东盟、非洲等地的出口份额有所上升，而对北美的出口份额显著下降。从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中国对北美地区的出口份额从20%下降至17.6%，这归因于对北美地区大幅度的出口下滑。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前4个月中国对北美地区的出口共计下滑8.4%，而对东盟、欧盟等地区则分别实现了6.8%、7.7%的出口增长。
2．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固守零和博弈的思维，对中国的近半数商品加征20%的关税，然而这并未能帮助美国改善贸易条件和缩小贸易失衡。如图33所示，2018下半年以来，美国的月度进出口增速均显著下滑，2019年4月，其出口贸易甚至同比缩减2.12%。201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282亿美元，相较2017年上调15%。中美之间互征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国贸易条件，造成了贸易行为的扭曲，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使得美国并不能在短期内找到比中国更为适合的贸易伙伴。图35和36反映了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美国总进出口的比重。由图可见，自2018年全面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仅由2017年的21.6%微幅下调至2018年的21.2%，而对中国的出口占比则由8.4%下降至7.2%，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等原材料和原油等矿物燃料受贸易冲击的影响最大。
在全球贸易分工更加细密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纷争的波及面已经远不止中美两国。以苹果手机的加工为例，在一台苹果手机的制造装配中，中国所贡献的物料成本和装配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仅在25%左右，但在加征关税时，却无法将中国贡献的增加值割裂开来分开征税，这导致中美两国的关税由分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各个国家买单，更不用说由加征关税所导致的价值链核心环节的断裂以及全球消费需求的缩减。由图37可见，中美贸易摩擦使得韩国、台湾、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均陷入收缩的区间，即便是出口产品结构与中国相似、与中国形成一定竞争关系因而被认为将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得获益的国家，如墨西哥和越南，在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初也经历了出口增速的迅速下滑。
3．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稳定增长，外资撤离苗头应引起重视
贸易摩擦以来，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数据来看，中国维持了去年以来的稳定增长态势。今年1-5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546.1亿美元，同比增长3.7%（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的背景下逆势增长。从商务部公布到1-4月份来华直接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地区数据来看，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4%、108.4%、-19.4%、-2.1%、21.8%、0.0%和93.2%。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增长，表现出对外资较强的吸引力。这一方面归因于我国一直以来广阔的消费市场、不断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体系；同时也归因于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特别是今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外商投资领域统一的基础性法律。不久之后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也即将发布，显示了中国鉴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
4．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压力趋缓，警惕股汇联动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逐步改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逐步缩小。然而，随着近年来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与货物贸易顺差的缩小，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逐步缩小。
从中国国际收支的各个分项看，2015年至今，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不断收窄，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仅为2015年的68%；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则不断扩大，2018年逆差规模相较2015年扩大33%。旅行是服务贸易中最主要的逆差项目。2018年，中国旅行项目逆差达2370亿美元，占当年服务贸易逆差的81%。从分项数据看，若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按趋势扩大而货物贸易顺差按趋势缩小，则很有可能出现全年经常账户逆差。
2019年年初，中国经常账户的国际收支压力有所环节。2019年1-4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为1152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40%，是2016年以来第一次增长，基本恢复至2017年的货物贸易顺差水平。2019年1-4月，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879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收窄10%，这是2015年以来中国前四月服务贸易顺差的首次收窄；旅行逆差为758亿美元，也较2018年同期有所收窄。由此推断，2019年年初中国经常账户国际收支压力有所改善。
中国近期外汇储备的变化同样印证了国际收支压力的缓解。2018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逐步恢复，2019年5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恢复至3.10万亿，是2018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同期，中国的黄金储备也快速增长，2019年5月末为798亿美元，较2018年9月增长近百亿美元。2015年至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发生较大变动，其中2019年初至2017年初外汇储备快速下滑，此后至2018年1月有所回升，但至2018年三季度再次下滑。因此，2018年末至近的外汇储备恢复是来之不易的。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是衡量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高频数据。从代客涉外收支数据看，2019年初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由逆差转为顺差，收支状况得到改善。分项看，经常项目顺差在2019年1月达到182亿美元，随后逐步下降。与2018及2017年年初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经常账户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季节性。2019年1月，金融账户顺差同样达到高位，此后有所下滑，总体保持稳定。与2015年三季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国际收支总体平稳，没有显著的资本外流迹象。
（四）房地产：投资整体趋缓市场分化凸显
2019年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6075亿元，同比增长11.2%；商品房销售面积5551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6%，商品房销售额51773亿元，增长6.1%；5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100.85。2019年上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较2018年下半年有所回升，但是商品房销售情况出现大幅滑落，其中商品房销售面积连续五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也低于2018年。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略有扩大；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回落，二手住宅涨幅微扩。
我们认为，201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体呈下行趋势，上半年的增速回升不可持续。一方面，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为土地购置费用。如下图所示，2019年上半年土地购置费用占房地产投资的比例超过30%，远超过历史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土地购置费用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去年土地交易的延期付款，2019年上半年实际的土地成交量已经大幅下行。如图所示，2019年上半年土地购置费用同比增幅在40%左右，而土地成交价款同比呈负增长，相较于2018年大幅下降。
此外，2019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相较于往年提早发行，且棚改专项债发行量较大，带动了“棚改”等政府性投资的住房开工集中在上半年进行。因此，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回升主要来自于2018年土地交易的延期付款，以及地方政府提前发行专项债所带动的“棚改”等政府性投资开发。进入下半年后，由于两者均不具有可持续性，再加上商品房销售表现低迷，我们认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且面临下行压力。根据Accept测算，我们预计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年增速将下降至8.6%。
1．市场分化凸显，政策调控应因地制宜，一城一策
我们认为，进入2019年以来土地交易量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拿地意愿下降，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且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分化进一步凸显。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经过“棚改”的推行，已经释放出大量住房需求，当前商品房市场业已趋于饱和，短期内缺乏新一轮需求爆发的潜力，因此开发商缺乏拿地动力；而一二线城市住房需求仍然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居住用地的供应不足，再加上限价限购等政策的限制，开发商拿地难度较高。
2019年上半年，住宅地产在一二线城市表现仍然强劲，是本轮房地产投资回升的主要推动力，而三四线城市房市仍然处于平稳回落期间。在过去5年里，一二线[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二线城市：天津、重庆、杭州、南京、武汉、沈阳、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宁波、苏州、长沙、济南、厦门、长春、哈尔滨、太原、郑州、合肥、南昌、福州、石家庄，共23个。]城市面临新增人口多、新增住房少的局面。根据我们的计算，2014-2018年，全国一二线城市新增常住人口约1829万人，三四线城市新增常住人口1637万人，分别占全国的53%和47%。但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期，一二线城市房屋新开工面积占全国的32%、房地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39%。
（五）股市：信心不足导致市场低迷，政策应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1．中美冲突背景下中国股市波动较大，抗压能力低
短期来看，稳股市信心极其重要，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当前股市面临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升级。二是国内宏观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三是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不力、长期资金和机构投资者不足等问题将加剧股市波动性。股市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信心的晴雨表。中美贸易冲突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稳定股市的信心极其重要，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只有稳定股市信心，才能稳住金融市场和中国经济的信心，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
2．中长期看，中国股市具备良好投资价值
3．如何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股市？
第一，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开展股票回购业务，短期可稳定股市信心和社会预期，长期可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经济下行或市场低迷时期，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有助于向外界传递股价被低估的信号、刺激股价回升，进而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股走出了十年牛市，除了复苏有力的宏观基本面之外，逐年攀升的股票回购规模也是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当前，A股市场估值处于低位，上市公司现金流总体宽裕，货币流动性环境相对放松，正是开展股票回购的有利时机，监管机构应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开展股票回购业务，这比国家基金出手救市效果更好。不仅有助于稳定公司股价、增加公司价值、改善资本结构，也减少了未来被恶意兼并收购的风险，助力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将有助于稳定股市信心和社会预期，对冲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可能引发的股市持续下行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四，推动股票市场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力量和力度，从根本上保障股市的健康发展。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股票市场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夯实法制基础是当前中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2018年8月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揭牌成立，迈出了金融司法专业化的重要一步。但仅有金融法院还不够，还应该建立证券检察院并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密切配合，专业化地侦查、处置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应加大执法力度，增加处罚的威慑力。与银监系统相比，证券市场处罚力度明显偏弱。比如，非法集资罪最高可判处死刑，但股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却罕见长期徒刑。股票市场作为专业化程度高、运行极其复杂的市场，客观上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队伍的规模要求也很高。与银保监会相比，证监系统监管力量明显偏弱。建议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监管力量、提高监管队伍的专业素质，更好地服务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4．包商银行事件：中小银行总体风险完全可控
2019年5月，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宣布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决定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包商银行是继1998年海发行倒闭20年来，第一家被接管的商业银行。该事件打破了同业刚兑预期，暴露出中小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市场对于金融体系流动性风险蔓延的担忧。但我们认为，包商事件属于风险主动暴露，中小银行总体风险完全可控，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是部分中小银行长期以来偏离主业，过于依赖同业业务。近年来中小银行为实现资产规模弯道超车，对同业业务形成了较强的依赖，与中小银行服务本土支持小微的市场定位背道而驰。负债端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占比持续维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资产端城商行同业、投资类资产占比在一半左右。2017年9月底，包商银行同业负债占比甚至一度高达53%。接管前，包商银行已经出现严重信用危机，同业客户中4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极易形成连锁反应。接管后，包商银行对公和同业负债无法全额兑付，打破了同业刚兑预期，市场对中小银行同业存单的风险偏好迅速下降，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发行愈发困难。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中小银行将越来越难依靠同业业务快速发展，此次包商事件将促使中小银行从规模驱动的发展模式回归主业，专注于区域性信贷为主的金融服务，业务重心向实体经济回归。
二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风险可控。我国同业存单余额近10万亿，其中AAA评级占比80%，AA+评级占比14%，AA及以下评级占比6%。AA+评级（包商评级）及以下的同业存单余额为2万亿，如果按照违约率10%的极端假设计算，违约规模最多为2000亿的水平。而央行6月14日增加的再贴现和常备借贷便利额度即高达3000亿元，直接向银行体系注入基础货币，能够直接、迅速地缓解当前可能的流动性紧张和信用被动收缩问题。此外，5月底以来央行还持续开展流动性投放操作[6月以来央行共进行3次14天逆回购、3次28天逆回购和2次MLF投放操作，释放数千亿流动性。]，以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三是此次受包商事件影响的债权人数量有限。根据央行公布的信息，包商被接管后，对全部个人储蓄存款、5000万元以下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本息全额保障，分别对应了520万储户、2.5万户企业和同业机构。理财业务的原有合同继续执行，20万客户基本不受影响。400多户债权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大额对公债权人也获得了全额保障，对公客户债权人获得全额保障的比例达到了99.98%。少数未获全额保障的大额对公和同业债权人，其先期保障程度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
四是存款保险基金公司市场化运行。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存款保险基金专户余额为821.2亿元。5月24日，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成立，通过实施收购承接等，尽可能保障包商银行各类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使中小银行出现风险，我们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救助和托管。相反，如果按照《存款保险条例》和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对包商银行直接采取破产清偿措施，各类存款人最高只能获得50万元赔付。
二、专题讨论
（一）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潜力巨大，需出台政策加快释放
1．产业升级：红利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建设先进产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享受到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红利，在中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将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方面，中国现有产业升级空间巨大，产业升级将拉动投资；同时产业升级也将提供现有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对于新建高新产能，降低污染方面，首钢的案例值得研究。首钢从北京迁到曹妃甸之后，不仅融合了当今国际最先进的钢铁制造技术，同时也建设成极具生态的现代化重工业园区。铁矿石从专用码头直接运往加工车间，流程紧凑、装备智能的高效生产线有序运转，成品可直接通过成品码头运达世界各地，各环节环环相扣，节省了能源，降低了污染。“绿色生产”是厂区的一大特色，京唐公司环保投资75.96亿元，占工程总投资的11.21%。产业升级后大幅度降低了环境污染，从SO2排放的角度来看，曹妃甸首钢的排污是小钢厂的9%，是重点钢厂平均水平的26.2%；技术升级不仅没有压缩产能，反而促进了生产，产能从800万吨上升到1000万吨，一期投资677亿元。一期设计年产铁898万吨、钢970万吨、钢材913万吨。而且显著节约了成本，每吨成品平均可节约100~150元，按每年900万吨的产量算，年节约9亿多元。
2．技术创新：正视中美技术差异，立足优势，攻坚克难
中美科技实力的比较不能简单看研发投入，也不能光看技术公司的市值，而是要具体根据技术类型比较。相比较于美国，中国在创新链条短、集成为主的行业具有优势，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高铁技术等等；但在创新链条长，需要长期资本和技术积累的领域不足。我们需要正视中美技术差异，在保持擅长领域优势的同时，重点攻克薄弱的核心技术领域。这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资金、技术的支持，同时我们鼓励企业积极地向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华为学习。
中国在科技方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爆发力强，近年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领域显著进步。这些领域都具有创新链条短，短期集中投入资金和技术，可以取得爆发式增长的特点。同时，这些领域需要大规模的编程人员和集中式的技术投入。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世界第一[数据来自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报告。]；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数量略微领先于美国和日本，而中美日三国占全球总体专利公开数量的74%；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拥有量达到18232人，占世界总量的8.9%，仅次于美国（13.9%），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大数据行业更是正在经历爆发性增长，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27.2万亿元[数据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占GDP的32.9%；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名义增长20.9%，占GDP比重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预测2019年我国数据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35万亿元，并预测在2023年我国数据经济市场规模将增长至54.5万亿元，2019-202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1.71%。
同时，应注意到经过中国教育长期的改革和发展，中国高校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不断增多，为中国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优势。根据201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研究生毕业生总数760.57万人，其中理工大类毕业生315.78万人，占比41.5%，仅工科毕业生人数就达285万人，占比37.5%。相比之下，2016年美国理工科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为56.4万人，占全部毕业生比例仅14.9%，理工科人才培养规模和占比均远低于中国。规模庞大的理工科毕业生将直接贡献中国的科技劳动力积累，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基础，有力支撑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助力中国在部分科技领域领跑世界。
在这些创新链条长和长期积累领域的不足已经影响到中国部分行业的未来发展，特别在当下中美经贸和技术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发展核心技术，不足短板已是迫在眉睫。而这些领域创新链条长，发展所需金额巨大，特别是需要持续投入，不是一蹴而就的，单靠企业自身难以坚持，这就离不开政府“有形的手”。政府应该重点研究，明确找出并指明当前中国最缺乏但是非常核心的，俗称“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重点扶持，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一一攻关。要做好心里准备，这些技术的创新环环相扣，但创新进步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持之以的鼓励和支持。
（二）宏观杠杆率：宏观杠杆率有上升迹象，但风险总体可控，关键在于控制好地方政府债务
1．宏观杠杆率虽有上升迹象，但尚不足以引发过多担忧，风险总体可控
2019年一季度，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包括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与GDP的比重为219.8%（债务余额由2019年一季度社融存量经扣除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后得出），与2018年末的215.2%相比，上升了4.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宏观杠杆率近期存在上升的迹象。此处需说明的是，根据BIS数据库，2018年四季度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为254%。由于BIS数据仅更新至2018年末，为了测算2019年一季度的杠杆率，我们根据社融数据对截至2019年一季度的中国债务余额进行了统一估算，并以此构建了中国宏观杠杆率序列。
我们认为，近期宏观杠杆率虽有上升迹象，但是仅一个季度的短期上升尚不足以引发过多担忧，风险总体可控。我们注意到，在2019年一季度的新增社融中，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通过市场化、正规渠道的融资占绝对优势，其中，人民币贷款占比高达77%。而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在内的影子银行表外融资则延续了2018年金融过度收紧以来的萎缩态势，虽有小幅提升，但增加并不显著。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2019年一季度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中，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以非金融企业为主）获得了总贷款量的77%。可见，今年以来将近六成的新增信贷资源流入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由于企业拥有相对透明、完善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融资的供需双方通过正规渠道、以市场化定价的方式完成融资，再加上相应的监管趋于完善，我们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近期爆发的概率较小。
2．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
（三）财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广义财政政策仍有空间
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背后既有主动减税的因素，也受经济名义增速放缓的影响。1-5月，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仅增长3.8%，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4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同比增长2.2%，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个百分点。税收增速下降既有主动减税政策的作用，同时也受到经济名义增速放缓的影响，特别是以PPI为代表的工业品价格低增长以及与之伴随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弱化。
分具体税种来看：个人所得税前5月累计增速降至-30.7%。个人所得税减税将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扩大消费发挥一定的支撑作用。受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影响，国内增值税收入从5月份开始大幅减少，5月当月增值税收入同比增速降至-20%。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1-5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6%，相比去年出现断崖式下跌，主要原因在于开发商购地积极性不高。
财政支出维持较高增速，支出进度明显快于往年，但财政资金实际使用进度仍显滞后。1-5月，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达到12.5%，比去年同期高出4.3个百分点，且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前5月财政支出已达到全年预算进度的接近40%，是过去五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在拨付进度加快的同时，财政资金实际使用的进度仍显滞后。截止5月末，机关团体存款余额已高达29.75万亿元。原因之一可能是财政资金使用的流程较为繁琐，划拨资金的使用率较低，未能实现预期的刺激效果。
展望下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面临受限，但广义的财政政策仍有空间。综上所述，今年前五个月，积极财政政策从“减收”和“增支”两个方向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减收和增支的双重作用下，财政收支缺口扩大，收支矛盾凸显，预算平衡压力增大。我们的测算显示，如果按照今年“两会”上既定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52万亿元不变执行，考虑到前5个月支出进度的前移，今年6-12月份的财政支出相比去年同期将仅能达到2.9%的增长。事实上，刚公布的5月份当月财政支出增速已经在边际上出现了明显放缓，由前4月的15.2%降至2.1%。
在以减税和增加支出为主要手段的传统财政政策工具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广义的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应当努力在资金使用效率和结构上多下功夫。具体而言：第一，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为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发行创造稳定温和的流动性环境，防止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成本逆周期上升。一是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维护金融市场流动性环境，确保地方债平稳发行。特别是要谨防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信用收缩误伤地方政府性融资。二是要避免基础利率走高导致地方债和城投债发行成本攀升。同时适当调整质押比率，增加地方债和城投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三是要落实专项债融资充当重大基建项目资本金的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第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盘活存量资金，防止财政存款和机关事业单位存款沉淀积压。简化高校院所等机构的项目申报审批流程和报销手续，提高财务行政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科研人员因手续繁琐不愿申报项目、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低的问题。第三，适度提高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以缓解下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四）中美关系：中美经济深度融合经贸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
1．中美经贸关系密切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
自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对中国开展301调查以来，中美经贸关系逐渐紧张。虽然经历多轮谈判，但美国政府多次出尔反尔，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尽管如此，2018年中国贸易仍维持良好态势。按照中国海关数据，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33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4784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1551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数据，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59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5395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1203亿美元。
回顾历史，长期以来，中国维持紧密的经贸关系，双边贸易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从美国的视角，中国从零开始，逐渐壮大，变成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图67所示。1972年中美刚刚建交时，美国对中国出口额仅有6400万美元，进口额仅有3500万美元，占比均约为0.1%。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占比稳定上升，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额达到1307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额的8.4%；进口额达到5056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1.6%。值得指出的是，2009年之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超过欧盟。2018年，因为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中国占比略有下降，但仍维持较高水平。2018年，对中国出口占到美国总出口的7.2%，从中国进口占到美国总进口的21.2%。
从中国的视角，在中国出口总量中，美国从1978年的2.8%增长到2018年的19.2%，尤其是90年代，美国地位迅速提高，1992-1998年仅6年内美国占比从10%增长到20%以上。在中国进口总量中，美国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高峰”（美国占比曾高达22.8%）后，地位逐渐下降，2018年从美国进口约占中国进口总量的7.3%。
从产业链来看，中美两国也深度交融。以芯片产业为例，虽然中国企业例如华为依赖美国的芯片，但同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材料（芯片制造必需材料）供应国。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中美贸易关系“开刀”，实际上就是对全球的生产价值链“开刀”，一旦全球价值链断裂，无疑将产生恶劣影响。
2．保持理性、合理反制、积极谈判，努力达成“双赢”协议
中美关系有着进一步深化、亲密化的良好基础，但是近年来，中美加深互信合作的进程被横加阻挠，从“中美国”（Chimerica）向“脱钩”（Depegging）的危险滑落。中美双方从2018年开始了多轮贸易谈判，今年5月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和极限施压陷入停滞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部分决策者还要一意孤行，扬言继续推进贸易战，例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讨论进一步对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产品征税的提案，公布高达3805种商品清单，商讨最终加征关税清单和具体实施日期。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和机构站出来反对。6月13日，超过600家美国公司及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并尽快解决经贸争端。而在6月17开始为期7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听证会的第一天，50位发言的美国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中47位反对其产品所在行业加税，赞成的仅有两位。多数发言者认为关税提高使得所在企业很难在全球其它市场找到供货商或者替代产品，会增加美国企业成本和消费者负担，降低美国产业竞争力，严重的情况会使企业濒临破产，危害美国经济与就业。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已经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也严重打击了未来经济的预期。如果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例如全球价值链断裂，全球范围内爆发大型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地缘政治不稳定，对中美本身也会有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些后果是由美国的决策者一手造成，美国行政当局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之，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实事求是、摒弃“遏制中国”的思维，则中美两国可以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实现互利共赢。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出尔反尔、极限施压，中国政府应该做到：第一，保持理性、克制和耐心，妥善引导民众情绪，避免低级陷阱，防止狭隘名族主义影响政策；第二，应占据道德制高点，本着对全球经济负责的态度继续推进新型全球化；第三，推出合情合理的反制措施，反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让美国政府意识到中美合则两利且有利世界、斗则两伤且殃及他国，从而促使美国的决策者回到谈判桌上，回归理性、维护多边秩序、继续推动全球化。
（五）中等收入群体：加有望15年内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凸显中国经济未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5年首次提出以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在需求侧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以有效促进供需两侧高度匹配，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在2017年已经超过4亿，要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我们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翻倍，通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和收入增加促进我国经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三条加快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适当放开放宽相应群体在一二线城市的落户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其中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是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定程度上取消对于他们的落户限制能够提升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意愿，也能保证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第二，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适当减少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的缴纳额。通过减少此类人口的个税和社保支出负担，有效促进其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对于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增加对于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在职教育，通过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促进其可支配收入提高。
第三，通过区域联动促进城市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三四线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通过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性发展规划，以一二线城市为龙头，拉动三四线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发挥三四线城市在资源和生活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分流一二线城市非核心功能，通过新型城市化建设和城市群产业规划增强三四线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三四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
有理由相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的过程也将会是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质增量、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的过程。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解决增长所需的内生动力等问题。
三、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在2019年上半年确实已经出现了增速下滑的压力，其主要原因并非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所带来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的下降，而是中国经济内部经济主体的信心不足。为此，我们认为应当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以提振信心、增强活力，这也是最有效且最直接地应对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以及遏制中国发展的寒流的措施。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特别建议针对那些当前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和英国等，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通过面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降低投资门槛，希望能够引进一批新的外资，同时也为我们的出口打开市场，以此来应对美国方面的压力，促使美国方面更愿意与中国进行经贸投资磋商，从而引领新一轮的开放热潮。
（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成员：李稻葵、厉克奥博、李冰、陆琳、郭美新、龙少波、冯明、石锦建、徐翔、伏霖、金星晔、吴舒钰、赵泓宇、王绪硕、胡思佳、陈大鹏、李雨纱、张驰、周彭、张鹤、郎昆、陈逸凡）